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城市过大是否阻碍省域经济协调发展

首位城市过大是否阻碍省域经济协调发展作者：田超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0期摘要由空间集聚引起的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是空间经济学关注的重要主题。

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分权化的背景下，中国各省对于各自区域的发展战略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同时，各省首位城市往往意味着更强大的政治资源，因而导致其发展过快，吸收外围城市的各种要素，从而拉大省域地区差距。

基于中国各省份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试图分析各省份首位城市规模对于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即首位城市过大是否会在刺激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扩大地区差距。

首先计算了各省份首位城市GDP占所在省份比重，从宏观上得出中西部省份比重较高的结论，进一步通过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和首位城市规模的模型，并运用OLS估计和IV 估计，回归结果表明，首位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存在最优的首位城市规模使得经济增长最快。

同时，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规模均会影响其最优数值，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建成区面积越小以及劳动人口越多的省份其最优首位城市规模越大。

另一方面，对地区差距和首位城市规模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首位城市规模的增加会拉大省域内部地区差距。

因此，政府在促进省域经济协调发展时，不应将重点放在平衡地区空间分布的政策上，而是构建完善的制度和规划以增强首位城市的承载力。

关键词首位城市；集聚；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0-0087-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10.012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一个常见的争论是：中国首位城市太大了，应该对其规模进行控制。

但是却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首位城市是否真的过大，这些城市还有潜力承载更多的资源吗？关于首位城市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Jefferson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研究中，他首次提出首位城市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规模最大的城市[1]。

首位城市容纳了所在区域大部分的要素资源，不管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在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革新、资本的加速交换与融合，处于城市等级体系顶端的城市显得日益重要。

当然，首位城市规模过大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早在几个世纪，甚至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世界城市[2]，这些城市是全国乃至世界的中心[3]。

首位城市产生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特定城市的空间集聚。

显然首位城市的技术创新、知识外溢以及产业辐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省域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源过度集中、“大城市病”的出现、外围城市投资不足以及劳动力流失可能导致要素错配，从而拉大地区内部差距。

首位城市对于各省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经济理论以及实际经验来看，优先发展壮大首位城市似乎难以兼顾经济效率和区域平衡。

而我国目前面临经济发展减速、产业调整缓慢、外部环境恶化、地区差距较大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如何在省级层面通过选择首位城市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也显得更有意义。

1相关理论及文献回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基本假设，实际上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最终趋于收敛，增长将完全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

尽管这类理论将技术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没有把技术溢出的范围和强度纳入模型范畴，因此忽略了空间因素的作用。

随后Myrdal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传统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在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的作用下，发展快的地区将发展得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将发展得更慢，从而导致“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4]。

Williamson把Kuznets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逾越的阶段，但由此产生的区域经济差异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成熟而最终消失[5]。

但是，Williamson提出的区域发展差距周期性变化规律的结论引起了很多争议，并且在实证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反证[6]（如Baumol等）。

从传统的空间经济学来看，由于空间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特征，即运输成本和生产与消费的报酬递增被抽象概括，因而得到不存在均衡的结论，导致其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7]。

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Krugman基于Dixit和Stiglitz建立的D-S模型，把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框架，从而将空间维度引入主流经济学中[8]。

由于“本地市场效应”，劳动者和厂商将聚集在较大市场区域，并获得较高的收益，地区收入不平衡现象加剧；而“市场拥挤效应”会刺激劳动者和厂商向周边转移，经济活动表现为离散，地区收入差距减小。

在集聚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市空间结构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城市体系角度分析空间集聚对于经济的作用。

一些学者（如Renaud等）担忧中心城市的规模太大或太小是否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9]。

联合国在其报告中认为巨型城市中过多的人口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成本[10]。

在威廉姆森假说的基础上，Hansen把这一理论拓展到城市范畴，提出城市空间集聚的倒U型理论，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空间集聚有利于经济增长；随着资本扩张到足以支撑其它城市的发展，以及集聚不经济导致过高的成本，去中心化将出现[11]。

Henderson、Brulhart和Sbergami的研究同样支持了Hansen 的结论，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存在一个最佳的城市集聚度[12-13]。

国内的文献主要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

张浩然和衣保中考察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单中心城市群结构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并且在城市群规模较小时更为显著[14]。

李佳洺等在对中国城市群集聚类型分类的基础上，运用局部加权回归分析发现城市群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假说，人口集聚则没有显著特征[15]。

陈钊和陆铭认为，对于中国大城市的研究必须考虑其所处的特定阶段和环境，不能将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放在一起比较而轻易得出中国首位城市规模过大的结论[16]。

徐长生和周志鹏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而本地城市首位度以及相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17]。

从以往的文献来看，研究对象多是国家或城市群层面，考虑到省域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单元和载体，从省域的角度探讨中国新的地区经济格局的重塑，探讨区域发展政策的完善是非常有价值的。

同时，大多数研究主要探讨城市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鲜有把地区差距纳入两者的研究范畴中。

鉴于以上因素，本文从省域经济视角出发，运用中国27个省份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首位城市规模对于省域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差距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2中国各省份首位城市的规模如何衡量首位城市是否过大？Jefferson提出了首位度（primacy）的概念，即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1]。

此后，Henderson又指出，城市首位度一定意义上可以表述为城市集中度[18]。

而随着城市功能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界定某一区域内首位城市的指标也应多元化[19]。

卢学法和申绘芳在研究杭州城市首位度时，主要考虑了经济、产业、科技、人才和文化等五个方面[20]。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使用首位城市占全省GDP比重作为指标。

以往的国内文献多采用市辖区数据，但是考虑到东部省份县域经济在城市整体经济中占据较大份额（如苏州、无锡等），因此本文以各城市行政区域面积为研究对象。

同时本文主要考虑经济上的城市集聚程度，主要是基于数据可得性以及当前GDP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以及政府重视程度的考虑。

衡量其规模的本文没有选取人口变量作为研究指标，是考虑到某些农业大市（如湖北黄冈、山东菏泽等）人口地位与其经济地位不符。

据统计，2012年各省份首位城市占全省GDP的比重，占比超过40%的省份有宁夏和青海，其首位城市银川和西宁GDP占比分别达到了49.2%和44.9%。

在30%-40%之间的省份有吉林、西藏、湖北、四川、黑龙江和陕西。

而GDP占比低于20%的省份有四个，分别为广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剩下的15个省份GDP占比位于20%-30%。

可以看到，大多数省份首位城市GDP占比仍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在一定程度上首位城市对所在省份经济十分重要，各省经济对这些城市的依赖度较高。

另一方面，由于沿海省份多是双（三）中心结构，因此首位城市GDP占比相对于内陆省份而言较低，基本位于排名的中下游。

一般认为，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行政力量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更强，因而外围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资源要素的集聚力较低。

同时，由于武汉、成都、西安和长春等首位城市历史上就是所在大区的中心城市，并且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导致对周边城市的吸附力更强，从而在省内形成单极核心结构。

另外，我们发现历史条件对于省域城市空间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GDP占比较低的安徽、河南、广西和河北的首位城市均是建国后才成为省会，旧省会在经济发展初期和这些新兴省会形成了竞争关系。

但是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省份，近年来，首位城市GDP占比均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东部省份首位城市GDP占比均值由2000年的21.88%上升到2012年的23.23%，中西部省份该指标均值由2000年的27.04%上升到2012年29.84%，这也显示出首位城市对于各种要素依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首位城市主导省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

3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3.1模型与方法上文的分析表明当前阶段中国各省份首位城市仍然在省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资源要素吸引力的逐渐增强，本节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来判定首位城市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Qi=（AiLi）αKβiHμiNλi（1）其中：Qi表示地区i的总产出，Ai、Ki、Li、Hi和Ni分别表示地区i的技术、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土地投入。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有α+β+μ+λ=1，（1）式可变换为：理论上认为，城市首位度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过高或过低的首位度都会造成资源错配，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过高的首位度导致中心城市过度拥挤，规模不经济以及重复投资，而小城市缺乏要素投入生产，无法发挥规模经济[22]；过低的首位度缺乏辐射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无法有效地进行知识扩散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23]。

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首位度。

显然，最优首位度应该和地区发展水平以及省域规模相关。

第一，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经济发展初期，空间集聚能够发挥一定作用，而经济发展后期会出现空间发散现象；第二，随着省域人口增长以及地理面积扩张，更多的城市形成，资源在地域空间上更加分散，因而最优首位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