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视野下的驰名商标虚假诉讼成因分析

〔关键词〕 驰名商标；虚假诉讼；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ＤＦ５２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５０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０９－０４
一、问题的提出 驰名商标的虚假诉讼，是民事虚假诉讼的一种。
关于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区别，学界一直众说纷 纭，尚未达成共识。有的观点是将虚假诉讼和恶意 诉讼等同使 用，认 为 “恶 意 诉 讼 是 指 行 为 人 由 于 过 错所实施的提起、进行诉讼，或诱使他人提起、进行 诉讼，或积极参与推动诉讼，致使他人人身或财产受 损的违法 行 为。”有 的 观 点 则 将 虚 假 诉 讼 与 恶 意 诉 讼、滥用诉权、冒名诉讼等区分开来。本文讨论的驰 名商标虚假诉讼行为，仅指狭义上的，行为人采取串 通他人、伪造证据、捏造案件事实、虚构民事法律关 系等方式提起诉讼，以期获得法院认定其所拥有的 商标为驰名商标的行为，从而损害了社会第三方的 利益。
我国的商标法中，驰名商标相比起普通商标，受 到更大程度的保护，因此，一旦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企业不仅可以收获更高的产品声誉，还可以获得更 高的经济利益。于是，部分企业受驰名商标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驱动，开始竞相认定驰名商标。我 国目前驰名商标的认定途径有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 两种，行政认定耗时较长、成本高，且通过率低，而司 法途径相比较而言，需要的时间较短，成本低，相对 容易获得。因此，大量商标所有人开始利用法律上 的漏洞，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达到被认定为驰名
二、驰名商标虚假诉讼成因的法经济学分析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法经济学的重要假设之一， 将人假定为“理性人”和“经济人”。所谓经济人，就 是“会计算、有 创 造 性 并 能 获 取 最 大 利 益 的 人 ”，而 “理性经济人”就 是 认 为 人 都 是 “有 理 性、追 求 自 身 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 在法经济学的研究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假定人 们熟知法律，能够清楚了解自己在某种法律关系中 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能够在综合分析评价
【法学纵横】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驰名商标虚假诉讼成因பைடு நூலகம்析
袁霁鸣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 要〕 由于我国驰名商标制度的异化，行为人通过发起驰名商标的虚假诉讼获得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现 象频发。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方法考察、评估和分析法律制度的作用与经济效应的交叉性学科。通过运用法经济 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成本 －收益分析、法律稀缺性假设等内容，可对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进 而从法经济学原理中得到防范与规制驰名商标虚假诉讼行为的启示。
商标的目的，造成了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现象的泛滥。 ２００６年的“康王”案［１］是我国首起被曝光的通
过司法认定骗取驰名商标的案件，引发了学术界关 于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和滥用诉权虚假诉讼的思考。 目前，学界对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的现象已经有所关 注，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研究探讨，也提出了一些有 价值的见解意见。但多数的研究都只是基于法律本 身的角度，很少结合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进 行分析。“经济学不仅解释了法律制度的规则和制 度，而且为改善其制度提供了最有效的伦理指导。” 因此，本文尝试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经济学与 法律相结合，对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现象的成因进行 分析，并运用法经济学原理对我国防范与规制驰名 商标虚假诉讼行为提出建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２ 作者简介：袁霁鸣（１９９３－），女，华东政法大学 ２０１７级知识产权学院知识产权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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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 ６月
其法律行为所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之后，做出最有 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 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１０％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２０％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有 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３００％ 的 利 润，它 就 敢 犯 任 何 罪 行，甚 至 冒 绞 首 的 危 险。”［２］只要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人们甚至不惜 铤而走险，做出规避法律的行为。
驰名商标认定主要通过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两 种途径。司法认定相对于行政认定而言，具有便捷、 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在经过一番分析核算之后，作 为理性经济人的社会主体就会试图通过伪造证据、 虚构事实和法律关系等手段，借助司法途径进行驰 名商标认定的行为，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３］
（二）成本———收益分析 上文中已经提到，理性经济人会对法律行为中 的权利义务以及产生的行为后果所带来的利益进行 理性地分析，从而做出提起虚假诉讼来实现利益最 大化。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成本———收益分析是一 种非常重要的分析方法。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最佳的效率位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均衡点 上，因此法律制度的选择应在比较各种解决方法的 成本和收益后做出。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理性经济人在作出决 策时，会仔细权衡法律成本和收益。在美国的 Ｇｒｉｐ Ｐａｋ案中，法院把“当知识产权人提起诉讼之可能获 得的经济效益不合理地高于不提起诉讼”作为界定 恶意的动机的一个判断依据，体现了成本———收益 分析方法。 驰名商标虚假诉讼就是理性经济人做出的一种 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为。虚假诉讼的成本主要包括相 关诉讼费用、违法成本和机会成本。首先，在诉讼成 本上，由于 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１日起施行的国务院令第 ４８１号《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严格限定了诉讼费交 纳范围，降低了诉讼费用标准，所以，提起诉讼只需 要承担极少的一部分私人成本。其次，在违法成本 上，因为驰名商标虚假诉讼是由原被告双方合谋串 通的，所以它隐蔽性较高，一般很难被发现，即便虚 假诉讼行为确实被发现了，法院也仅仅给予限于罚 款之类 的 经 济 处 罚，行 为 人 不 会 被 追 究 刑 事 责 任。［４］因 此，驰 名 商 标 虚 假 诉 讼 的 违 法 成 本 很 低。 最后，在机会成本上，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行为获得 驰名商标的认定，并没有放弃其他的收益，行为人很 １０
２０１９年 ６月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Ｊｕｎ．，２０１９ 第 ３２卷 第 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