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中国就是世界著名得法制文明古国, 中华法系博大精深。
在漫长得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得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得特点就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得深刻影响,儒家中得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
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得最重要得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得“周礼”。
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得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她就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
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得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得较为全面得周礼,这就就是传说中得“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得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得政治制度,小到个人得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
无论就是宗法制、分封制与国家重大活动得制度礼仪,还就是个人得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
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得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与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得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就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得重要形式之一。
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下来得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就是婚姻制度得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瞧到周礼得影响。
礼最早就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得仪式。
在这种侍奉鬼神得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得同类得一些瞧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就是其中得重要内容。
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得内容与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得调整作用。
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与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得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就是国家系统得典章制度,二就是人们得行为规范与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论述法律儒家化法律儒家化的内涵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
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下面我就分别从这三个历程来讲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
汉代中国法律儒家化这个伟大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是两汉时期，这是法律儒家化的开始阶段。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面对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严峻局面，“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恰好符合喊出休养生息的社会需求。
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黄老思想到了西汉时期在继承了道法兼容的传统思想的同时，还吸取了儒家的思想。
因此，黄老思想的推行已迈出了法律思想的步伐。
经过休养生息后的汉，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法满足其需求。
汉武帝即位后，志在更化黄老思想，探索新的治国之道，儒学大师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吸引了其注意。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
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的“周礼”。
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
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的周礼，这就是传说中的“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
无论是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制度礼仪，还是个人的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
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下来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婚姻制度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周礼的影响。
礼最早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的仪式。
在这种侍奉鬼神的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的同类的一些看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
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系统的典章制度，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
儒家思想法律化的进程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国古代从奴隶制社会到清末的修律，始终贯穿着如何调整礼法关系问题而展开来，礼法结合时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而最终完成。
从现代法的角度看，离法制更远，从当时专制已成，中国的国情看，是对法家专制政治法律的有限制约。
以下为其发展过程：（一）西汉儒家对立法结合的法理探索酷法亡秦的历史教训，宣告了重刑主义的法家思想的失败，同时也引起了汉初统治者对于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重新思考。
汉文帝时贾谊系统的论述了立法结合的思想，董仲舒又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进行系统完整的论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高了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之成为正统思想，为儒家思想改造封建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儒家思想进入法律，上升为封建国家意志创造了条件。
（二）西汉时代的《春秋》决狱打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司法开端汉初萧何制定《九章律》，作为基本法虽然其从内容到精神上仍继承秦律，属于法家思想指导下的法律，但汉代儒家仍然打开了法律的缺口，开始了法律儒家化是司法过程，主要表现在1.法官儒家化，在秦汉时代，政治体制决定了各级行政长官是各级的司法长官，因此封建国家官员的儒家化也就意味着司法官员的儒家化。
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儒家学者仕途豁然开朗，大批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儒家化的司法官员，这就实现了司法主体的儒家化。
2.引经决狱，两汉儒学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抛开国家法律，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审理案件的司法活动，这确立了一系列儒家化的司法原则，这些儒家化的司法原则一旦形成之后，就成为指导封建社会司法的重要准则，并未儒家经义直接引入法律进行了司法实践的探索。
（三）东汉时期“引经注律”开辟了法律儒家化的新途径东汉儒家学者用儒家经典来注释法律，向法律发起了儒家化的进攻，其实质是在法律内容上注入儒家思想，这是对法律进行实质性改造的重要步骤。
通过引经注律，一方面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的解释之中，从而使法律在实施中体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在司法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一方面也是针对儒家学说进行法律化的改造过程。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
从西周至汉代，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
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
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法律制度逐渐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使得法律体系更加注重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的一种演变过程。
这个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以及晚期的法制儒学。
首先，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儒家思想逐渐兴盛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法律制度仍然比较简单，更多地依赖于君主的命令和诸侯的裁定。
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追求道德和德行的高尚，并将其作为统治者的标准。
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即通过道德的修养和行为来实现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
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的统治与统治者的道德标准。
其次，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法律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集权主义，重视法律的实施和执行。
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对法律的实质追求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道德的要素逐渐融入到法律制度当中。
这种儒家化的法治观念被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法家所批判和反对，他们强调法律的本身，并提出了以法律为中心的制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
刘向的《说苑》中提到了许多关于道德和法律的论述，并强调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
这个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打下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晚期的法制儒学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最高峰。
这一时期，明清两代皇帝开始注重儒家思想的实施，推行儒家法治。
他们认为，司法制度应当以儒家的人伦道德为指导，通过儒家经典来执掌司法。
这种观点主要受到了道学派的支持和推崇。
同时，明代法学家黄宗羲提出了“法即理”的观点，认为法律应当符合理性和道德的要求。
而清代的戴震则进一步加强了法制儒学的理论，强调了人伦道德和法律制度的结合。
这种法制儒学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法律制度更加强调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但也对法律的效力和独立性产生了一定制约。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文献综述
第四，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另一个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将“天下为家”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国人心中。在古代中国，任用官僚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孝”。历朝历代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因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白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拧成舒服中国人的四条绳索。前面也曾提过，宗法思想指导立法是与家长制的经久不衰相呼应的，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因而在中国古代，不孝者则必定不忠；造反者必为大逆不道。“因为如皇帝经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个人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皇权至上、天下为家”，一国即一家，皇权即整个帝国至高无上的父权。这一点成为中国封建性始终难以产出的历史根源、阻碍着“天下为公”前进的步伐。
二、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和本质特征
中国法律儒家化之所宜有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宜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学派对于如何治国、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治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儒家思想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墨家的思想一“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他们还要求“赏当贤、罚当报，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的《老子》坚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则更宣扬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这诸子百家唯有坚持以法为本，奉法令为岩性准则、严明赏罚的法家以“法、势、术”结合，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帝国。但遗憾的是，发家的严刑峻法难以长久地、合理地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了长期的历史实践，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之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很难找出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一种学说都难以始终维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难以单独依靠先秦的儒家思想。如史家所言，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许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可称为“外儒内法”。所谓中国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一达成二者的统一：从思想根源上将“宇宙观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
中国传统法律是如何走向儒家化道路的
中国传统法律是如何走向儒家化道路的摘要：文章从不同角度去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是如何走向儒家化道路的，在此基础上指出法律儒家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最后以法治建设的视角去简单剖析了法律儒家化的意义。
关键词：传统法律；儒家化；礼与法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并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礼法结合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民事、行政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从而确立儒家伦理道德在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正是由于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才形成了以礼法结合为核心的中华法系，这不仅在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甚至在西方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从礼法关系看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引礼人法”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并被后世所继承发展。
“礼法结合”就是把封建的“礼”和“法”紧紧揉合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推行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法律的镇压作用，归根结底都是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礼法结合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
（一）引礼人法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引礼入法早在西周时期的周公制礼中就有体现，后在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下礼法开始融合，最终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后，才构成了以“礼法合一”为本质特征的中华法系，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二）礼法融合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
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莺。
到曹魏后期，人们己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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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以汉到唐朝的法制为例摘要：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法制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以孔孟的儒家文化融入并
成为立法依据的历程。
封建法律中，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维护封建统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优越性。
本文将从汉朝到唐朝的立法思想及制度方面来阐述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且法律儒家化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汉朝唐朝立法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
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
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
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
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
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
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汉朝到唐朝法律儒家化的立法过程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并奠定了其后各个朝代立法的指导思想。
汉朝的核心立方思想“德主刑辅”是以儒家的倡导的教育思想为主，并结合法家思想，是汉朝各个法律的立法基础。
在各个法律领域中
都有儒家思想的体现，从刑法到民法到经济工商法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等级阶级思想中，重道义轻名利的思想让商人一族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也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期，虽然一直处于割据战乱，但各个时期的君主都不忘在立法方面进行改革及创新来维护及巩固自己的统治。
这段时期在立法上也出现了在历史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法律，《魏律》、《晋律》、《北齐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
而法律儒家化在立法过程中都有继承及改变，主要体现在刑罚理论、制度及官僚特权等方面。
张斐提出犯罪心理分析的理论及刘颂提出的类似罪刑法定的理论在刑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官僚特权的法律化更是“礼者、贵践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儒家思想封建阶级思想的重要体现。
隋唐时期的法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唐律不仅影响了中国封建法制史，也更作为儒家思想的载体影响了周边东南亚诸国的思想与法律，如日本、朝鲜、安南等，至今仍影响着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生活习惯，而在新加坡现在还有着鞭抽这种类似笞的刑罚，而刑民不分的色彩在此也明显表现着。
隋朝的《开皇律》、《大业律》在“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指导思想下，更多的体现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但由于其王朝存在时间短，两部法律都没能取得重大的历史影响。
在核心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指导下，唐律礼法结合思想变得更成熟。
《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疏》、《开元律疏》、《唐六典》等多部法典的制定使唐律取得重大的成就。
唐律的制定及完善也为唐朝统治的稳定及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皇朝。
而儒家思想也与时俱进的注入到唐律的各个领域中，唐律的儒家化过程并没有放下来它的脚步。
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等儒家思想作为立法思想，唐律法律儒家化适时的来维护封建统治，法律儒家化也在这时登上了更高一层。
另外唐统治者依照儒家的仁政思想做为指导，在刑罚方面体现出唐律的“用刑持平”和在律条上更追求简约的精神。
三、汉朝到唐朝法律儒家化对后世的影响及评价
儒家思想在汉代经董仲舒糅合后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也更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在法律的各个层面上有所体现是符合法律的阶级性这一法律的本质，也因此就其思想价值观和方法论时时刻刻影响着法律的内在价值取向。
在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上至君臣，下至父子、夫妻，无不以“三纲”“五常”做为人们的行为思想约束，已成为了中国人潜意识中约定俗成的习惯。
而究其本身，儒家理论经过了时间的演炼也提升成为一种哲学的思想体系，进一步影响着社会运作和个人和生活模式，例如：邓小平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和近年的多次着法教育和“严打”，旨在提高公民素质，使法律观念成为公民内在行为规范的个人心理准绳，近而提高公民素质；再年看《荀子·富国》中“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董仲舒的“德主刑辅”和唐代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可见教育与法制之间互为作用并同时作为稳定社会，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从儒家家经典《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中的“亲民”到《荀子·王制》中“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和《孟子·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的原始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民主与法制思想和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民本与民主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类型有着不同的外在表现，但其精神实质颇具类似之
处。
而就社会的细胞——家庭与个人而言，儒家的“特立独行”与现时的“个性化”，也有类似之处。
从封建法中的“不孝”这一罪名到现代法律规定的“子对父母有赡养义务”，虽然对孝在法律中的逻辑外延有所不同，但现代法律还是将传统道德规范这一习惯法之法律渊源提升为现实的法律规范。
综上所述，我认为基于封建制的社会类型，儒思想为其所用，也投其所好，成为封建君主人治的思想工具进而“三纲”“五常”成为法律制度，而就儒家思想本身的演变历程来说，《大学》中的“三纲”本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非“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因而，我认为应以历史发展观看待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和儒家思想的本质。
以“扬弃”的态度汲取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并且为已所用。
既不能以礼代法，屈法于礼，也不应完全放弃传统道德教育的作用，应以道德教育与法制宣传并用，共同为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服务。
如“五常”与“八目”的思想和现实社会上“诚信”严重溃乏以至各种商业、行政行为中规避法律行为的履履发生；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与“用人为贤”还是“用人为亲”的干部任用机制，都说明了传统道德教育在我国法制化建设中的必要性，即法律体系完善化，法律制度理论化、社会管理法律化，而以道德教育（包括适合现实社会的一些传统道德规范）做为法治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辅助手段。
即以道德教育形式在公民思想上建立以道德作为行为指向，以法律作为行为强制规范的行为约束体系。
参考文献：
a)《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王立民主编
b)《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叶孝信主编
c)《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蒲坚主编
d)《中国思想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韦政通
e)《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宗桂
f)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