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新政”再观察：昆明呈现“天翻地覆”变化
仇和在昆明推出系列新政引发公众热议(图)
2008年02月27日07:45 中国青年报仇和履新后在昆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资料图片）本报记者张文凌现场拨通值班电话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党政领导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情况。
尽管昆明不是第一个公布领导干部工作电话的城市，但是伴随着“仇和”这个备受瞩目和争议的名字，这个消息仍然成了媒体最热的话题之一。
仇和入滇不到70天，他在昆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被人们认为是“昆明新政的一缕阳光”。
仇和新政扑面而来2007年12月23日，仇和带着他的秘书“空降”昆明。
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仇和就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此前，虽然坊间传说仇和要到昆明履新，但人们仅仅把它当做一种“传说”。
当传说变成现实后，不少干部感到“没有准备”、“措手不及”；而让更多干部感到“措手不及”的，是仇和强势推出的系列新政。
2008年1月28日，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昆明电视台、昆明电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昆明市委全会的首次直播，把“小会场变成了大会场”，让昆明人感到“仇和新政”的扑面而来。
昆明圆通街的一位社区工作者说，她在社区工作10多年，还是第一次知道市委的会议怎么开、都讲些什么。
她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参政体验，第一时间里知道了市委全会的工作报告。
过去媒体上刊发的工作报告都是一些摘要，对一些工作的不足我们无从知晓。
直播减少了会议精神和会议内容传达上的信息流失。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仇和提出了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工作电话、移动电话、家庭电话“三通必有一通”，并要在媒体上公布所有市级领导及各部门领导的政务分工和联系电话，让市民随时可以与他们联系。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其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要在《昆明日报》、昆明电视台上公开亮相，要就进一步抓好软环境和机关效能建设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监督。
“仇旋风”主政下的“昆明时代”
“仇旋风”主政下的“昆明时代”2010-09-10 16:24内容提要：“昆明市委办公大楼的台阶共有二十多级，仇和几步就跨了上去。
”日前，有记者来到昆明市委机关大楼采访，一名年轻干部对记者说。
将近三年来，仇和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雷厉风行的强势姿态。
从江苏到云南，仇和从政的过程中，因其大胆的举措，他一直是社会的焦点人物。
“昆明市委办公大楼的台阶共有二十多级，仇和几步就跨了上去。
”日前，有记者来到昆明市委机关大楼采访，一名年轻干部对记者说。
将近三年来，仇和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雷厉风行的强势姿态。
从江苏到云南，仇和从政的过程中，因其大胆的举措，他一直是社会的焦点人物。
从2008年初到如今，昆明经历了“仇旋风”带来的每一次重大变革。
公布官员电话、大招商、城中村拆迁、修二环、治污减排、高密度绿化、拆防盗笼等等，在各种蜚短流长和质疑中，仇和个性的饱满与新昆明大都市的疾进并驾齐驱。
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2009年昆明的“政府性融资”较2008年增长了8倍。
“他或许就是避免昆明陷入经济倒退泥沼的惟一路径。
”一位深谙昆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当地官员表示，除了烟草、旅游，昆明似乎找不到其他支柱。
甚至在2007年前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中，昆明排名直落至第73位。
再过半年，仇和主政昆明就将满3年，而他个人也将满54岁。
记录昆明发生的一切，不在于个人的功过与是非，但就于公、于私，于政绩民生、于人生智慧，仇和似乎都应值得肯定。
脱胎换骨的3年2007年是昆明经济最为低靡的一年。
全市GDP竟比同处西部的成都市落后了将近2000亿元。
“当地干部的内心同样低靡，接近底线。
不如成都，不如南宁，甚至连几百公里以外的贵阳也有了差距。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云南省提出了“新工业化”的口号，仇和的到来以及之后他的全部改革措施都可以视为“新工业化”布局的一部分。
许多市民并没有亲眼见过仇和，但街头巷尾对他仍是热议不断。
“头发三七开，眼睛虚泡，走路急匆匆，步伐大、有力，说话时双手总是比比划划，看着很不一样。
仇和主政昆明两年观察
仇和主政昆明两年观察两年前，仇和带着“最富争议”的盛名主政昆明，两年后，依然争议不断。
从落后的苏北小城，到欠发达的西部重镇，仇和都在用他同样“无私无畏”的风格，强力改变着他所主政的城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昆明新政”里的仇和，不再是铁血激进的改革者，而更多的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主义者”。
“硬邦邦的仇和”“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刚到伊始，仇和在就职演说中的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便给昆明人带来不小的震动。
随后，仇和仅仅用了20天在全市各领域做调研。
20天后，“昆明新政”中最核心的内容出台。
旋风般的速度让昆明人开始见识到这位新书记的风格。
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以及工业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城中村改造等四大难题，仇和一次性成立了三个指挥部和一个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指挥部“政委”，同时破解这些难题。
仇和的施政重点并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同时推进的魄力却让昆明人不敢想象。
治市必先治官，这是仇和一贯的思路。
2008年2月，仇和首先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软环境整治活动。
从“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的“倒逼法”，到把所有领导干部逼上一线的“一线工作法”。
另外还有“白加黑”、“五加二”、“716”等，一度都是流行昆明政坛的关键词。
“白加黑”就是白天在一线现场工作，晚上再开会或者处理文件；“五加二”是一周工作五天，周末两天还要加班；七天每天16小时连轴转，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
仇和施加的巨大压力给温吞已久的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
昆明人形象的称为，“软绵绵的昆明来了硬邦邦的仇和”。
“管不住大盖帽，就要摘掉乌纱帽”，“掌不好印，就不要掌权”，“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
2008年3月，昆明制定了领导干部问责办法。
问责成为仇和治官最强有力的手段。
与此同时，仇和又强化纪委职能，将原来驻各单位的监察员全部调回市纪委，组成了一支空前庞大的督察队伍，对所有年初纳入计划目标的任务和重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仇和,昆明将永远记住你
仇和，昆明将永远记住你突然间，他离开了。
正如他，突然间到来。
也许，他的来去，本不突然。
只是，如我等草民自作猜想而已。
仇和，中国当今最具新闻效应的“明星官员”。
从起2011.12.3起，他卸任昆明市委书记，挥别昆明。
江苏宿迁，到云南昆明，最具个性的官员仇和，一直在改革中前行，一直受各界评议。
四年的时间，在昆明的城市史上，不过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
但刚刚过去的这四年（2007.12——2011.12），则是不同平凡的四年。
这四年，于昆明这座中国西南的高原之城，内地边陲之城，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这四年，注定要在昆明市志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四年前，仇和从江苏空降昆明。
下车伊始，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强力推行新政。
大力加强“软环境建设”，转变机关作风，提升行政效能。
曾经温吞慢节奏的昆明，突然间升温、加速——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
然而，人们固有的惯常思维，并不符合改革派官员仇和。
“三把火”，只是开始。
四年下来，拥有四季如春般温和气候的昆明，在“舵手”、“推手”仇和的驱动下，快马加鞭，如风跨越……四年的时光，不足1500天。
昆明的变化，几乎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几乎每个市民，都能切身感受到这个城市在发生变化。
在“仇和新政”下，机关作风大为改进，行政效能也大大提高。
市民办事，便捷多了；在“仇和新政”下，滇池的治理效果开始显现，水质有较大改善（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仇和新政”下，昆明绿地倍增、绿树倍增，让“春城”更加名符其实；在“仇和新政”下，二环快速系统，三年工期硬是一年内完成。
长疼不如短痛，“休克式”疗法造成的拥堵，曾让仇和为代表的政府压力空前。
但通畅后的昆明，冰释一切。
在“仇和新政”下，昆明在四年内，知名度不断提高，赢得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夺取了许多荣誉。
（尽管，少数荣誉成色不足）…………昆明，在过去四年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勿需赘述。
我想，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
仇和，给昆明带来的变化，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变，更有观念、精神深处的革命性的激荡和冲击。
仇和高调亮相昆明人问能治理好滇池吗
“很多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仇和说他将全心全意做昆明人民的公仆。”昆明一名新闻记者说，“所有这些都是伴随着他的到来而产生的，可见人们对仇和、对昆明的未来是充满了期待的。”
而在全国的各大互联网论坛上，关于仇和赴任昆明市委书记同样是一个热门话题，从中也许能够管窥昆明人对新书记仇和的关注与期待：
“人人有事干，人人有钱赚，社会就稳定了。你们要对上负责，对上负责就是对百姓负责。”仇和说
“仇和速度”已经在经济总量占云南省1/3的昆明体现。
两天之后，12月30日，仇和又率市级有关负责人先后来到昆明市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市政公用局、市煤气公司和市公交公司，看望节假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
有人认为仇和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社会形势的理性把握，“只重结果，不看过程”是他的办事风格。仇和始终认为：“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
2004年5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宿迁。在仇和当面汇报工作时，总书记听得很认真，也问得很细，但没有表态。“仇书记汇报时，胡总书记问到了公推公选等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情况。”此后媒体报道称，仇和理解胡总书记当时的话的含义是：“选一个人，是机制；选一套班子，就是制度了。”
“公道所以大胆，自己先苦所以敢让属下有压力！应该提拔这些在艰苦地区卓越成就、公正廉洁的官员，昆明的百姓可以等待验证。”
“破鼓须用重锤敲，昆明的贪官们该肝儿颤了！”
“尽管仇和身上有一些独裁的成分，但现在不铁腕根本无法打击贪腐，支持这样的有魄力的官员！”
“希望仇书记能给昆明带来惊人的变化！”
“上梁不正下梁歪，主梁不正倒下来。”2008年1月8日召开的昆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考核动员会上，仇和这样督促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树立良好作风。并且表态说，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同样属于腐败行为。
论仇和新政
论仇和新政针对现在社会上的舆论热点“仇和新政”，有的人说“仇和新政”是法西斯资本主义，并且仇和在执政过程中不重视民主，“仇和新政”扭曲了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但同时仇和也赢得了不少的掌声和支持，他们认为仇和是一个务实，作风果敢，敢作敢为，一心搞发展极具个性的领导。
他在昆明市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公布昆明市所有政党领导人员的联系方式，勒令在开会期间打瞌睡的副局长迅速辞职，让媒体直播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等等都将仇和的为官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他为昆明老百姓所做的一切则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他的心声：“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走完的全部路程。
仇和通过媒体直播了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的全过程。
一方面，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政府工作的全公开和全透明性，有效避免了政府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缺省和信息的不全面性；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市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政府官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及如何开展工作的全过程；再者，这种形式不仅对政府官员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用，并且，老百姓在充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后，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大大增强。
所以，无论从新政的改革内容还是从新政起到的效果来看，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乃至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而这只是仇和在昆明走出的第一步而已。
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仇和在一次进行改革。
他用报纸的四个整版公布了昆明市各政党领导人员的联系方式和分工情况（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
无疑，这又一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有相当多的市民拨通电话反映自己的问题，提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建议，市民纷纷有序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市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无疑又一次高涨。
如果说仇和公布政党领导人的联系方式，市民有事直接找领导，这样破坏了原有的公民参加政事的制度，难道说那些令愿搁着老百姓的问题不闻不问，放着问题不去解决也要“坚守制度”，“决不越雷池半步”的官员就是能臣干将？况且，仇和也没有做出什么违反法律的事，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老百姓，难道这都有错？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这样一个有个性的官员我们怎么忍心拒绝？如果说仇和公布政党领导人的联系方式，人们有事直接找领导，媒体直播政府会议全过程将“民主”一词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他所定位的领导人的形象及他对领导的要求则将“严谨“一词刻画得入木三分。
昆明纸贵”的日子 记者忆述对于“仇和新政”的报道
“昆明纸贵”的日子记者忆述对于“仇和新政”的报道手机看新闻央广网北京3月17日消息（记者郭静）2008年3月，我还在《新闻纵横》当记者。
那时每逢两会，都是纵横记者“储备弹药”的时间：因为纵横成了“两会专题”，我们比平时有了更充裕的采访时间，也有更多时间研究问题。
我们都被主任“轰”了下去，我和天思报了个选题：去昆明采访“仇和新政”。
仇和是三个月前即2007年12月23日从江苏“空降”昆明的，此前，他担任江苏省副省长。
这位新晋的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一到任，就和当年在宿迁一样，强势推出一系列新政，吸引了全国媒体的目光：现在在网上搜索，依然还能看到当时众多媒体的报道：《仇和履新重回“一把手”：主动向媒体要负面报道》、《仇和新政70天》、《仇和妙语录》……领导给我俩的任务是：观察。
能采访到仇和本人，无疑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但是，此前已在江苏沉寂几年的仇和，变得非常低调。
我们请云南站的同事帮我们联系市委，结果是婉拒。
仇书记的答复礼貌客气，倒也在情理之中：“刚到昆明，多干少说，谢谢媒体朋友关心！”。
走近“仇和新政”记者当时在昆明采访我和天思在昆明街头闲逛。
那天恰巧是3月3号，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当天用了2个整版公布了昆明市450名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协委员的联系电话——这已是昆明从2月16日以来半个月里第三次大规模公布领导干部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公众人物的联络方式了——好，就从这儿做起！我们开始采访。
走访了报社总编，抢购报纸的市民，被公布电话的干部……采访越深入，疑惑反而越多：公布电话是好，可谁能保证24小时接听？领导们要开各种各样的会，一旦电话被一个又一个转至秘书、其他工作人员甚至热线值班电话上，是不是违背了公布领导个人电话的初衷？公布干部电话看似是一种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手段，但本来完全应该直接找相关单位去反映问题的市民，动不动给上级打电话，上级再层层批转、层层落实，这是不是行政资源的浪费？公布领导电话，到底是为拉近干群关系、方便群众“做事”还是为树立某种政治形象“作秀”？那是我第一次到昆明，第一次领略到3月昆明的阴冷。
仇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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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新政”再观察:昆明呈现“天翻地覆”变化《中国新闻周刊》“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改造昆明的步履仍然急促。
继2009年5月初，昆明面向国内外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到昆明挂职任副县长的余响未了，5月20日，“2009昆明·北京投资洽谈会”上，仇和又收获了281亿的招商业绩。
与此同时，昆明市修桥架路、改造城市的推土机，正日夜兼程。
毋庸置疑，被仇和改造下的昆明，也正如被仇和改造过的宿迁一样，日新月异。
这种改造是地方谋求改革的突破，还是沿袭“强人政治”的硬干，我们不做评判。
但在既有框架内突破的官员，受到争议不可避免。
我们尚有足够的时间来检视“仇和新政”这一标本的现实意义。
这也是人们关注仇和、关注仇和改造下的昆明的理由。
仇和发动“昆明大跃进”强人仇和治下的昆明，正呈现出“天翻地覆”的变化本刊记者/周政华 (发自云南昆明)拥挤的马路、破旧的建筑、随处可见的城中村，刺激着中国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的神经，他决心要把昆明当作另一个宿迁来改造。
一年半之前，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中共宿迁市委书记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时，就发誓要缩小昆明与发达城市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
就地区生产总值而言，昆明是国内最为落后的省会城市之一。
此前，仇和在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任内，通过推行官员招商、卖学校、卖医院等充满争议的改革措施，促使这个苏北小城摘掉了江苏最穷地级市的帽子。
主政昆明之后，仇和也为这座西南边疆省会设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
在他看来，昆明不能躺在“春城”的美誉中睡大觉，她还应该同时成为国内最佳投资城市、全国卫生城和山水园林城市。
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得建立高标准的城市基础设施。
眼下，快、狠、猛的仇和式行政风格，正被仇和逐步移植到昆明城市建设中来。
“休克疗法”治堵对于困扰昆明多年的交通拥堵的顽疾，仇和采取了“休克疗法”。
2008年10月，昆明市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环路改扩建工程。
二环路贯通昆明市中心城区，承担了市区一半的车流量，是昆明最为拥挤的城市道路。
早在2004年，昆明市就曾计划用高架路将整个二环连为一体，但由于当时昆明市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不搞重复建设和面子工程”，建设二环路高架桥应“充分论证、因地制宜”，该计划曾一度搁浅。
如今，“全线高架”计划略做修改后，又被仇和重新拾起。
二环路原计划三年完工，但仇和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工期被缩减至一年。
新二环路，全长接近27公里，涉及改扩建17座立交桥，投资额超过80亿元。
除北环部分路段外，均为双向6车道的全线高架桥路。
由于二环路内11座立交桥同时施工，大量路段禁止车辆行驶，复行改单行，导致昆明交通的“咽喉要道”和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被切断，整个昆明市区内交通几近陷入瘫痪。
对于这种“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市民有赞有弹。
“碰到堵车时，就想把活儿扔了，直接回家休息。
”昆明出租车司机来小红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昆明市区到机场不到20公里的路程，经常要耗费1个多小时。
因为堵车，她的收入少了很多。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认为，集中工程解堵是好事，市民应该换位思考、共渡难关。
熊思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还认为，这是仇和昆明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环路的改扩建，只是仇和庞大修路计划的一部分。
仇和版的昆明，还计划从2009年开始，用3年时间、投入1000亿元修建城市道路，“提前8年”完成昆明2020年的路网规划。
但仓促上马导致了二环路存在一些设计上的先天不足。
比如，由于修建福海立交桥，投资367万元的严家地垃圾中转站，尚未使用就被直接拆除。
施工方的解释称，严家地垃圾中转站拆除是为“优化”立交桥，并称“福海立交改扩建效益远超垃圾站损失”。
为此，施工方还补偿了268万元给垃圾中转站的投资方西山区城管局。
福海立交桥的问题还不限于此。
该桥的设计方案经两度修改后，其中一段匝道桥建成后，距离附近公安小区的一幢居民楼的窗户距离只有2.8米，而另一段匝道桥距严家地统建楼也不到6米，对居住在这些楼房的居民生活构成严重影响。
施工方管理人员黄俊杰表示，施工单位和小区的居民已就此问题谈妥，高架桥建好后将会安置隔音屏障，并由相关环保部门进行评测，确保不对小区居民产生影响。
由于工期被严重压缩，施工中也出现了一些意外。
2008年12日9日，二环路东段的小庄立交桥下匝道桥，在拆除时发生坍塌，坍塌桥面超过100米，最终导致2人死亡、4人受伤。
这也是二环路改扩建工程截至目前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安全事故。
事后，昆明专家组现场勘查后认定，小庄立交桥拆除中发生坍塌的主要原因，是施工单位违反操作规程。
此前，小庄立交桥改造项目，已经经过昆明城投、新颐侨江投资公司和中国铁建的三次转包。
最后，昆明市政府认定工程监理方——昆明城投承担最终责任。
昆明城投是昆明市政府1997年5月正式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昆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要平台之一。
2007年11月，该公司曾发行15亿元的公司债，用于二环快速系统改扩建工程、昆洛路、广福路、东三环、宝象河、枧艚河整治、滇池西岸截污7个项目融资。
发生坍塌当夜，赶到事故现场的仇和说，“在城市大开发、大改造过程中，一些事故不可避免，但要把事故的概率降到最低。
”在此前的10月，小屯立交桥在拆除过程中，坠落的混凝土和破碎机的震动，导致距离立交桥30米外的小屯村一些村民的房屋开裂，村民多次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并惊动过民警。
云南城市规划建筑研究设计院院长芦忠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从已经完工部分项目来看，“短痛”过后，未必一定能避免“长痛”。
位于昆明繁华商业区的小西门立交桥，总投资6000万元，2008年8月竣工之后，仅稍微缓解了周边交通拥堵情况，并未起到根治作用。
该立交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立交桥，因桥上设有红绿灯、且形似龟背，又被市民戏称为龟背立交。
一些昆明市民甚至认为，龟背立交不过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空中摆设，不仅未能解堵，反而抹掉了被誉为“昆明的时代广场”的小西门核心商业区的繁华景象。
对于外界关于修路的种种批评，仇和在12月初一次大会上称，“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一些昆明官员私下则称仇和为“仇和老师”，暗示仇和在任何领域都是专家。
仇和认为，昆明交通拥堵和市内路网不够密集有关。
于是为增加市区道路密度，将市内50条私人住宅小区的道路，改为城市公共道路。
仇和没有想到的是，交通虽然稍微顺畅了些，但政府与市民的矛盾却被激化。
2008年2月，昆明市创意英国小区内长550米的泰晤士大道，成为昆明启动的第一条“私改公”道路，此后该小区居民称，此前政府并未就此事举行听证会，也有违《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并认为政府赔偿过低。
云南城市规划建筑研究设计院院长芦忠友建议，仇和在城市规划中应更多听取专家意见。
芦忠友认为，昆明治堵的关键在于科学规划，应杜绝官员的一言堂。
他认为，目前昆明市的规划从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在决策，而不是专家在决策。
专家往往附庸于官员的意见。
“仅凭一条二环线难以解决昆明拥堵。
” 芦忠友说，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昆明的交通也面临着道路修得再多也赶不上机动车的增长的矛盾。
昆明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有10平方米，而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100万辆，由于没有绕城缓冲系统，二环路自然成为昆明核心运输区域，进而形成“几把利剑，直插心脏”的格局。
重建城中村重建336个城中村，是仇和改造昆明的又一样板工程。
目前，昆明市主城区超过10%的土地为城中村所占据。
近三分之一的昆明居民居住在336个城中村中，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堪比香港中环地区和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
这种城中村高度繁荣的景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相当罕见。
仇和到任前，昆明市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从2006年开始就对城中村住宅“限高”和“拆违”。
但这并没有解决城中村乱搭乱建的问题。
2008年3月，仇和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从现在起，在滇池盆地29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冻结任何行政主体、行政部门审批宅基地，农村无序建设必须全部停止，土地证、房产证、产权证这“三证一律停发，谁发谁负责，谁发就追究谁”。
不久，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陆续出台了《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征地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基准价格》《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重建集体土地住宅拆迁货币补偿最低标准》等七项意见和办法。
一些市民对仇和敢于啃城中村这块硬骨头，表示赞赏。
“拆一次，富一截”，是仇和对城中村居民的承诺。
今年3月初他在视察城中村拆迁时说，要把“城中村”五年重建工程作为改善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民心工程”。
但是城中村居民对此意见不一，有的居民认为政府制定的拆迁赔偿标准过低。
“所有补偿的钱拿去买房子了，我们吃什么？我们是农民，没有了土地，房子被拆迁了，我们住哪里？如果自己盖房子，靠租金就可以养活自己。
”清水河村村民黄国安说，去年底，有关单位改扩建7204道路，清水河村有18户人家的房子在道路扩建中将被拆迁。
当时，拆迁房子每平方米补偿1100～2300元不等，村民觉得补偿得太少。
云南财经大学房地产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大研分析认为，城中村大多位于二环路内，地段优良，土地升值空间巨大。
2008年5月出台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补偿安置指导意见)规定，政府只对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补偿安置。
超出规定面积的部分则不予以补偿。
补偿安置指导意见还规定，城中村改造征地，按每亩25万元给予补偿。
但在今年6月1日，位于高新区新发村、编号为J2009-022的城中村土地，成为昆明市第一个上市挂牌交易的地块，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地块的最终成交价每亩平均接近240万元。
大部分位于市中心的城中村的土地交易价格则更高。
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底，在城中村相对集中的五华区，一块编号为KC2007-36、总面积33亩的地块，最后成交价格超过2685万，平均每亩接近900万。
此前，仇和表示，城中村重建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必须有90%的村民同意才能改造，坚持“村民自愿”的原则进行。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
对于拆迁过程中遇到的钉子户问题，昆明市则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拆迁模式，即通过法院认定城中村房屋系非法建筑，进而作出强制拆除裁定。
2008年，昆明市曾对主城区违法临时建筑展开大规模的强制拆除行动，积累了“丰富经验”。
今年5月25日，位于昆明五华区的一幢外形酷似美国白宫的城中村居民楼，由于房主张丽不同意政府仅支付500万的赔偿金，遭到政府强制拆除，引发全国关注。
张丽是当地唯一没有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钉子户。
张丽称，此前有人出价1000万购买，她没舍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