雅俗共赏的艺术_从柳永和周邦彦的词看宋词的雅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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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词与宋词之间的雅俗之

柳永词与宋词之间的雅俗之

柳永词与宋词之间的雅俗之刘阳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1183122摘要:严酷的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是令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被它所奴化的人们对于“白衣卿相”柳永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处世观铸就了他辛酸的一生。

且柳永处在词风变化的时期,故而人们多诟病其词之俗!实则雅俗乃是因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中华民族审美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不同看法罢了!关键词:封建思潮,程朱理学,转变期,俗,雅柳永,北宋词人,婉约派创始人。

原名三变,字景庄。

后改名永,字耆卿。

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宋仁宗景佑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由于为人放荡不羁、仕途坎坷,终身潦倒,连死时都是靠妓女捐钱安葬。

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人,词风纯真、大胆,善于铺叙白描,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多直语、市侩化,大量运用“俚词”,使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从而成为词史上的又一位伟人!世人皆言柳永的词俗,与其他的大词人如苏轼、辛弃疾等的雅逸豪放相比,实是俗不可耐!批判柳词中的风月艳词,多直语、市侩化,失去了作为文人的那种清高之气——或于自然之中怡情养性,或于朝廷之中忧国尽忠,或于社会之中助民生息……但我认为这些并非柳永之俗,造成柳永词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思潮方面,也有词的发展上的原因,这是那些自命清高、所谓文雅之士的俗!而柳永如此真性情、真爱恨的真男人却在那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程朱理学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锢下变成了为人所不齿一、封建思想文化的禁锢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必然要求保证自己的统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那些自由思想,代之以统治者自己制定的能够统一所有人的思维、为自己服务的充满压抑了人性及自然气息的思想文化,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宋朝时的“程朱理学”的出现及明朝时推广的“八股文”和清时令人发指的“文字狱”,这全都是作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压制社会思想进步、人性自由的手段!而这些却恰恰成了许多文人豪士悲凄之处,在那种已经完全被污染的社会中,那一丁点的文化思想上进步的闪耀光华只会招来更多人的嗤笑及打压,而柳永就是这些人中有名的代表!(一)封建儒家思想文化的压抑随着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文化成为社会思想上的正统,让人们遵从儒家文化上的“忠君”、“爱国”、“恪己守礼”来奴化人民,清洗个人的自由思想,维持自己封建王朝的统治。

柳永词与周邦彦词之比较-推荐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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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词与周邦彦词之比较中文学院0803班何龙萍(14080601920)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字耆卿,崇安人。

原名三变,字景庄。

后改名永,字耆卿。

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柳永是北宋婉约词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唐五代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他扩大了词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他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

他发展了词体,以旧腔改造或自制新调,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其词讲究章法结构,风格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

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周邦彦(1056年-1121年),中国北宋末期著名的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

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

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

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

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

格律谨严,语言典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

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

柳永和周邦彦,一个是北宋词史上划时代的大词人,一个是北宋诃坛的集大成者。

周邦彦较柳永晚出几十年,且中间又隔苏、辛等众多词家,然周邦彦和柳永的词作却包含着深刻的承传性,特别是在雅俗风格的取舍选择、慢词的铺叙手段方面,两人存在明显的继承、蜕变和发展关系,本文拟就此谈谈笔者的看法,以便深入具体地了解两位词作家的创作个性。

第一,题材内容:柳词丰富,周词单薄。

柳永、周邦彦的早年生活经历极为相似,都曾长期在歌妓舞女在打滚。

柳永生性狂放不羁,不拘小节,但仕途坎坷,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几乎浪荡漂泊了一辈子;周邦彦却仕途得意,几历官场风云。

这种生活际遇,反映在各自的词作中,艳情是相同的一面,而不同者居多,说得直白点,就是柳词在题材上有拓展性,而周词在题材内容上显得相对狭隘。

从柳永说起的宋词雅俗之辩

从柳永说起的宋词雅俗之辩

从柳永说起的宋词雅俗之辩词之雅俗,论争弥久,与其囿于文体之一种,不如将它放在文学整体中看,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文学之雅俗。

以中国文学之始观照,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源出,乐为谢神之工具,舞为惑神之容姿,诗恐怕也不过是些许祷文,今人多以为这些是俗之又俗,鄙之又鄙的神秘心理作祟的产物,但参照社会学成果我们发现,祷文多出自当时的巫筮之手,而巫筮之人在部落中的地位,多与部落首领职权相交或相同,用封建时期的概念,也可以称之为“贵族”,他们写作的祷文,一则用以敬神,不可能不庄重,二则自身身份显达,不可能类同俚语,于是,文学究其根本,是雅之又雅的“贵族产品”。

如今论及文学,倘还说是“贵族”专享,恐怕要遭人驳斥。

前后对照,不能不让人心生不解,文学的形态究竟该趋向于哪一种?笔者以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应从史学领域寻找。

笔者在葛兆光先生撰写的思想史中的得到了一些感悟。

葛先生在论述思想史写法的过程中,谈到了“道”与“终极依据”的问题,他引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观点,认为“每一个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它是这种文化所特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基本的象征,它提供出对于世界的理解,这种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这种象征的建立所决定。

”这段话给出的观点是前人对宇宙的理解方式,内化成“基石”,也就是“预设”,这种“预设”构成了后人解释问题的逻辑起点,但是,这些不言自明的起点,恰恰是最大的盲点。

基于此,从文学的大范围中退回到宋词,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宋词的源出问题,我们不断地吟诵着宋词,感受着千年前人们的世界,当我们回溯词的历史,却莫衷一是。

这一方面出于文物实证很少,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们现今的“预设”是个巨大的谎言。

笔者在上一次作业中提及了吉林大学教授木斋先生关于词发生方面的一些观点,木先生认为词的本初不在民间,而在贵族,更认为李白的几首词作是真实的,并且是词的源头就在李白处,认为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宫廷通过教坊流向民间的俗话过程,又经过文人再度加工成为诸如花间词的样式,而柳永无疑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一人就将词的形式、内容、语言革新得非常到位,木斋先生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俗词暗流一直存在着,与上层的雅词并行不悖,不能简单地将词的源头无端地挂在曲子词上,也要看到柳永其实只是在对民间的俗词进行整理而已。

柳永词之“雅”、“俗”考辩

柳永词之“雅”、“俗”考辩

柳永词之“雅”、“俗”考辩摘要:柳永是我国北宋时代专力写词的作家,他的词在不同时期的评价也不同,基本上可以说是从“俗”到“雅”,其实他的词本身也可分为“雅”、“俗”两方面。

文章就从不同时期关于柳永词的评价,以及柳永词本身所具有的“雅”、“俗”进行分析。

关键词:柳永词;“雅”、“俗”考辨一、引言在北宋时期,柳永是一位专力写词的作家。

由于他本人放荡不羁、藐视礼法,所以他的词也不被当时的封建社会以及正统文人所推崇,致使大量流失。

现在所流传的《乐章集》是后人所收集到的他的词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作品也多被人们认为是“淫俗”之作。

随着时间的变化,关于柳永词其实可以分为“雅”、“俗”两大类。

二、柳永词在不同时期的评价自柳永所生活的时代到现在,关于他的词评价的变化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宋元金、明清以及现代。

这三个阶段关于柳永词“雅”、“俗”的评价可以说发生了此消彼长微妙的变化,其大致的变化趋势是“俗——雅俗并存——以雅为主”[1]。

在宋元金时期,人们关于柳永词的评价爱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以李清照、严有翼等为代表的,认为其词“鄙俗”、“声态可憎”、“辞语尘下”等,这是关于柳永词的主流看法;第二类是以范镇和黄裳为代表的,认为其词“典雅文华”甚至可以和杜诗以及苏词相提并论,但是这只是很少一部分的看法;还有一类的观点处于以上两种态度之间,则其文人,但赞其在音律以及创调方面的成就,这种看法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南宋后期人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看法。

明清时期也都是以上第三种态度吗,而且比之前的评价稍微高一点。

到晚清时期,人们对柳永词的评价越来越高,陈锐曾说:“百年以来……言清空者喜白石,好浓艳者学梦窗,谐婉工致,则师公谨、叔夏。

独柳三变,无人能道其只字已……词源于诗,而流为曲;如柳三变,纯乎其为词矣乎。

”这一“纯乎其词”的观点也得到了郑文焯等人的赞同,所一说柳永词的地位一下得到了提升,和清真词的地位几乎相同,柳永也不再被认为是另类词人了。

浅谈宋词由俗至雅的转变

浅谈宋词由俗至雅的转变

浅谈宋词由俗至雅的转变宋词,乃我国宋代最具特色及代表性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我国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

宋词前与唐诗并称双绝,后与元曲争奇斗艳,无疑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丽闪耀的明珠。

犹如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晏殊,欧阳修等流芳千古的人物,无一不是宋词鼎盛的代表人物。

然则,无论宋词曾发展到何等高度,在那之前,总会有一段从有到无,从坏到好的变化过程。

在此,便谈一谈宋词如何完成由俗至雅的重大转变,乃至成为国家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文化瑰宝的存在。

一.宋词的起源到出现(一)词的起源词乃诗歌的一种,始于唐朝,定型于五代,兴盛与宋朝。

词又因是合乐的歌词,故还有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琴趣等多种别称。

词最初是起源于民间,是一种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适合寻常百姓的通俗艺术形式。

广泛地流传之后,文人依照乐谱上声律节拍而创作新词,称为“填词”或“依声”,有些类似于当今部分先有曲,后有词的歌曲创作形式。

(二)词的音乐性“音乐性则是诗词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其主要包含两点:音乐的节奏美和音乐的语音美。

诗词是脱离了音符用文字表达的音乐。

”①可以说,词的出现,传播,创作都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撇去最初词的创作是由乐谱填词不说,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朝时期西域各民族的音乐传入所致。

当时以胡乐为主产生的燕尔,整齐的五言,七言诗已无法适于。

这才出现了句子长短参差不起的格律诗,亦为“词”。

这样的转变使得诗词的形式更为的灵活多变,以歌曲所唱。

(三)宋词的出现就前文提到的燕尔,最初是由北周至隋时期的民间曲与西域胡乐相融合产生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于宴会娱乐之用,同时期便已形成配合燕尔的词地出现,二者早在隋代民间便已流传开来。

直到中唐时期,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才开始写词,正式将这一文学体式引入文坛。

随后到晚唐时期,文人所作的词已得到较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温庭筠等人所代表的“花间派”。

而后词不断成熟发展,进入人才辈出的宋代之后更是逐步呈现大观,名篇佳作层出不穷,蔚然成风。

从柳永_周邦彦_姜夔恋情词看宋词中女性形象之流变

从柳永_周邦彦_姜夔恋情词看宋词中女性形象之流变

[收稿日期]2011-04-12[作者简介]王梦(1989—),女,河南安阳人,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从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看宋词中女性形象之流变王梦(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00)[摘要]在宋词中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中女性形象的流变反映了宋词流变的趋势。

女性主体对象由“写实”、“唯美”到“抽象”,女性形象所寄托的情感由“单调”向“复调”、“个人化”向“时代化”转变,艺术手法呈现出描写的遗形取神,语言避俗求雅,叙事时空逐渐交错叠合,情感表达渐曲渐涩的变化。

女性形象的流变体现了宋词词体的演进过程,反映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关键词]宋词;女性形象;柳永;周邦彦;姜夔[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1)03-0083-04本文选取柳永、周邦彦、姜夔作为分析的对象。

在已有的宋词女性形象的研究中,柳永词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成果最多。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将柳永词的表现内容分为了四类,其中有三类都与女性形象有关,包括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的,表现被遗弃或失恋女子的痛苦心声的以及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愿望的。

[3](P34)以后的研究者也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分类标准。

透过柳词中展现的女性形象,研究者看到柳永对于下层女子最大限度的同情,宋代商业经济繁荣下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少有的人文关怀。

对于周邦彦和姜夔恋情词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较少。

周邦彦词的研究总体上重艺术轻内容,对其词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往往从审美价值的角度进行。

姜夔在创作的题材上主要为咏物和恋情两方面,后人对于姜夔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咏物词以及艺术技巧上。

探究女性形象的流变,一方面为周词和姜词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整体发展。

从宋词中女性形象的流变入手看宋词的发展,可以从表现主体、表现情感、表现手法三个层次考察。

一、主体对象的转变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中展现的女性主体对象经历了“写实”、“唯美”到“抽象”的转变。

论柳永词的雅与俗

论柳永词的雅与俗

论柳永词的雅与俗一、本文概述柳永,这位北宋时期的词坛巨匠,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他的词作,既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誉为雅俗共赏的典范。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柳永词的雅与俗两个层面,以期更全面地揭示其词作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我们将对柳永词的“雅”进行分析。

柳永的词作中,不乏对自然风景、人生哲理的细腻描绘和深刻思考。

他善于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使得词作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同时,他的词作语言优美,意象丰富,意境深远,展现了高度的艺术造诣。

这种高雅的艺术风格,使得柳永的词作在当时的文人墨客中广为流传,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将探讨柳永词的“俗”。

柳永的词作不仅高雅,而且通俗易懂,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他的词作中,有许多反映市民生活、描写爱情故事的篇章,这些篇章以平实自然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这种贴近生活的创作风格,使得柳永的词作在民间广为传唱,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永的词作既具有高雅的艺术风格,又充满了通俗的生活气息。

这种雅俗共赏的特点,使得他的词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柳永词的深入分析,揭示其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以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位词坛巨匠的卓越成就。

二、柳永词的雅柳永的词作,不仅以其独特的俗味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更以其深厚的雅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柳永的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柳永的词作语言华美,词藻丰富,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夸张等,以生动的描绘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构建出一个个美丽的艺术世界。

他的词作语言既典雅又优美,既有文人墨客的精致,又不失市井小民的生动,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使他的词作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深受读者喜爱。

柳永的词作情感真挚,意境深远。

他善于以词抒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生百态,表达出对人生、爱情、离别等主题的深刻思考。

柳永词语言的俗与雅提纲

柳永词语言的俗与雅提纲

天性风流,才性高妙——论柳永词的俗与雅姓名:夏杰引言:柳永,宋代著名词人,中国历史上专业写词第一人。

他将词由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上流社会的宠儿发展到市民阶层也可以接触到的新的文学娱乐,他所创作的词具有鲜明的特色。

有人说柳永的词艳俗至极,也有人说柳永的词“不减唐人高处”,有雅气。

那么对于富有争议的柳永词的俗与雅具体表现在哪呢?今天我们就结合柳永的词来具体分析。

正文:一.俗柳永大量创制通俗歌词,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他将自晚唐后属于上层社会由文人士大夫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创造出的产物通俗化,带向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

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叶梦得《避暑录话》“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原因有以下四点:(一)直白的语言,不留含蓄的表达,叙事详尽,抒情直白。

直观的表达以附和市民的心理。

(二)“艳冶”的话题,世俗的点点滴滴,符合市民的市民情调。

(三)大量采用市井方言俗语,语言俚俗浅近,易被市民接受。

(四)词的创作时运用大量色彩艳丽的词藻。

二.雅尽管有人谓柳永的词为“淫冶讴歌之曲”,但依旧有很多为柳词欢呼的声音。

柳永在创作词时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学素养,写出的作品自带一种儒雅的情愫,别有一番风味,值得人细细品味.联想和感悟。

这就是他的词带有一种“雅”的气质(一).注重把握对意境的营造,即景生情,融情入景。

在情景交融之中表达自己的无限情感。

(二).典雅通俗的语言风格,不仅受市民阶层喜爱,也令上层人士不得不赞叹其美妙。

(三).词作与音律配合的天衣无缝。

结论:柳永创作的词有俗有雅,那到底是俗过于雅还是雅过于俗抑或二者本没有分明界限而相互交融呢?纵观柳永词,其实并没有明显的雅词俗词之分,只是表现的内容表达的情感相异而已。

他的词风发生转变与他的人生际遇有密切联系。

六年的漫游江南,羁旅行役,使他的情绪明显不同于以前。

由原先的轻狂逐渐转为对穷途的悲哀,词风也由俗逐渐转变为雅,寻求到一个雅俗共赏的表达形式——通俗又不失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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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4期总第70期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ournalofFujianRadio&TVUniversityNo.4,2008General,No.70雅俗共赏的艺术———从柳永和周邦彦的词看宋词的雅与俗陈琦(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三明分校,福建三明,365000)摘要: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绚丽的彩霞,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享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唐诗,元曲,明清小说并重。

宋词又大致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柳永及周邦彦是婉约派中常常被同称并举的两位著名词人,两人在词的创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词品上也属于同一风格,对宋词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都是里程碑似的人物。

本文主要从他们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雅与俗的艺术特点进行讨论,探讨宋词的雅俗共赏。

关键词:宋词;柳永;周邦彦;婉约派;雅俗共赏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346(2008)03-0014-04词,是宋代重要的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宋词发展史上有许多人常常是被同时提及的,其中一对是柳永和周邦彦。

在北宋文学发展史上,他们每每被同称并举,这是由于这两位著名词人在词的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点,在词的品格上属于同一类型,且周词对柳词又有着直接继承发展的关系。

宋词大致分为两类:婉约派和豪放派,并以婉约为正。

其实宋词的分法多种不一,这种分法未必准确,也很粗略,是后人由于不同词人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而划分的。

但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柳永,周邦彦是婉约词派词人,并可作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婉约词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俗不伤雅雅不避俗之后,赋予了它一些内涵,而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就是词。

宋词是在唐五代文人词的基础上发展的,已成为文人手中成熟的创作形式,雅与俗两种艺术趣味的分流而又相互渗透,成为宋词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

自柳永开始在花间词的基础上扩大词的题材,表现与都市生活有关的内容,并将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引入词作,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认为柳永的词俗,并不加以重视,这样的观点未免偏颇。

柳永生活的北宋,当时进入了承平时期,京都汴梁繁盛至极。

同时由于市民阶级的扩大,也有多种多样文艺娱乐的需要,他们到处争唱新声、新腔、新调,而词适于言情,自上至下的普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全都雅好词章。

在这种文艺新风的陶冶下,柳永就禁不住以民间俚曲为基础,勇创新曲新词,逐渐成为蜚声词坛的新秀,深受乐工和歌伎们的欢迎。

柳永的词的确有俗的一面,这从当时的许多记载里都可以看到。

宋人多言柳永词近于俗:陈师道《后山诗话》:“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词,从产生之初就以其音乐性有别于诗,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与高雅文化对立的俗文化。

早在诗还很发达的唐朝,就有了词这种文学样式,有些著名诗人,也有许多优秀的词作流传。

起先,是一种曲子,用作宴乐之乐;后来,经过文人的加工填词收稿日期:2008-02-12作者简介:陈琦(1959-),女,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三明分校中专讲师。

142008年第4期陈琦:雅俗共赏的艺术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

”李清照《词论》“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

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徐度《却扫编》卷五谓柳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

”这类词作中,有的如《定风波》,的确俗,描绘一位歌伎被弃以后的懊悔心情,被晏殊讥刺,视为艳词的实证,但他用的却是同情的口吻,并无淫亵之话语。

所谓“从俗”、“尘下”、“鄙语”正好说明柳词语言符合市民阶层的口味。

《戚氏》中曾描述了他少年时和一些“狂朋怪侣”在汴京歌楼中朝欢暮宴,对酒流连的光景。

在这种环境中,他曾应乐工歌伎之请,写下了大量歌词,这些新词应是与婉媚风流的教坊词一类,是当时很受市民欢迎的“乐艺”的传布主要是汴京为中心。

可是,当时的达官贵戚,文人雅士,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对柳永创作所采取的态度是极端蔑视,谤辱交加,这与市民阶层对柳词的反映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

这里主要牵涉到统治阶级对“艳曲”的看法,可看出封建道德对文人思想的束缚。

但是,柳永的词并非一味浅俗,而是雅俗并陈。

他的一些名作,大都俗中有雅,不乏风致。

如《雨霖铃》,历来被视为其代表作。

其中“执手相看泪眼”等语,诚然市井浅语,近于秦楼楚馆之曲,但下片设想别后景况,“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二句,表明别后冷落凄清之感,写出一种典型的怀人境界,足以与诸名家的“雅词”相比,本词就可谓俗不伤雅,雅不避俗,显示出柳词的特色。

再如他的另一经典代表作《八声甘州》,其中“想佳人妆楼颙望”之语,可谓俗矣。

但“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在深秋萧瑟寥廓的景象中,表现久滞异地的游子之怀,连鄙薄柳永词的苏轼也不禁叹赏。

赵令畴《侯鲭录》卷七记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

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柳永的许多名作,在宋代不但“市井之人悦之”,而且实际上是雅俗共赏的,因此其传布既广且久。

刘克庄诗:“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

”并非夸说。

张耒《明道杂志》记韩维“每酒后好吟柳三变一曲。

”《挥麈后录》卷八,言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朱翌为之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醒。

”皆柳词中语,甚至佛门释子、道教真人,也爱好柳词。

《皇朝事实类苑》记“刑州开元寺僧法明,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

临终作偈曰:“早生醉里颠噘,醉里却有分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金全真道士王喆有《解佩令》词,自注:“爱看柳词,遂成。

”他们不仅从柳词中参禅悟道,柳词还远传至西夏,又传至金国,作词能流播如此久远,两宋词人中是并不多见的。

“明白而家常”很恰当地道出柳词的语言特色,通俗口语化。

其实他也善于融入前人诗句入词,如他的“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事”(《曲玉管》),“目极千里,闲倚危樯迥眺。

动几许、伤春怀抱”(《古倾杯》),“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即来自《楚辞》的《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和《九歌》“悲莫悲兮生别离”。

而“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则是来自南朝谢眺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又“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满朝欢》)是从唐代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诗中化出。

再如“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逦渐迷鸳瓦。

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望远行》),即整句用唐人郑谷《雪中偶题》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化诗入词,表情达意,烘托自己的艺术情境。

在这方面也可看出柳永词中的俗不伤雅,雅不避俗。

这种手法对后来词人影响很大,到周邦彦更是以善于融化唐人诗句著称于世。

二、承前启后,变俗为雅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受柳永影响很深。

《柯亭词论》:“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

特清15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总第70期)2008年8月25日真有时意较含蓄,辞较精工耳。

细绎《片玉集》,慢词学柳而脱去痕迹自成家数者,十居二三。

”周邦彦的一生正当北宋王朝盛极而衰,一步步走向了没落的时候。

周邦彦以少年学子,生活在当时“歌台舞席,竟赌新声”的汴京,加上他知音协律,很快就卷进上层社会诗酒交游,倚红偎翠的时潮中。

这时期,其词以软媚绮丽为风格特点的,在词法精严,声律规范化方面开创了两宋格律词派。

周词的题材和主题,没有太高的思想高度和社会深度,但经由柳永所开拓的词的表现疆域,他都有所涉及,有所发展。

周邦彦词妙解音律,工夫极深,而又典雅细致,融会自然。

词人不仅带着同情心写出了大量的反映歌伎悲欢生活的作品,也以多种艺术手法书写羁旅愁思,政治失意,述史咏怀,以及描绘城市繁华和优美的山川风物;也多用慢词,多采用铺叙写法,但柳永平直袒露,而周邦彦则曲折回环(从审美效果的角度上来说);周的手法少用白描,多用重笔勾勒(柳则恰恰相反)。

周词中作品虽间用俗语,但较之柳词,则更多地作了提炼净化,有出于俗而达于雅的特点,无粗率之病,主要是其善于融化唐宋诗的精华。

南宋的沈义父指出“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绝也。

”(《乐府指迷》)当时的民族危机,阶级矛盾已达到极点,但周词并无反映当时时代,民族危机,而是粉饰太平,说明其远离时代现实生活,他反映歌伎生活的作品,也和柳永作品中一样,往往带有轻薄狎玩的情调,暴露封建士大夫文人固有的阶级习性。

周邦彦词名晚起,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

陈师道论“今代词手”,晁补之《评本朝乐章》,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历评当代词人,对周皆无只字提及。

李清照《词论》谓词“别是一家”,知之者举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四人,其间亦无周。

北宋末之载籍,似乎未见有论述周词者。

其词受推崇是南宋开始的,而且愈往后影响愈大,评价愈高。

陈郁《藏话腴外编》:“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16学士,士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

”《乐府指迷》:“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

”周词遂被推到两宋一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晁公武《鹧鸪天》:“倚阑谁唱清真曲,人与梅花一样清。

”连能唱周词的也显得品格不凡。

实际上反映出了南宋词风的变化,是南宋后期崇尚雅正的风气下,周词派愈益流行的表现。

说到周邦彦的雅词,真是“举不胜举”。

因为他“富丽精工”向来以雅词见称。

首先,周词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

所谓“本色当行”要求维护词体传统的风格和作法,其一,是他知音,识曲;其二,前人一致称赞周作词善于融化唐诗,是其“本色当行”的又一重要方面(《词源》以善于炼字面,多从唐诗中来,“方为本色语”)。

其词多用唐人诗句,尤其是李长吉,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中晚唐诗人的清辞丽句。

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起拍“风老莺雏”二句就各有所本:一本于杜牧《赴京初入汴口胜景即事》诗中的“风蒲莺雏老”,一本于杜甫《游何军山林十首》之五中的“红绽雨肥梅”,但既经作者点化,则不仅比原句更见工巧奇崛,而且平添了画面的动感和景物的活力。

仅此二句,初夏光景已直逼眼前。

“午阴嘉树”句脱胎于刘禹锡《昼局池上亭独吟》中的“日午树阴正”,但改以“清圆”二字形容佳木蔚秀、繁阴如盖的景象,却较刘诗更为传神。

而“溅溅”出自《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黄芦苦竹”出自白居易《琵琶行》:“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莫思身外””出自杜甫《绝句漫兴九首》之四:“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再如其词《风流子》中“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化用了刘禹锡诗“秦嘉镜有前时结,韩寿香销故箧衣”。

《少年游》中“吴盐胜雪”化用李白《梁园吟》“吴盐如花皎如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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