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公：近十年来梅尧臣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梅尧臣研究综述（本文发表于《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李正明（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摘要：21世纪以来，学界在20世纪梅尧臣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学术视野、扩大研究范围，研究角度、方法也更加多样。

众多学者纷纷从接受美学、文艺心理学、文化学等各个角度对梅尧臣的生平事迹、著作、思想、诗歌、辞赋、文艺思想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梅尧臣诗歌研究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志码：A梅尧臣是“宋初诗的开山祖师”，地位极为重要，历来受到治宋诗者的重视。

新世纪以来，学界从各个角度对梅尧臣的生平事迹、著作、思想等情况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生平研究关于梅尧臣的生平事迹，20世纪夏敬观的《梅宛陵集校注》、朱东润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与《梅尧臣传》均有所考订，但依然不够全面、完整，尚存许多空白。

新世纪以来仍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梅尧臣的生平事迹的考证。

李一飞《梅尧臣早期事迹考》[1]一文考得梅尧臣天圣九年三十岁前的事迹为：大中祥符六年十二岁前，居宣城故里读书；十二岁至二十五岁，从叔父梅询宦学于襄、鄂、苏州，陕西京兆府，怀、池州和广德军诸地；天圣五年二十六岁完婚，春，往会稽寻访先祖梅福遗迹，交游名士；此前后以荫入仕，历官太庙斋郎、桐城主簿，———————————————作者简介：李正明（1983—），笔名文创公，河南信阳人，当代作家、学者。

2007年毕业于南阳师范学院，获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学位。

201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学位。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创作与研究。

天圣九年初移河南，仍主簿。

天圣中尝举进士落第。

其《宛陵集》自天圣九年起存稿，此前之早期大量诗作，手自删弃，亦间可考辑。

李之亮《关于梅尧臣交游的几个问题》[2]则针对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一书中关于梅尧臣交游的7个具体问题进行了补充和订正。

二、思想研究由于梅诗较多地批判现实政治、反映了人民疾苦，所以历来多数学者均认为梅尧臣的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梅尧臣除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发掘出其中的佛家与道家思想成分。

陈利娟《梅尧臣与禅宗》[3]主要论述了梅尧臣结缘禅宗的表现形式及儒禅之辩。

该文认为梅尧臣与禅宗的关系表现在与禅僧交往唱和、游历寺院留下咏叹之作、部分诗篇表现了禅意三方面；梅尧臣的思想虽然受禅宗影响，但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禅宗只是他追慕风雅时尚的一种方式、失意困苦时平衡心态的一剂药方。

梁珍明《梅尧臣与佛教》[4]论述了佛教对梅尧臣思想及其创作的影响。

此文认为，梅尧臣接受佛教影响的明显表现在于他与禅师僧友的密切交往与酬唱中；梅诗的审美观照方式、平淡诗风、意象群的选择、“翻案诗”、通俗化倾向均受佛教影响；梅尧臣接受佛教影响既有社会根源也有主观原因。

这两篇文章从佛教角度研究梅诗，视角新颖，但论述不够深刻、深入，甚至有牵强之处。

三、诗歌研究（一）、接受研究用接受美学研究梅诗的文章较多，接受又包括“前接受”（前人对梅的影响）和“后接受”（梅对后人的影响）。

张明华、魏宏灿《论梅尧臣对陶渊明的接受》[5]一文对梅尧臣接受陶渊明的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属于“前接受”研究。

文章认为，梅尧臣接受陶渊明有三个层次——用典、模仿、借鉴，其中价值最大者在于通过学陶建立起自己的独特诗风。

此外，杨再喜《柳宗元诗歌传播接受的开创者梅尧臣》[6]探讨了梅尧臣对柳宗元诗歌接受局面的开创与突破——改变了对柳宗元的接受态度、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肯定了柳诗的艺术价值并加以效仿，并进而探讨了梅尧臣接受柳宗元诗歌的原因。

徐丹丽《论陆游效梅宛陵体初探》[7]探讨了陆游对梅尧臣及其诗的接受情况。

陆游对梅尧臣的赞誉，侧重于诗歌的创作理论；对他的学习，侧重于梅诗“覃思精微”的一面。

陆游对梅尧臣的品评和学习，是站在诗歌史的高度，不仅在字句之间，也在字句之外。

杨理论、骆晓倩《“先生诗律擅雄浑”——陆游接受梅尧臣的一个独特视角》[8]则着重探讨了陆游接受梅尧臣及其诗的原因。

该文认为陆游接受梅尧臣是由于二人身世经历的相似、诗歌创作的认同、诗学思想的相同所致。

陆游所论梅诗之“雄浑”，包含了广师前贤以复兴诗道、诗歌取材的阔大深广和诗歌艺术的手法多样、自成一家等三个方面的深刻含义。

陈文范《宋代梅尧臣接受研究》[9]着重从接受史的角度研究了梅尧臣在有宋一代的接受情况。

此文旨在梳理宋代关于梅尧臣接受情况的材料,对其在宋代的接受进行全面研究，进而考察梅诗对宋诗的开启与奠基作用，颇具意义。

这篇文章只是探讨了梅尧臣对宋代著名诗人的影响，并没有探讨梅尧臣的阐释史、效果史，也没有分析接受的深层原因，还只是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

杨慧《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谈梅尧臣诗论的读者意识》[10]一文认为，梅尧臣以唐代诗人的创作理论为基点，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诗歌的接受理论领域，在其诗论及诗歌创作实践中关注读者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意境说召唤读者；创新意识吸引读者；情真象实感染读者。

（二）、题材研究长期以来学者研究梅诗大都仅着眼于其中的两大类诗歌——民生诗、政治诗，对其他题材的诗歌则较少关注或熟视无睹。

而新世纪以来学者则不断拓展研究范围，较多地研究其他题材诗歌如咏物诗、纪游诗、悼亡诗等等，取得较大成就。

殷三《梅尧臣咏物诗研究》[11]一文以北宋诗人梅尧臣的咏物诗为主要观照对象，力求对其创作情况如创作分期、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作个大致的把握。

作者将梅尧臣咏物诗主要特征概括为题材上的生活化、人文化以及艺术上的散文化、议论化。

该文对梅尧臣咏物诗分期及特点的探讨较为具体、深入。

穆迪的《梅尧臣纪游诗研究》[12]专门研究了梅诗中的一种重要题材的诗歌—纪游诗。

本文主要研究了其纪游诗与当时社会的关系、不同时期纪游诗的特点纪游诗总的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该文选题较新、对纪游诗特点的论述深入透彻。

王祥《北宋交通与梅尧臣的纪行诗》一[13]文从交通的角度研究梅诗中的纪行诗，认为其纪行诗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状况、作者的仕宦心态，且数量巨大，这与当时交通的四通八达密不可分。

陶广学、卢瑞彬《梅氏悼亡诗的平淡邃美及其伦理文化意义》[14]一文认为，梅尧臣的悼亡诗受到了诸多选家的重视，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丧妻之痛、对亡妻的由衷赞美和绵绵思念；其选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于平凡中见真情。

通过此文对其悼亡诗的讨论，能深刻认识梅诗平淡而深邃的艺术特色，也有助于了解具有生活化倾向的宋代文化。

（三）、比较研究梅尧臣的诗歌风格既有平淡朴素的一面，又有古硬险怪的一面，因此其诗与前代诗人如陶渊明、韦应物、孟郊等，与同代后代诗人如苏舜钦、欧阳修、陈师道等人诗歌均具有较多可比之处，研究空间较大。

代亮《孟郊、梅尧臣穷苦之吟异同论》[15]对孟、梅二人表现穷愁的诗歌的异同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该文认为孟郊、梅尧臣诗中的穷苦之吟主要包括仕途的失意和政治理想未能实现的苦恼以及生活的饥寒贫苦等方面的内容，其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坚守儒家的道德人格；不同之处则表现在艺术风貌、情感基调及由此反映出的人生态度上。

顾友泽《论宋代文学史上“苏梅”并称》[16]一文别出心裁地探讨了“苏梅”并称的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

该文认为，北宋初期诗坛上“苏梅”并称并非因二人诗风相同，实是欧阳修出于矫正当时诗坛风气而对二人的谕扬。

而并称中苏先梅后，则是欧阳修对苏诗风格的偏爱以及苏舜钦当时影响高过梅尧臣之故。

至于后世时有“梅苏”并称，则多暗示评价二人艺术成就之意。

该文对“苏梅”并称现象的论述颇有新意。

（四）、风格研究关于梅尧臣的诗歌风格，自古以来学者大都以“平淡”二字概括，似乎已成定论。

但也有部分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如朱东润在《梅尧臣传》中指出梅诗不是平淡而是苦硬、热烈、恢诡；唐春生在《梅诗师韩之奇险论》[17]中则认为梅诗的风格是“奇险”。

21世纪以来仍有部分学者认为以“平淡”二字概括梅诗风格并不妥当。

王淮喜《梅尧臣诗风“平淡”之辨正》[18]分析了历代诗论家以“平淡”论梅诗的缘由，进而认为以“平淡”论梅诗实属不当。

作者认为梅诗前后期风格不同，平淡非后期诗歌风格；梅所论“平淡”乃誉人之语，非自己的美学追求；以“平淡”论梅诗风格含义过于宽泛不够准确贴切；学者所论梅诗“平淡”乃针对“太学体”险怪和“西昆体”的浮靡而言的。

其实，梅尧臣诗歌风格具有多样性、阶段性，笼统以“平淡”二字概括其风格确有不当之处，许多研究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施霞《梅尧臣诗歌研究》[19]主要研究了梅尧臣诗风中常为人所忽视的雄浑之风，颇有新意。

该文试图从陆游的视角来讨论梅尧臣的诗风，考察梅尧臣所处之时代崇“格”的时代心理对其诗风的影响，以及他的诗作如何体现这一雄浑之风。

马茂军《庆历党议与梅尧臣诗风的嬗变》[20]则从政治党争角度研究梅尧臣诗风的嬗变，颇有新意。

此文认为梅尧臣的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党议前为清丽俊逸期；庆历党议中为激愤期；党议后即梅诗的晚期风格为枯淡期。

梅尧臣诗风的嬗变与庆历党议有着极为深厚的内在联系，枯淡是梅尧臣诗歌的成熟风格。

邱志诚、冯鼎《梅尧臣诗中的审丑意识—兼论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21]则注意到梅诗还具有“韩孟诗派”奇崛险怪的美学特征。

该文探讨了梅诗审丑意识的表现形式(表现习见事物喜用古枯瘦等修饰语、表现丑陋怪诞的事物)、形成原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身世性格等因素）和对宋诗“力避陈熟”“以俗为雅”风格创立的重要影响。

本文视角新颖、论述深刻，是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

四、梅尧臣辞赋研究历来梅尧臣的研究者大都只研究他的诗，基本从不关注他的其他文体如词、赋、文。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到梅尧臣的其他文体，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刘培《覃思精微，深远闲淡——论梅尧臣的辞赋创作》[22]独辟蹊径专门研究了梅尧臣的辞赋创作情况。

作者认为，在北宋赋坛，梅尧臣较早把经世致用的思想引入辞赋创作领域，并积极探索宋赋新貌。

从内容上来看，梅赋多针砭时弊批判现实腐败政治、表现穷愁之叹、借咏物以阐释人生哲理。

从艺术表现方面来看，梅赋重视传神写照、内蕴丰富深邃、语言具有散体文风。

总之，21世纪以来梅诗研究在“平淡”诗风、题材的开拓、诗歌理论、接受情况等方面业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梅尧臣研究远远没有尽善尽美，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对梅诗的研究，仍着眼于材料的梳理和文本的分析，理论深度不够；对梅尧臣艺术风格的研究，数量虽多，但陈陈相因，难出新意，且探讨仍尚浅；在体裁方面，梅尧臣的词、辞赋、文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比较方面，梅尧臣与陶渊明、韦应物、欧阳修、陈师道等人比较目前尚少人问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