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的影响
浅析我国“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我国“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批新兴的阶层开始涌现出来，如企业家、高科技人才、专业经理人、媒体人士等，他们被称作“新阶层”。
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群体，他们的积极参与政治体系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新阶层的政治参与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
问题一：政治参与渠道限制实际上，大多数新阶层并未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和代表机构，他们的政治参与主要通过高层次的咨询、建言、投诉和参与公众事务来实现。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限制，新阶层参与政治的渠道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们需要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与政府和官员进行联系和沟通。
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容易造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可能引发腐败风险。
对策一：拓展参与渠道政府应该加快构建新型的政治制度，积极探索新阶层参与政治的多种方式，如对新阶层成立的专业性组织和代表性机构给予扶持和支持，重视新媒体、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工具的利用，提高新阶层的议政行政参与的渠道和有效性。
问题二：政治文化疏离由于新阶层人群的特殊身份和阶层地位，他们的政治参与往往会受到其他群体的反感和排斥，存在一些政治文化的疏离现象，难以深入社会基层或接触一般民众。
由此，他们难以跟普通民众建立联系并了解其意愿。
同时，新阶层自身的文化属性也对其与其他群体形成文化间隔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对策二：促进文化互动和融合政府应该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加强文化教育和宣传，弘扬全民共同建设美好社会的主旋律，增强新阶层人士与其他群体的政治互动，深度了解民意，推动政策在民生中的更严谨有效。
问题三：政治责任缺失新阶层作为社会最活跃、最有潜力、创新性最强的群体之一，他们在政治界面整体参与度相对较低。
除了工作和生活之外，大多数新阶层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国家、社会的关键性作用，缺乏对政治文明、法治政府等概念的熟悉和深入理解，缺少对于政治与个人利益关系的认识和反思。
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在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有时会对政治权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阶层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塑造了政治局势，决定了权力的分配和运用方式。
本文将探讨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并分析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
首先，社会阶层决定了人们对权力的争夺和运用方式。
底层阶层通常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资源和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往往无法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
相比之下，富裕和有权势的上层社会阶层更容易影响政府的决策，以满足自身的利益。
因此，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会导致权力的不均衡分配。
其次，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影响涉及到组织力量和利益团体。
上层社会阶层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资本，因此他们更容易形成组织力量，建立利益团体，通过捐款和游说等方式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
这些利益团体可以在政治边缘化其他社会阶层，对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优惠政策。
此外，社会阶层的教育水平和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对政治权力的理解和运用。
上层社会阶层通常接受更好的教育，对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并对政治决策提出见解和建议。
相比之下，底层社会阶层可能因为教育和信息的限制而缺乏政治参与和表达的能力。
与此同时，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影响还涉及到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和信仰会塑造对政治权力的态度和行为。
上层社会阶层可能更关注个体自由和市场经济，他们倾向于支持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而底层社会阶层可能更关注社会公平和福利，他们倾向于支持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
最后，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也与社会动员和抗议活动有关。
当底层社会阶层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可能会组织起来，进行示威、罢工和抗议活动，以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和权益。
这种社会动员和抗议活动有时会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现状。
综上所述，社会阶层在政治权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不仅涉及到权力的分配和运作，还包括组织力量、利益团体、教育水平、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动员和抗议等方面的影响。
浅析我国“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我国“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新阶层”是指社会经济发展中新形成的一批群体，主要包括高科技产业、金融行业、服务业、知识技术人员等。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对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影响也日益显现。
“新阶层”在政治参与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浅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国“新阶层”在实际政治参与中存在参与意愿不强的问题。
由于长期处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前沿，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关注相对较少，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个人事业发展和经济利益上。
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政治参与上的消极态度和低参与意愿，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缺乏对国家和社会全局的责任感。
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和激发“新阶层”对政治参与的兴趣和意愿，增强他们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政府还应主动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环境，为他们提供参与渠道和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我国“新阶层”在政治参与中还存在参与方式单一的问题。
由于多数“新阶层”成员受到传统参与方式的制约，政治参与主要局限在一些比较传统的方式上，如参加会议、写信件等，而缺乏更加多元和创新的参与方式。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开拓和推动多样化的政治参与方式。
可以通过建立在线政治参与平台或者开展一些针对性活动，鼓励“新阶层”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和决策，例如组织专题座谈会、征求意见等。
对于那些在企业、社会组织等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阶层”人士，还可以邀请他们参与政策咨询和决策，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我国“新阶层”在政治参与中还存在资源不对等的问题。
由于“新阶层”普遍具有优秀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他们在政治参与中的资源优势比较明显，而相对缺乏其他群体的代表性和包容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可以推动“新阶层”代表参与政治决策的广泛化和多样化。
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聘任和邀请“新阶层”代表参与政策咨询和决策，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国当代社会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其特点和问题也各不相同。
以下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的简要分析：城市中产阶层：这一阶层在中国的城市中日益壮大，通常包括高级白领、中高层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他们通常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相对高的收入。
这一阶层的生活水平较高，享受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
他们可能面临的挑战包括工作压力、高房价、教育成本等问题。
城市中产阶层是中国当代社会中一个备受瞩目的社会群体，其特点和影响力日益显著。
这个阶层的崛起反映了中国长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变革。
城市中产阶层，通常被定义为在城市中拥有相对高收入、高学历、较稳定职业的人群。
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源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这一政策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私人企业和外资进入中国创造了机会。
许多城市中产阶层成员是创业者、企业家，他们通过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获得了成功。
同时，改革开放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这有助于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白领人才。
其次，城市中产阶层的兴起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中国城市不断扩张，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为中产阶层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他们通常能够享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的便捷，包括高品质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
这一阶层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他们可以购买房产、汽车、国际旅行等，这些在过去是奢侈品。
第三，城市中产阶层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贡献巨大，还在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方面积极参与。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和富豪成立了慈善基金会，支持教育、环保、贫困帮扶等领域的项目。
他们的社会参与度有助于缓解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然而，城市中产阶层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议。
一方面，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引发了贫富差距扩大的担忧。
社会不平等问题逐渐凸显，这引发了一些社会不满情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阶层变化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阶层变化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阶层变化对我国农村政治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农民阶层变化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农村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拓宽了农村政治发展的渠道，为农村的政治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使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增强。
同时，中国农民阶层变化对农村政治发展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不仅扩大了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均衡，而且加大了农村政治资源整合的困难。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民阶层；农村政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这一社会结构变化中，中国农民阶层的变化比较大，它的变化对我国整个社会的演化与发展都产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农民阶层变化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1.农民阶层变化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农村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政治参与的意愿成正比，农民经济条件提高后，他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也会越强烈，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是建立在先进的物质条件之上的。
首先，阶层分化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的自主耕种权，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的调动起来，除了用于生产的时间之外，他们逐渐往其他行业发展，逐步形成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等阶层，农民的这些内部分化就是建立在农民重新分工的基础上的，分工明确后大家就会拿出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行彼此比较，那么不同的分工其经济收入也不一样，因此比较的结果就会产生新的利益，通常被称为比较利益，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扩大农村经济发展的空间，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农民发家致富的才能，进而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
其次，阶层分化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分布趋向合理化。
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农民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工业、企业、运输业等，他们的逐渐分化使农村的人员分布更加合理化。
[PDF]新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PDF]新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https://img.taocdn.com/s3/m/66c6c33fbc64783e0912a21614791711cc79792b.png)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 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 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 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 下去。”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发展影响的研 究，指明了方向。社会阶层分化作为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化进程的 必然产物，其存在和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社会阶层分化不仅使中国社会 结构从刚性向弹性转化，使中国社会从封闭、僵化状态向更加流动、更加开放的 社会发展，也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更具有活力。与此同时，经济和 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也给新世纪的政治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阶层分化过程实 质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这～过程必然导致某些阶层利益的损 失，同时在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中各阶层之间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所 有这些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政治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政治发 展来说，合理有序的社会阶层分化，能使政治发展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并不断 获得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秩序条件。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币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Ｉ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ｏ
社会阶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社会阶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近年来，社会阶层和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是公众热议的话题。
社会阶层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的分布情况，而政治意识形态则是指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的理解和态度。
社会阶层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作用。
首先，社会阶层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阶层决定了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点和立场。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拥有不同的经济、文化和教育背景，所以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点和态度也有所不同。
比如，社会上的贫困阶层通常更关注社会公平和经济福利政策，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而富裕中产阶层则更注重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他们更倾向于支持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因此，社会阶层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演变。
其次，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阶层的组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和参与程度，还会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机会分配造成深远影响。
例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与推行会促使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更为关注和重视，富裕阶层可能会面临更高的税负和社会责任，从而使社会阶层的分配方式发生变化。
反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会更加鼓励经济竞争和个人追求利益，可能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平等，从而使社会阶层发展的路径发生变化。
此外，社会阶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教育来展现。
社会阶层的不同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能力，比如中产阶层通常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并能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策制定和决策。
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则可以影响人们对阶层之间的认同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推动社会阶层变革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然而，社会阶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动，而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支持度也会有所改变。
浅析我国“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我国“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他们被称为“新阶层”。
这一群体包括了民营企业家、知识分子、高科技人才等，他们在我国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随着他们的发展壮大，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日益凸显。
本文将就我国“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浅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们来分析“新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政治参与权利一直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由于“新阶层”对政治参与的渴望以及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在政治参与上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由于“新阶层”成员普遍来自于商业、科技等领域，他们缺乏政治参与的经验和知识，对政治制度、政府机构等方面的了解相对较少，导致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不足。
由于“新阶层”成员在社会地位上相对较高，他们在政治参与中可能会遇到权贵集团的排挤和打压，使得他们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由于“新阶层”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为特殊，他们的政治诉求与传统劳动者、农民等群体存在差异，这也给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来了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当提出相应的对策。
政府应该通过举办各类政治参与与公民意识教育活动，加强“新阶层”成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培养。
政府部门应该建立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参与机制，保障“新阶层”成员在政治上的合法权益，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与渠道和机会。
政府还应该加强对“新阶层”成员政治诉求的研究和倾听，引导他们更加理性地参与政治，并努力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共同推动社会发展。
除了政府应该采取的对策外，我们也需要“新阶层”成员自身的努力。
他们应该增强自己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政治素养，主动了解国家政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
他们应该加强自身的组织与凝聚力，形成自己的团结合作网络，为争取政治权益做好准备。
他们还应该注重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对话与交流，努力争取更多社会支持，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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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的影响演讲主题：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的影响班级：1302071主讲人：侯世豪PPT制作：宫松涛陈牧遥观点拟合：张金松闵健数据收集：黄炎帝贺雄一、主题简介：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引起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显著变动,阶级阶层分化和群体化、社会流动加快、各阶级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不断加深的趋势日益凸显。
这种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特别是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发展,既表现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基本面,又对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党在执政基础问题上面临着新的挑战。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时期,伴随非公有制经济的新兴社会阶层也进入到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新兴社会阶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被团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
新兴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产物,他们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繁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发挥看重要作用。
二、新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是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这一群体的范围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六类人群。
他们在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党的第十六届代表大会把他们定位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该阶层聚集了中国大部分高收入者，并且职业和身份具有较大不稳定性，但是对政治诉求逐步增强；新社会阶层在当下中国正在崛起并且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主要包括六个阶层：(1)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所谓民营科技企业，泛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按照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创办和经营，主要从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和成果转化的经济组织。
它们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拥有数量不一的企业股权，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2)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境外投资的企业。
在外资企业就职的中方管理技术人员通常年纪轻、学历高，许多人还有过在国外留学、就业的经历。
他们比较熟悉国外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式，一般在外企的一些部门担任骨干。
(3)个体户。
个体户即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资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注册资金3435.79亿元。
(4)私营企业主。
私营企业指企业财产归私人所有、雇工人数较多的营利性经济组织。
私营企业主正日益成为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一个社会阶层。
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注册资本总额为18212.24亿元。
其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2.31万户，亿元以上的有383户。
(5)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
中介组织泛指介于企业、个人之间，并为其服务、沟通、协调以及对其监督的社会组织。
它主要由三类组成:行业性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研究会;公证性中介组织，如律师、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务所以及证券、仲裁等中介组织;服务性中介组织，如提供就业、广告、公关、房地产等服务的组织。
这些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多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比较高。
(6)自由职业人员。
主要是指那些不固定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或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
主要包括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等。
新的社会阶层，尽管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社会职业上有所区别，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都不属于过去人们常说的"公家人"。
然而，倘若追根溯源的话，这些阶层中的许多人原先实际上也是"公家人"，诸如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职工，党政机关干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等。
特征：1．新社会阶层都是高风险、高收入群体。
新阶层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自主择业，自担风险。
风险是对未来状态把握的某种不确定性。
如果对未来能够完全预知，就没有风险；如果基本上能预知，就是低风险；如果很难预测和控制，就是高风险。
新阶层承担了破产、失业的风险，没有与单位相联系的福利，理应并且确实也获得了高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lO个省市抽取的12000户高收入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城市高收人群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人均月收入15000元以上；职业股民的人均月收入是8500元左右，位列第二；社会中介服务人员的人均月收入为8096元，位列第三。
收入前10名中的另外七种职业是导游、股份制企业负责人、三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IT行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工艺美术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等⋯。
2．新社会阶层成员拥有的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分配正逐渐趋于一致。
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高低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高学历者将拥有更多财富。
据抽样调查显示，上海社会新阶层中，大学本科占37．1％，位居首位，其次是中专、高职占28．5％，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分别只占8．8％、14．6％和1．9％。
但进一步分析显示，律师和外商企业驻沪机构首席代表的文化程度最高，大学本科以上的分别为72．5％和60．5％，位居第一、二位。
经济人和私营企业主文化程度较低，大学本科分别只占21．8％和17．0％，而普通高中和中专的却分别达到33．4％和31．6％，位居第一、二位心]。
私营企业主文化素质较低与最先进入市场的是传统体制中处于较低或边缘地位的人有关，据有关专家调查．1998年以前开业的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文盲和小学占14．7％，初中占37．1％，高中和中专占38．8％，大学及以上占9．5％[3】。
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纷纷“下海”，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素质正在逐步提高。
私营企业主阶层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其社会地位。
目前，在人们眼中他们不再是一群为富不仁、投机取巧的暴发户形象，相当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精明能干、勤奋上进的创业者。
3．新社会阶层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可变性。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社会成员从原来的阶层中游离出来，形成了新社会阶层。
流动不仅使人们完成向新社会阶层转变的过程，也成为新社会阶层固有的基本品格。
这种流动基本遵循着由经济落后地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农村向城市流动、低层向高层流动的规律。
而可变性则呈现出全方位变化的特点，这些变化主要有：阶层内部的体制内循环(如职务的升迁等)；各新阶层之间的身份置换(如受聘于人变为自办企业等)；回归原所属的社会阶层(如回乡务农、下海上岸等)。
由于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和人们择业观念的转变，许多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
这些流动性和可变性是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适应的。
4．新阶层成员的自主自立、风险意识、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给社会成员树立了榜样。
新阶层成员脱胎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有许多是下岗工人，他们摒弃依赖心理，不怨天尤人，不自怨自艾，走向市场，自我创新，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走出一条艰辛的成才创业之路。
一个人只有自己先站起来，别人再帮一把，不断努力，才能成功。
新阶层成员的成功告诉我们，尽管我国现在还存在一些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一个人只要通过后天努力奋斗，只要有能力，就有改变其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就能达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就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3．新社会阶层来源广泛，结构具有多层性，同质性低，总而言之，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政治生态“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命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在出席中央党校2015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并讲话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少数”,要坚持以身作则、当好表率,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家园,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以模范行为引领党风政风。
云山同志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当在思想上、作风上、精神上进一步强起来,认真履行党员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实现政治生态“山清水秀”贡献力量。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
三、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的影响之利1、新阶层的出现，使我国基本认同民主多样合理的发展态势，有利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从而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民主国家的有利条件。
大部分新阶层脱胎于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人生成长和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饱受行政效率低下、行政干涉过多、官僚专权独断，尤其是双轨制下不透明的“黑箱操作”之苦。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是一种内在的无声诉求。
而正是新阶层把这种无声的诉求转变成现实的强大声音。
2、有助于推进中国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没有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市场经济是难以正常运作的。
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获得成功的新阶层人士，深知此理。
不可否认，新阶层中有一部分人是钻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空子发财致富，甚至成为暴富阶层，但是，大部分勤劳守法的新阶层在市场经济日渐深入的进程中，却感到法治滞后对其事业的严重影响。
地方保护、行政垄断、政府权力膨胀所致的行政非法干预、行政官员操纵下的“黑箱操作”、司法腐败、民族信用体系危机、制假贩假的泛滥、中介服务组织的行业败坏等等因法律约束力不到位所生成的丑恶现象，使大部分新兴阶层身受其害。
新兴阶层在政治身份上基本属于“体制外”人士，对中国法制的关键——依法行政要求极为强烈，非常欢迎政务公开，增加经济决策透明度，行政法治化。
中国法制建设近年来取得的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兴阶层的呼声。
随着新兴阶层整体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对中国法制建设将会发3、新兴阶层整体上说素质较高，他们虽大多在“体制外”，但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