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康德的幸福观

浅析康德的幸福观摘要：幸福是康德哲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将其归纳与“至善”之下，把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严格限制在道德的范围内，充分论证了道德对于幸福的意义，同时，康德还提出了德福统一的观点，为人类最高幸福的实现提供了希望。

认真分析康德的幸福观，对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们如何实现幸福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康德；幸福；道德；至善；二律背反幸福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伦理学家们探讨的课题，有人认为幸福就是物质欲望的满足，有人认为幸福就是精神的安宁，也有人认为幸福就是物质欲望的满足和精神安宁二者的结合。

从古希腊到现在，在伦理学史的长河中出现了诸如禁欲主义幸福论、快乐主义幸福论、基督教幸福论、功利主义幸福论等诸多流派，以至历代关于幸福的定义多达几百种，但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是如此的模糊，虽然人人都想得到幸福，但谁也不能把自己想要的幸福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

康德的幸福观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康德在批判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人追求现世幸福的正当性，同时，他又批判了同禁欲主义对立的享乐主义幸福观和个人主义幸福观，提倡理性和尊严，把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严格限制在道德的范围内，并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最终使德性和幸福置于“至善”之下。

康德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幸福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的是：“幸福，亦是对自己的状态的满足”。

人具有双重性是康德幸福观哲学的基石，也就是说人既有感性的一面又有理性的一面，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人对幸福的追求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追求幸福是人类所有活动的指导原则，同时人是理性的，是世界上唯一能作出目的选择的存在者，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会使人优先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从而对感性世界发生作用。

人的本质是理性的，这个特性使得人们不仅会把满足欲望作为幸福的最高准则，也会使道德作为幸福的评判标准之一。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在自觉的追求幸福，欲望和道德会在这个过程中左右人的行为。

康德认为一切按幸福原则实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善的，但追求幸福的行为不像道德律的行为那样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善，而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这同人自身的能力，知识和情感的状态相关，当人处在不同的状态时，其想得到的幸福是不一样的，但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做破坏道德的事情时，这种行为便不是善，而是恶。

因此康德得出结论：“基于对偏好的满足的感性的（非本真地如此称谓）满意，无论它是如何巧妙地挖空心思想出的，都永远不能适合人们对此所设想的东西，因为偏好是易变的，随着人们让它们受到的优待而增长，并且总是留下一个比人们想到去填满的还要更大的壑洞”。

“一种开化了的理性越是意在生活与幸福享受，人离真正的满意就越来越远”。

这说明了如果一味地追求偏好的满足，不管是满足个人的还是全人类的偏好，那么就会离真正幸福的道路越来越远，这也就否定了伊壁鸠鲁所提出的以感性为基础的幸福观。

康德进一步指出，除了以感性为基础的幸福外，还有一种叫做“自我满意的”“道德上的幸福”，康德认为不能把“道德上的幸福”理解为“保证永远拥有自然幸福的，对自己的自然状况的满足感（摆脱了灾难并且享受者日益增长的乐趣）”，而是要把它理解为“保证永远拥有一种一直在善中向前进的（永不脱离善的）一直的现实性和坚定性；因为人们只要确信这样一种意念是恒定不变的，那么，持久地‘追求上帝的国’这也无非就是知道自己已经拥有这个国”，也就是拥有了自然的幸福。

在康德看来，当人作为感性的存在时，幸福就是偏好的满足，其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个人感受，而每个人对于幸福的感受又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无法归纳出幸福的本质，况且并非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手段都是道德的，这又违背了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必须遵守的道德。

当人作为理性的存在时，幸福就是自我满意的“道德上的幸福”，而道德行为应该完全出于义务，为义务而义务，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的欲求，否则就失去了其道德价值，其缺陷在于过分强调道德律，进而忽视了人作为感性存在者对欲望的追求，违背了人的自然属性。

道德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是意志自由的结果，意志自由使人们可以不受自然欲望的驱使，作出复合理性的决定。

因为如此，一切的道德实践才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自由虽然是一种假设，但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可以用道德法则去证明人是有自由的。

为了使人的感性幸福和理性幸福达到统一，康德提出了至善论。

他认为：“德行（作为得到幸福的配当）是所有向我们显现为值得向往的东西的无上条件，从而也是我们对于幸福的全部追求的无上条件，因而也就是无上的善……但因此它就还不是作为有限的德性存在着的欲求能力之对象的全部即完满的善；因为要成为这样一种善，还要求幸福。

”至善应该包括德性和幸福。

但是道德和幸福的地位不是并列的，幸福需要以道德为前提，因为如果缺少了道德，生活中又遭遇了不幸，那么就有可能走向歧途，而且康德认为，由追求幸福而产生道德是不可能的，因为追求幸福的手段如果没有道德约束，那么就有产生恶的可能，但是由追求道德而产生幸福，则是必然的，不是虚幻的。

因此康德指出：“幸福不是本身就是善，而只在行为和道德律一致这个条件之下才是善的”，只有德行才能居于最高地位，至善要求德行和幸福的统一，但德行并不包含幸福，幸福也不包含德行，二者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由此康德提出了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要么对幸福的欲求必须是德行的准则的动因，要么德行准则必须是对幸福起作用的原因”，通俗来说就是：对幸福的追求必须是道德的，道德必须让人感到幸福。

前者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后者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现世中作为意志规定的后果，原因和结果的一切实践的连结都不是取决于意志的道德意向，而是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知识和将这种知识用于自己的意图的身体上的能力，因而不可能指望在现世通过严格遵守道德律而对幸福和德行有任何必然的和足以达到至善的连结”。

虽然幸福和道德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践理性又要求二者的统一。

康德认为德性和幸福并不具有同一性，二者之间是一种非机械的因果关系，它们的地位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德性是幸福的主因，德性对幸福有决定意义。

因此为了解决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中的第二个问题，进一步论证道德和幸福的关系，康德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

灵魂不朽的悬设解决了人达到至善的可能性问题。

至善要求人的意志同道德律完全适合，对于一个有理性的有限的存在者来说，只有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决意要遵从道德律，但同时作为一个感性的存在者，他的欲望总是和理性相冲突的，必须要靠不断修正自己的意志使其适应道德律，这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可能十分长久，以至于超出此生，这就需要我们假定这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寿命可以延长到无限，所以需要假设灵魂不朽，使灵魂能够在现世和来生的无限循环中达到至善。

但仅靠灵魂不朽，依然无法完全保证德福的一致，因为并没有一个可接受的尺度来衡量人是否达到至善，是否配享幸福，这就需要第二个悬设，即上帝存在。

康德认为至善只有在上帝存在的情况下才发生，上帝就是至善的表现。

上帝作为最高的仲裁者，按照人们各自的德行为人们分配幸福。

同时人们将上帝作为完美的典范，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就可以获得幸福。

通过这两个公设，康德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实现了德性和幸福的统一。

在康德看来，追求道德的完满必须有“灵魂不朽”的悬设。

而要从德行中找到幸福，就必须有“上帝存在”的假设，上帝保证了人可以通过德行来获得幸福。

但这样一来，康德的伦理学就不得不进入宗教，康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道德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

这样一来，道德也就延伸到了人之外的一个有权威的道德立法者的理念，在这个立法者的意志中，（创世的）终极目的也就是那种同时能够并且应该是人的终极目的的东西”。

但这绝不是说康德把道德归结为宗教。

康德悬设中的上帝仅仅是虚设的，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出现只是为了设立一个道德上的标杆，不是世界的主宰，也无法决定人的意志。

康德这样写道：“道德为了自己起见，（无论是在客观上就意义而言，还是在主观上就能够而言）绝对不需要宗教，相反，借助于纯粹的实践理性，道德是自给自足的”。

由此可见，康德是坚决反对把道德归结为宗教的。

如果不这样，道德就变成了他律而非自律，成了由上帝约束的，这背离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使道德法则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康德德福一致的幸福观告诉我们，幸福固然重要，但也应该以道德为前提，否则只会堕入永无止境的欲望的深渊，反而会离幸福越来越远。

在实际生活中，对道德考验最大的也同样是感性欲望的诱导，对此，康德不惜引入宗教来告诫人们，要想得到幸福，首先需要有德行来配享幸福，有多大的德行才能享有多大的幸福，即“以德配福”。

现实社会中，受西方社会消费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很多人认为物质的极大满足才是幸福，而忽视了内在道德的修养，为了满足自身的最大物质欲望，不惜以牺牲别人的幸福或者生命健康等来实现自己所谓的幸福，像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胜枚举的。

科技的无限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空前的丰富和精彩，但是对于我们内在德行的修养无疑也是一个挑战。

对于我们来说，研究康德的幸福观理论对于当今社会那种只寻求感官刺激和物欲满足而无视德性修养的现象，或者以牺牲道德为发展经济、获取经济利益和物欲满足的错误发展观，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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