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概念与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当代发展

“厚重”概念与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当代发展摘要：伯纳德・威廉斯提出的“厚重概念”，以及其对以往伦理学中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元伦理学对“善”“应该”等“单薄概念”在伦理学理论中统治地位的反驳，体现了后现代伦理学潮流尤其是德性伦理对个体化、生活化和在历史和文化中理解人类道德的形成和道德品质的要求，但同时也凸现了后现代思潮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理论探讨。

关键词：“厚重”概念；“单薄”概念；事实；价值；德性伦理；元伦理学对道德概念及其逻辑和语言学关系的重视是当代伦理学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在菲丽帕・福特和伯纳德・威廉斯等学者看来，这种重视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早期涉猎语言学的元伦理学家往往认为，“道德概念”主要指的是“善”、“应当”、“正当”等“一般”概念，而对那些在描述性意义上更为固定的“特殊”道德概念，即所谓“厚重”概念的认识，则显得十分不足。

因此，推崇“德性伦理”（或“美德伦理”）的道德哲学家，试图通过“厚重”概念来阐发在元伦理学层面他们与主流规范伦理学在语言学基础上的不同之处，并由此论证德性伦理的独特意义所在。

由于他们作出的区分，当代伦理学家如今大体认为，在价值词中，存在着“单薄”与“厚重”的区分。

“单薄”的价值词主要指如“好”“正当”之类的一般概念。

而“厚重”概念则为数众多：慎重、勤劳、朴素、精明、残忍、勇敢、懦弱等等包含有明显的描述性含义的价值词都属于其范围。

“厚重”概念（thick concept）最早在此意义上被使用，可见于社会学家Clifford Geertz的《文化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中，但Geertz主要还是受到了赖尔（Gilbert Ryle）的启发。

赖尔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1]，在最单薄的描述下（thinnest description），仅仅是右眼眼皮收缩这样的动作；在厚重一些的描述下（thicker description），则可被理解为抽搐、会意地使眼色，或者是对他人抽搐的一种戏仿。

不过在此之前，安斯寇姆（G. E. M. Anscombe）就认为[2]，在伦理学中，“道德上不正当”等描述性意义模糊的词语应该被“说谎”“不贞”“不义”等具有更多描述性意义的词语所取代。

而菲丽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论证其“新自然主义”伦理思想、反驳黑尔等人的表达主义伦理学中，更是认为[3]，仅仅使用“善”和“应当”等价值词来为道德理论论证是不完善的。

她以“粗鲁”（rude）等同时具备描述性与评价性含义的概念为自己的新自然主义理论进行了论证。

不过，“厚重”概念在伦理学中被明确提出，并被视为反对表达主义和主流规范伦理学的重要武器之一，则是在威廉斯的《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Ethics and the Limit of Philosophy）中。

一、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等原因的影响，现当代的英美伦理学当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对道德概念的语言和逻辑学的分析，这也导致了以此为主要任务的元伦理学在上世纪前半叶成为伦理学界的主流。

在元伦理学家那里，道德概念或价值词一般主要指的是“善”与“应该”等以“评价性含义”为主的语词。

“善”和“应该”这样的概念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被认识到可以说为时已久，现当代的伦理学界，尤其是元伦理学界，往往认为道德哲学主要就是关于“应该”和“善”等价值判断的学说。

这些词语的特点在于，被认为不具有或者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描述性含义即“事实”性成分，但主要的意义或作用却在于指导道德行为与选择。

在经历了由认知主义到情感主义和规定主义等表达主义（非认知主义）等元伦理学发展的各阶段以后，这些所谓的“价值词”一般被认为其描述性含义从属于它们的评价性含义，即评价性含义是第一位的，而描述性含义是第二位的。

用规定主义者R.M.黑尔的例子来说，就是：一个人可以认为某个酒店房间是“好的”的标准之一是从这个房间能够看到海景，也就是说“好房间”的一个描述性含义或标准对他来说就是“能看到海景的房间”，但对另一个对海景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他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能看到海景的房间，但它不是一个好房间”，在这里，“好房间”的评价性含义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描述性含义或“标准”。

[4]21这种将价值词的意义完全或主要归结于它的评价性含义的元伦理学中的非认知主义或表达主义倾向，随着黑尔的规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更正了情感主义者对道德概念表达情感功能的任意性之后，似乎融合了道德概念或价值词制定描述性标准与指导道德行为和选择的双重功能，使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与非认知主义、道德概念的规定性与普遍性在以人的能动性选择为中介的前提下达成了统一。

这种“价值词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些主要的价值词如“善”和“应该”，它的“描述性含义”或“标准”并不是固定的。

即不同的“好（善）”的事物有不同的“好（善）”的标准，并且如前面的事例所述，即使是同一类事物，不同的人也经常会有着不同的“好（善）”的标准。

对“应该”的标准也与此相似，只不过“应该”更多的是用于形容行为和义务，在应用范围上更具有局限性。

以这种价值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伦理学理论，对道德和道德概念本身的理解也在于此――由于这些价值词的评价性意义是第一位并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能够通过价值词的评价性含义进行交流，同时又能了解价值词所附属的描述性标准，从而理解双方的道德分歧并在此基础上化解分歧、达成道德一致。

二、随着伦理学在当代的发展，以及元伦理学在当代伦理学中主导地位的被削弱，再加上规范伦理学中的两大主流――道义论与功利主义受到了后现代哲学反基础主义的攻击，这种用几个缺乏实质性意义的道德概念为基础建立一种伦理学理论的尝试受到了各方面的抨击。

其中，“新自然主义”对非认知主义伦理学理论和德性伦理学对主流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这些以理性主义的非认知主义为基础的“基础主义”伦理学打击最大的两种思潮。

如伯纳德・威廉斯认为，元伦理学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不是语言学家的发现，而是他们的发明。

他对之前元伦理学中视作逻辑和语言学基础的那些“单薄（thin）”的道德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厚重（thick）”的道德概念。

这种“厚重概念（Thick Concepts）”理论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对在现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非认知主义元伦理学，和近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最重要的规范伦理学理论进行了批判。

威廉斯在他的《伦理学与哲学的界限》（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厚重”概念。

他举的“厚重”价值词的例子如背叛、承诺、残忍、勇气、感激等，都与所谓的“单薄”的价值词如“善”和“正当”形成了一种反差。

在他较早的文章《道德》（Morality）中，威廉斯就提及了厚重和单薄的概念，只不过没有直接使用“厚重”“单薄”这些术语：他提到了懦弱、有害、卑鄙、可恶、慷慨、粗暴、可怕等诸多词语。

他将这些概念与单薄的概念相对照，并更倾向于前者。

其中他写道：“既然当务之急与事实与价值相关，在语言学体系中就集中在了道德语言最一般的特性之上，或者说事实上也就是价值语言。

因此注意力往往会集中在一般的言语行为如‘赞扬’‘评价’和‘规定’，以及一般性的概念如‘善’‘应该’上，而其他那些更为细节性的概念，那些人们在思考和交流时更多使用的概念，除少数学者外，往往都被忽视了。

”[5]除了具体命名以外，这段话已经完全体现了对“厚重”和“单薄”概念的区分。

此外，“厚重”概念也可以引申到伦理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中（在这点上威廉斯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

诸如危险、残忍、粗鲁、不雅、尴尬等使用范围模糊的词，以及明智、谨慎、美丽以及较“单薄”的理性和非理性等术语也可以被认作是“厚重”的价值词。

关于“厚重”概念，艾伦・吉巴德曾下过一个定义：“认为一个语词是厚重概念，就是认为它赞扬或谴责的某一行为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property）。

”[6]（作为非认知主义者，吉巴德认为不具有评价性意义上的“属性”，所以他所谓的“属性”，是纯粹描述性意义上的）。

而“厚重”和“单薄”概念的区分主要有：首先，“厚重”概念具有更多的描述性内容。

如说“一个行为是残忍的”就比说“它是错误的”说出了更多的内容。

其次，“厚重”概念不仅具有描述性内容，并且与“单薄”概念一样，具有评价性内容。

也可以说包含了“厚重”概念的判断“内在的”蕴涵有评价性内容，如某人认为一个行为是“残忍的”就蕴涵了该人认为这一行为是“错误的”。

第三，“厚重”概念在威廉斯看来“似乎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如前所述的“残忍”一词，它的描述性内容就无法与它的评价性内容分开。

但第二、第三点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只是在对某一“厚重”概念达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的社会内部才会如此。

以上三点都可以看作“厚重”概念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此外，“厚重”概念还有第四点特征。

威廉斯认为，“厚重”概念的应用，“即具有事实指导性作用（world-guilded）又具有行为指导性作用（action-guilded）”[7]141。

也就是说这样的概念“可能正确或错误地被使用”（事实指导性）；并且使用这样的概念“与作出某种行为的理由相关”（行为指导性）。

如认为某人因为自己孩子犯了点儿小错就殴打他的行为是“残忍的”人，同时也会将此看作自己去阻止这一行为的理由，尽管由于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使其它理由压倒这一理由。

所以，他可能会出于谨慎而不去阻止这一行为――如害怕此人施加于他孩子身上的残忍会转移到自己身上来。

但“厚重”概念的这两个要素――事实指导性和行为指导性――在某一个体的心理层面并不一定是共存的：一个人完全可以将某一概念正确运用于对世界本身的描述中，而不必用其指导行为。

对此威廉斯也说过“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者确实可以理解和期待对某一概念的使用而不必与完整使用该概念的人共享它的价值”[7]141-142。

阿德里安・摩尔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对某一“厚重”的完全接纳。

他写道，“我需要提供一个对‘接纳’某一概念的粗略解读。

……‘厚重’概念可以以两种方式进行理解，‘接纳’的方式与‘抽离’的方式。

以一种抽离的方式理解某一‘厚重’概念，即能够认识到这一概念是否被（正确的）使用，能够理解他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等等。

而以接纳的方式理解一个‘厚重’的伦理学概念则不仅如此，还必须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有着充分的应用意识，即当自己使用这一概念时，不仅意味着在语言交流沟通时应用无误，并且与自己对这个世界本身的认识与自己如何行事直接相关。

简要地说，就是对与这个概念相关的信念、关注点与价值观等等相一致。

”[8]137其中摩尔举的例子是犹太人的安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