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浅谈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一、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重要影响。

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其中既包括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实问题。

这是因为，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决定着怎样论述、并进而决定着怎样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关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

”会议还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六十余年处理中国民族事务、开展民族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既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又走过弯路，有过沉痛教训。

面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新内容新特点，面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民族理论、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并不断创新完善民族政策的新任务，不仅需要全面总结过去处理我国民族事务的经验教训，尤其需要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实际上，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也是我们全面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在今后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

只要还有民族，就会有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问题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很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索涉及国家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是否有重大缺陷，是否需要改变;相反，如果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正常的、健康的、和谐的，我们则应当对于党和国家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指导我们建立这些基本制度、制订基本政策的理论有所自信，加以坚持，并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创新。

2008年的拉萨“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以及近年发生的一些暴力恐怖案件，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在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民族问题焦虑”和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担忧。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于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乃至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讨论，表明认识上的差异和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与意见分歧已经非常明显，争论有时相当激烈。

有学者甚至质疑我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民族政策的“更新换代”，要促进各民族“交融一体”[2]。

这种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判断已成为影响是坚持还是否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我国当前民族关系的主流，如何看待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更加值得慎重从事。

二、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们说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此后，开始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来界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这既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的判断和基本状况的描述，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目标和发展前景的展望。

就前者而言，这种判断是认真负责的，这种描述是实事求是的。

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和处理中国民族事务的价值理念，肯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的光辉成就;就后者而言，这种展望也表明，党认识到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并非尽善尽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工程中的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为了实现我国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一发展前景，还要付出长期的努力，进行艰辛的探索。

关系列宁曾经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

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

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

”[3]但是在列宁逝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已经有了当年可能想象不到的巨大变化之后，这个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真正实现“民族隔阂的消除”还是非常遥远的将来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也有两个历史趋向，而且这两个历史趋向似乎是并行的。

第一个趋向是国内统一市场的迅速发育和各民族人口流动的迅速增加，各民族经济社会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增进，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日益发展和越加频繁，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各民族的共同性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彼此分不开。

第二个趋向是国内各民族干部群众对于促进本民族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愿望的日益强烈，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权利意识、或曰“民族意识”也日益提高。

随着两个历史趋向的发展，在整个国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一些地区一些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随之有所增加。

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也始终是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来培植分裂势力，图谋侵略中国、分裂中国的工具和幌子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问题又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每每加以利用的一个问题。

外部势力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支持怂恿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从事破坏和犯罪活动，毫无疑问，这已不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了，但是也无疑地增加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的民族分裂活动又采取了新的形式，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也在继续。

三、影响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国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中，历史因素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至今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决定着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大国的不同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国情。

毛泽东当年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号召理论联系实际，曾经提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801，提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4]820对于这些基本原则，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坚持并加深认识。

例如，学术界往往将中俄(中苏)两国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政策作比较。

但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却大不一样。

列宁曾经把沙皇俄国称作“各族人民的监狱”，封建社会帝制时代的中国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恐怕就不能笼统地这样说。

①①在1950年代和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国内理论界曾经存在这样的认识。

例如，认为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这三个朝代或三个时期的反动统治，都是民族的牢狱”。

“列宁说，俄国是民族的牢狱，旧中国也可以说是封建的民族牢狱，五十多个民族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统治民族的牢狱之中。

”(参见李维汉.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31;李维汉：《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1983年10月。

原件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请字[1983]第59号”，1983年11月28日。

)旧中国无疑存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但是也存在各民族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存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彼此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古代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缔造了长期延续、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各个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没有中断过。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近代以来，各民族又共同团结进行了反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强化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

这样长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于各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族认同，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挫屡起，团结奋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使得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帝国主义的分裂图谋和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大潮而不被解体?对于这些，我们今天也还仍然需要多维度思考并加深认识。

一个值得提出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变更。

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次革命之前的中国，处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国家面临强大的内外敌人和严重的分裂危机;两次革命，革命党人都在向外部世界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学习。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俄为师”的，而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有榜样，这榜样就是当时被视为“共和国之母”的美利坚合众国。

两次革命，中国建国的“老师”和榜样刚巧都是西方的联邦制国家。

两次革命又大体时值今人所谓的两次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之际。

然而，两次革命之后，中国却都没有选择“老师”的联邦制，而是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国家。

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有的地方还提出了“联省自治”的诉求，但是革命之后还是很快实现了“五族共和”，有的边疆省份还提出过“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口号，拥护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的共和国。

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关头，不仅清朝皇室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主张“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而且，以西盟王公为代表的内蒙古王公贵族还提出“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明确反对外蒙古的独立主张，使得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