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咏怀诗》未标明姓氏注文的归属问题

《文选·咏怀诗》未标明姓氏注文的归属问题·139·李善注《文选》，多有保存旧注者，卷二三所收阮籍《咏怀诗十七首》，李善保存有“颜延年沈约等注”。

《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载钱志熙先生《论〈文选·咏怀〉十七首注与阮诗解释的历史演变》一文，讨论了颜、沈、李三家注，拜读后，多有启发，但于钱文所云《咏怀诗》中“未标明注者姓名的注文，都是李善之注”的说法，不敢苟同。

此论不仅仅是《咏怀诗》无名注的归属问题，而且涉及李善注有关旧注体例规范的认识，值得一探究竟。

如何处理旧注，李注体例有明确的规定，首见于李善注《文选》卷二《西京赋》“薛综注”下：“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

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

他皆类此。

”（此用单李善注尤延之本《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以下版本无特别标明者，悉同）此体例，钱文亦见引，但钱文理解为“未标明注者姓名的注文，都是李善之注”，不仅《西京赋》注如此，“当然也适用于《咏怀》注”，这就与传统的理解大相径庭。

传统的理解是：李善于“旧注是者”保留之，只在“篇首题其姓名”，而于具体选文下，不再罗列姓氏；若有异说，包括纠缪、申补，再加“善曰”（用“臣善”，是当初进呈语），以区别于旧注。

故而凡不标姓氏注文，即为旧（薛）注。

今验之于《西京赋》注，大率如此。

该赋开头四句注文，开宗明义，完整明白，堪为典型示范。

第三句“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注：“言公子雅性好博知古事，故学于旧史。

旧史，太史掌图典者也。

”尤本此注无标姓氏，然必是薛注。

何以见得？比较《文选·咏怀诗》未标明姓氏注文的归属问题范志新存疑。

因为只有在这两部史书中同时记录的应该是可靠的，如元和二年（85）五月章帝关于瑞应的诏书同时记载在《后汉书》和《两汉纪》中。

退一步说，假如班固确实在永平十一年出现“白雉祥瑞”之后酝酿做成《两都赋》也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并没有否定刘跃进先生的结论。

另外关于瑞应之事，我们还需要补充的是：汉明帝的永平十七年也出现了瑞应，当时班固作了《神雀颂》，贾逵作了《神雀颂》和《永平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上，第92—93页）。

《论衡》卷二○《佚文》：“孝明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

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石，孝明览焉。

”考虑到十七年朝廷忙于对外开战，所以这里的瑞应不会成为班固作赋的理由。

班固在元和二年作成赋后马上献给朝廷（也有可能永平十二年作成后到元和二年才献上），因为这时具备献赋的条件。

汉代赋家献赋的时机应把握好，在国家灾难或者重要侯王薨时献奏恐怕效果适得其反。

元和二年是班固献赋的好时机，除此之外，《两都赋》也是班固和众学者特别是傅毅竞赛才艺的结果。

东汉光武到章帝之世，迁都之论广受关注，建武二十五年（49），杜笃作《论都赋》，主张西迁长安，此后傅毅作《反都赋》和《洛都赋》，王景作《金人论》。

班固这时写好并献上《两都赋》是和傅毅有密切关系的。

曹丕《典论·论文》云：“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后汉书·文苑传》），班固对他有些看不起。

傅毅《反都赋》和《洛都赋》出，班固并不称许，而故意要与之相较高下。

傅毅为兰台令史，建初二年与班固一起典校内府藏书，其时班固已十四年没有升职，和傅毅相比有些落魄。

建初三年，傅毅为马防司马，马防此时位高权重，估计班固不会惹事。

建初八年（83）马防败，傅毅免官。

则班固在此以后作好并献上《两都赋》，既可以在才艺上压倒对手，又可以对朝廷“宣上德以尽忠孝”。

傅毅的《反都赋》和《洛都赋》主旨似相反，大概是从还都长安和定都洛阳的利益论起，也许对班固创作《两都赋》有启发，但班固并不承认，反讥刺他“下笔不能自休”。

综上，《两都赋》作成并献上时间是元和二年或三年；亦或在永平十二年作成，元和二年或三年献上。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六期·140·李善于上二句注文的处理即可。

第一句“有凭虚公子者”注：“凭，依托也。

虚，无也。

言无有此公子也。

善曰：《博物志》曰：王孙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辞。

……”第二句“心奓体忲”注：“奓汰，言公子生于贵戚，心志奓溢，体安骄泰也。

泰，或谓忲习之忲。

言习于丽好也。

善曰：《声类》曰：奓，侈字也。

……”二条体例一致，“善曰”是分水岭，“善曰”以上，皆为薛注，以下即李善之补苴。

倘无“善曰”，即为旧注。

此是取诸内证，亦有外证。

最早将六臣合并的秀州本（今所见者为韩国奎章阁藏翻刻本，以下简称奎本）在三条旧注上都冠以“综曰”（奎章阁藏《文选》，汉城正文社1983年影印本，第49页），即是其验。

第四句“是以多识前代之载”注：“善曰：刘向《七言》曰：博学多识与凡殊。

《小雅》曰：载，事也。

”此是揭示对单善注之处理形式。

综合《西京赋》首四句注文，似可归纳出李善采用旧注后“具释”选文的一个模式。

简言之，凡四义项：旧注者姓氏署于篇首；凡兼有旧注和善注者，其次序先旧注，后善注，以“善曰”界栏之；独有旧注者，不具名，盖已先于“篇首题其姓名”耳；单有善注，则具“善曰”，盖以之区别于独有旧注者也。

应该说，李善设计此模式是缜密的。

若以此衡量《咏怀诗》注，与钱文“未标明注者姓名的注文，都是李善之注”说，显而易见是凿枘不相容的。

无标主名，然准之模式，历来被认作颜延年注，是合理的，所以“古今一辞地认为是颜氏之语”。

此注，元人刘履《风雅翼》卷三《咏怀诗十三首》有按云“《晋书》：籍作《咏怀诗》八十余篇。

《文选》所录者不多，李善曰：嗣宗身仕乱朝”（刘履《风雅翼》卷三，与下杨慎《诗话补遗》、冯惟讷《古诗纪》、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皆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似以注归李善，然细究其实，乃承上“文选”语而来，将各家注统归善注“捣浆糊”而已，故明清学者杨慎《诗话补遗》卷三、冯惟讷《古诗纪》卷一五三递相径作颜延年。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阮步兵集》“颜延年云：阮公身事乱朝，遇祸，因兹咏怀”，虽有改写，亦引为颜延年语。

至清方东树复大畅其说：“阮公于曹、王另为一派，其意旨所及，昔贤皆怯言之。

休文所解，粗略肤浅，毫无发明。

颜延年曰：‘阮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

’又曰：‘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

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

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

’延年之说当矣。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方氏第一个把“说者”之辞和第一首结句注直接联系起来，并归之于颜氏，这个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误以“嗣宗身仕乱朝”此注为李善注，陈伯君在钱文之前。

陈氏在《阮籍集校注》之《咏怀诗》“集评”第一条引此注，即冠以“李善”，并特意批评张溥“误为颜延之语”（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0页），其实是陈氏不解刘履用李善的道理。

钱文承陈之误而不察其非，反而曲解道：“此条实际上是李善自己交代其注阮宗旨的话”、“是李善在说者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云云。

“嗣宗身仕乱朝”注与诗题下“说者”注悯时病俗、忧伤之旨及用语的密合。

“都是李善之注”说，钱文所持的版本依据是：“《六臣注文选》的标注，凡李善注《文选》中未标明注者姓名的注文，皆标为善注”。

准确一点说，应是皆标为“善曰”。

其实，不独《六臣注文选》（以下简称建本）冠有“善曰”，自六臣合注本之祖奎本首倡，奎本以下诸六臣合注本，不管所谓六家本系统（以奎本为首五臣注居前、善注殿后），还是六臣本系统（赣州本、建本所属之善注居前、五臣本在后），咸有此冠。

审奎本之处理，便可明“善曰”之真相及钱说之是非。

奎本是以五臣本为合并底本的。

凡以五臣本为底本的，处理单李善注本的注文，使用“善曰”有两种情况：一是照搬善本原有，用于界栏旧注、善注的；一是奎本合并者所加，为区别于五臣与善注者（若须区别旧注，则加“某氏曰”）。

这是两种在性质、使用场合完全不同的“善曰”，前者施加者是李善，是真实的；后者施加者是六臣本合并者，可以说只是一个符号。

符号可将五臣注与单善注本（国子监本）模式所有之单旧注、兼有旧注、善注的注文划开（单善注不需要，因为李善已为它加了真“善曰”）。

这在奎本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六臣本系统是由倒置六家本系统中五臣与六臣注之位置而来，六臣本既已善注居前，理当删去符号性的“善曰”，但赣本和建本却都因袭六家本，往往不删，这就是建本“善曰”的来历，学者岂能不加分辨，径援为“都是李善注”的依据呢？《咏怀》在尤本“未标明注者姓名的注文”，粗略计有五十余处，在奎本无一不居五臣注后，故无不有此“善曰”。

此是《咏怀》旧注混为善注的真正缘由。

建本“善曰”之不可据，不独依善注模式衡量如此，即从其注文本身，也可找到不出善注的证据。

《咏怀诗》作者“阮嗣宗”下注文——尤本作：臧荣绪《晋书》曰：“阮籍，字嗣宗。

陈留尉氏人也。

容貌瑰杰，志气宏放。

蒋济辟为掾，后谢病去，为尚书郎，迁步兵校尉，卒。

”《文选·咏怀诗》未标明姓氏注文的归属问题·141·建本则作：善曰：“臧荣绪《晋书》云：‘阮籍，字嗣宗……（同上，略）’迁步兵校尉。

籍属文初不苦思，率尔便作。

成《陈留》八十余篇，此独取十七首。

咏怀者，谓人情怀。

籍于魏末晋文之代，常虑祸患及己，故有此诗。

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

观其体趣，实谓幽深。

非夫作者，不能探测之。

向注同。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9页）比勘建、尤二本，引“臧荣绪《晋书》”略同，但尤本末一“卒”字，建本变为“籍属文”云云八十字。

此八十字，是自奎本就有的，自奎本以下诸六臣合注本悉同。

因为冠有“善曰”，按钱文当然是李善注。

但只要稍玩味其中“此独取十七首。

咏怀者，谓人情怀”数语，即令读者不禁顿起疑窦：此绝非单纯注释者——不管李善还是五臣——之口气，而当出自《咏怀诗》十七首编选者（或同时为十七首作注者）之手。

此是建本“善曰”下注，不出善手之硬证。

清人何焯、方东树（何、方二说，同见《昭昧詹言》卷三，第81页），近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09页）谓出自萧统，恐亦非，盖统编《文选》例不加注。

十七首之编，窃以为或竟出颜延年氏。

自来论《咏怀诗》注者大多漠视或忽略了李善的题署“颜延年沈约等注”。

不仅是标明为二人注，而且有个“等”字。

汪师韩曾注意及此，云“按标题虽有‘等’字，而注所引，亦唯此二人”（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二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69页），惜未深究。

钱文倒猜测：除颜、沈两家，“或许还有其它古人之注”。

不是“或许”，而是实情如此。

诗题下注：“颜延年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