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时期有着怎样的“国际交流”
商朝的国际贸易与物资流通商代与周边的交往
商朝的国际贸易与物资流通商代与周边的交往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它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约500年间统治中原地区。
商朝的经济繁荣与其国际贸易和物资流通密不可分。
本文将探讨商代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以及国际贸易对商朝经济的影响。
一、商代的对外交往商代的对外交往主要集中在与周边的周、夏、殷三个国家的关系上。
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商朝非常重要的外交因素之一，周商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
商代商人将商周之间的贸易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商业机会，通过贸易往来，商代国家获取到大量的资源和产品。
同时，商代还与夏、殷等国进行了文化、科技和经济领域的交流。
二、商代的国际贸易特点商代的国际贸易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首先，商代的贸易形式以物物交换为主，少有使用贵金属进行交易。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铸币的制度，同时商代社会以农业为主，贵金属资源相对匮乏。
其次，商代的贸易范围不仅遍及中原地区，还辐射到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
商代商人通过水陆交通工具，将商代产品远销各地。
再次，商代以玉石、青铜器、丝织品等为主要贸易商品，这些商品在当时备受珍视，成为商朝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最后，商代的贸易具有较为规范的制度和标准，例如商代制定了一定的容量单位和计量标准，以便于货物的交换和计算。
三、商代国际贸易的意义商代国际贸易对商朝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贸易往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代经济增添了活力。
商代商人通过贸易活动获取到了大量的资源和产品，助力了商朝社会的生产力提升。
其次，国际贸易拓宽了商代的视野，增强了商代社会的开放性。
商代通过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和科技成果，促进了商代文化的交流和繁荣。
最后，国际贸易使得商代社会的财富积累和分配更加合理，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形成和经济流通的发展。
综上所述，商代的国际贸易和物资流通对于商朝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商代国家获得了大量资源和产品，推动了商朝社会的生产力提升和文化繁荣。
商朝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商代与周边的外交互动
商朝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商代与周边的外交互动商朝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商代与周边的外交互动商朝（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王朝。
商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而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也有其独特的特点。
本文将分析商代的外交政策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互动。
商朝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联络上。
商代时期的商王向周边的诸侯国家派遣使节，进行外交交流。
商代在与周边国家的往来中，展示了一种亲善、友好的态度。
首先，商朝与西方国家的外交交往较为频繁。
商朝与位于西方的国家如巴比伦、亚述等有一定的外交联系。
商代时期巴比伦和亚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商王向其派遣使节，进行外交往来。
这种外交交往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也加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
其次，商朝与周边诸侯国的关系也比较紧密。
商王通过与周边诸侯国的外交活动，维持了对领土的控制和稳定。
商代时期，商王与周边的国家建立了亲属关系，通过婚姻等方式来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
商王派遣使者向周边国家进贡，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威望，维护了商朝在地区内的地位。
另外，商朝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也不容忽视。
商王向东方的国家如齐、楚等派遣使节，进行外交往来。
商朝和东方国家之间的外交交往加强了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这种外交互动使得商朝在东方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
然而，商代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中并非一片和谐。
商朝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也会出现一些摩擦和冲突。
商代的实力越强大，就越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和攻击。
因此，商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国内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这种摩擦和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并没有削弱商朝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总结起来，商朝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保持友好亲善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和摩擦。
商朝通过派遣使者、婚姻联姻以及进贡等外交手段，巩固了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保持了一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古代对外交流事件
中国古代对外交流事件1.引言1.1 概述中国古代对外交流事件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它既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中国古代外交交流事件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同时也能够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影响。
中国古代外交交流可追溯至远古时期，早在商代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就开始了贸易往来。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形成了以封建贵族、宗室和官僚等为主体的外交体系。
而汉代及隋唐时期，则是中国对外交流最为繁荣的阶段，当时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中亚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文化、科技和思想。
随着宋代的崛起，中国的对外交流更加多元化，大批外国使节来到中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外交往来。
这些古代外交交流事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巨大。
首先，它们增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不仅促进了贸易、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交流，还有助于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事务。
其次，这些事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通过接触外来文化，中国人汲取了外邦文化的精华，丰富了本土文化的内涵，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此外，这些交流事件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外交交流事件是中国历史宝贵的财富，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意义。
通过深入研究这些事件，我们既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古代历史，又可以汲取其中的智慧与经验，为我们当代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借鉴与启示。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根据整体文章的组织逻辑和主题来展开讨论。
在这篇名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事件"的长文中，可以用以下方式来组织文章结构：1. 分类讨论：按照时间、地域或相关性等方式将古代中国的外交事件进行分类，每个类别作为一个章节来讨论。
2. 重点事件分析：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事件的背景、原因和影响。
商朝的外交关系与周边的友好与敌对
商朝的外交关系与周边的友好与敌对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朝代，其外交关系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商朝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涉及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还包括了与一些敌对势力的斗争。
本文将探讨商朝的外交关系，包括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与敌对关系。
一、友好关系商朝时期的王朝对周边国家始终采取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商代的商纣王曾与邻近的西周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纣王与周文王的结为义兄弟。
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有助于稳定边疆，还推动了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此外，商朝也与位于今天辽宁地区的东北民族通好。
商朝商武丁与东北的契丹族首领狄伐达进行了频繁的往来，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协议，确保了边疆的安全。
同样，这种友好关系也促进了两者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二、敌对关系商朝的周边也存在着敌对势力，对商朝的建立和发展构成了威胁。
商朝成立之初，曾经面临与南方部落的斗争，如商王盘庚与荆楚的战斗。
此后，商朝的王朝与南部的蛮夷继续进行着敌对的征战，以巩固边疆的安全。
另外，商朝还对抗着东北部的北戎族群。
商朝的领导者以武力和政治手段保持边境的稳定，并与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多次交战。
尽管有时商朝会遭受一些来自北方势力的攻击，但他们始终坚持保卫国家的原则，并成功地抵抗了不断的威胁。
三、外交手段和策略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商朝王朝采用了多种手段和策略。
首先，他们通过建立婚姻关系来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这一外交手段可以通过亲属关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双方的互利合作和互相支持。
其次，商朝还利用和平外交手段，如通过交流使节和贸易，促进与邻国的关系。
通过与外邦的贸易往来，商朝不仅得到了稀缺资源和奢侈品，还能通过交换文化和技术，提高自己的国力。
最后，商朝还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外交利益。
对于那些对商朝构成威胁的敌对势力，商朝王朝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以保卫领土和国家的安全。
同时，商朝也与周边国家加强军事合作，共同抵御外敌的入侵。
商朝的航海与海外贸易
商朝的航海与海外贸易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王朝。
虽然商朝的文化和经济以及政治都有明显的特点，但是商朝的航海与海外贸易仍然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
本文将深入探讨商朝时期的航海活动和海外贸易，揭示商朝的国际联系与经济发展。
一、商朝航海的证据商朝航海的证据主要包括商代文献中的记载以及商代青铜器的图案。
商代文献中的《庐山谣》记载了商王武丁东征淮夷的情况，意味着商朝与海外地区存在贸易和交往。
同时，在商代青铜器的图案中，也经常出现了船只的形象，这进一步证明了商朝人民从事航海活动的事实。
二、商朝的海外贸易商朝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与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商朝主要通过水路和陆路两种方式进行海外贸易。
通过水路贸易，商朝可以利用长江、黄河等水道将商品运输到海外地区。
而通过陆路贸易，则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将商品运输到中亚和西亚地区。
三、商朝航海技术与知识商朝的航海活动需要相应的航海技术和知识。
商朝人民使用的船只主要是木质船只，例如简易的竹筏、竹桨船以及更为复杂的木船。
商朝人民掌握了航海所需的船舶制造技术、水路导航技术以及海上推测天气的技术等。
四、商朝的海外贸易商品商朝进行海外贸易的商品主要以丝绸和青铜器为主。
商朝的丝绸制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商朝与海外地区进行贸易的重要产品之一。
同时，商朝的青铜器也通过海外贸易被远销世界各地，扩大了商朝的影响力。
五、商朝航海与海外贸易的意义商朝的航海与海外贸易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也为商朝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商朝与海外地区进行贸易，促进了当时社会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商朝的航海活动也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总结：商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王朝，其航海与海外贸易活动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商朝人民通过航海活动与海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商朝的航海与海外贸易为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经验和基础，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国际交往与丝绸之路
中国历史上的国际交往与丝绸之路中国历史悠久，是一个拥有灿烂文明的古老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国际交往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其中，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国际交往和丝绸之路。
一、中国古代的国际交往中国古代的国际交往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商代。
“贸易”一词早在商代就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国际交往始于商代。
在商代，中国开始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扩大了对外交流的规模和范围。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国际交往逐渐扩大，成为古代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国际交往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发展。
尤其是周代，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开始与西域地区的国家进行频繁的交流，这为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等地区进行贸易的重要路径。
它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部分。
陆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的长安（今西安）起点，途经甘肃、新疆等地，经过中亚腹地，最终到达地中海地区。
这条路线上的贸易主要是以驼队运输为主，其中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中国的丝绸，由此得名为"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以中国的东南沿海城市为起点，通过南海和印度洋，抵达西亚、东非和欧洲等地。
这条路线上的贸易主要是以船只运输为主，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各种奇珍异宝成为世界各地的热门商品。
丝绸之路的形成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它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还带动了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三、丝绸之路的影响丝绸之路的出现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促进了古代中国经济的繁荣。
丝绸作为中国的特有产品，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国外，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这些财富的积累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还为后来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次，丝绸之路成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
商朝的国际交往商代与古代中亚的贸易与外交
商朝的国际交往商代与古代中亚的贸易与外交商朝的国际交往：商代与古代中亚的贸易与外交商朝（公元前约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繁荣与独特的文化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商朝不仅在国内发展迅速，其国际交往也相当活跃。
其中，与古代中亚地区的贸易与外交关系，对商朝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商朝与古代中亚的贸易商朝是中国早期的黄金时代之一，其繁荣的商业活动使得中国与周边各地区的贸易得以展开。
而其中，与古代中亚地区的贸易关系极为紧密，为双方的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1.商品交换：商朝与古代中亚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商品交换，主要物品包括丝绸、香料、玉石、玛瑙等。
其中，古代中亚地区出产的丝绸、香料等奢侈品，深受商朝贵族的欢迎。
商朝的犀牛角、象牙以及青铜玉器等优质商品也被输入中亚地区。
2.贸易中转：古代中亚地区位于内亚大陆的交通要道上，连接了东西方的贸易航线。
商朝通过与中亚地区的贸易，不仅可以获取中亚地区的商品，同时也可以借助中亚地区作为贸易中转站，将自身的商品输送至更远的地方。
这种经过中亚地区的贸易网络，加强了商朝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二、商朝与古代中亚的外交除了贸易往来，商朝也与古代中亚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以维护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扩大影响力。
1.互派使节：商代与古代中亚地区之间互派使节，进行国事交流。
商代派遣使节到中亚地区，向当地的政治中心传递友好的外交信号，并展示商朝的文化与实力。
同时，商代对来自中亚的使团表示礼遇，以展示对中亚地区的尊重与友好。
2.婚姻联姻：商代统治者通过与中亚地区的婚姻联姻来加强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
商朝的贵族与中亚的贵族通过通婚，进一步巩固了双方间的关系，确保了两国之间的稳定与友好。
3.文化交流：商朝与古代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商朝的青铜文化与中亚地区的青铜工艺相互渗透，为双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
此外，商朝还向中亚地区输入了自身的书法和音乐艺术，丰富了中亚地区的文化内涵。
商朝的国际贸易与海外交往商代的贸易路线与海上贸易活动
商朝的国际贸易与海外交往商代的贸易路线与海上贸易活动商朝的国际贸易与海外交往商代的贸易路线与海上贸易活动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朝代，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商代时期，国际贸易与海外交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商代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商代的贸易路线商代的贸易路线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陆上贸易路线，二是海上贸易路线。
1. 陆上贸易路线商代时期，商朝的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陆地上。
商代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从而获得了丰富的资源和财富。
根据史书记载，商贾们经过丝绸之路和其他贸易路线，与西方和南方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从商代的商贸活动来看，商朝主要与西方的巴比伦等国有着活跃的贸易关系。
此外，商代还与南方的越南、泰国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往来。
2. 海上贸易路线除了陆地贸易，商代时期还有海上贸易的活动。
商代位于黄河流域，拥有便利的水路交通。
商贾们通过江河航运和海洋航行，将物品运往远方。
商代的海上贸易主要以船只为工具，通过海运与周边地区进行贸易。
商代时期的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东海和南海等水域，与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进行海上贸易往来。
商代的海上贸易活动丰富了商代的物资，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二、商代的海外交往商代时期，商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海外交往。
商代的国际贸易和海上贸易活动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1. 经济交流商代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济交流。
通过贸易，商代获取了其他地方的特产和物资，满足了国内的需求。
同时，商代的商品也通过海外贸易出口到其他国家，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2. 文化交流商代的国际贸易和海外交往还带来了文化的交流。
商代是中国文明的重要阶段之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促进了艺术、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
商代的青铜器、玉器等文化艺术品在海外贸易中流传，对外国文化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结：商朝的国际贸易与海外交往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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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时候，在今天的中国境内生活着很多不同的族群，他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同时，他们也和今天中国境外的一些国家和族群发生着交往。
这些交往见证了商代对外活动的诸多印迹，是研究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资料，拓展了我们对那个久远时代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思维。
推动朝鲜半岛开化发展
商朝灭亡时，商朝的旧贵族箕子率领族众来到朝鲜。
根据史书记载，箕子这次朝见周武王路过了殷墟，看到昔日的宫殿已经坍塌，长满禾黍，十分伤心，于是作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诗中的“狡童”，指的就是商纣。
殷遗民听到这首诗后，皆痛哭流涕。
关于箕子走朝鲜，《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
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
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
可贵哉，仁贤之化也！”可见，箕子教朝鲜人民礼义、田蚕、织作，还制定了相关的禁令，极大地推动了朝鲜半岛的开化和发展。
对于箕子来到朝鲜，朝鲜早期的史书有记载。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当地人在多处建祠堂祭祀箕子。
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人对箕子的崇拜发展至顶峰。
箕子成为李氏政权的一面重要旗帜，箕子崇拜成为政事和礼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396年，朝鲜使节权近在回答明太祖有关朝鲜开国历史的问题时，作诗曰：“传说洪荒日，檀君降树边，位临东国土，时在帝尧天，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
后来箕子代，同是号朝鲜。
”檀君是古朝鲜的开国元勋，箕子在朝鲜半岛建国，檀君朝鲜已经灭亡了。
从考古上看，商文化对朝鲜文化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箕子进入时，朝鲜正处于从有文土器向无文土器转变的时代。
无文土器通常粗质无文、底部扁平，器具有石镞、半月形石刀、石斧等。
这些器具明显受到了龙山文化的影响。
另外，商朝的稻谷和干栏式建筑，也在这个时期传播到朝鲜半岛。
上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日本山形县的一处绳纹文化晚期遗址中，发掘了一把青铜刀。
这把刀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刀相似，只是日本青铜刀尾部的环有部分残缺。
专家认为，这把刀可能来自中国。
日本的220多处绳纹文化遗址中，还曾出土过环形石器。
仅长野一个县，就发现60多个出土地点。
这些石器的使用时间从公元前5000年一直到公元前后的弥生文化中期，持续了5000多年。
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也出土了类似环状石器，使用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后。
另外，朝鲜半岛也发现了环状石器，年代比中国的还早。
有人推知，这种石器是从日本经由朝鲜半岛传入中国东北的。
根据出土文物，可以知道日本从绳纹时代的中期后半叶（公元前2500年前后）开始，与亚洲大陆的交流日渐频繁起来。
但是，这种早期交流和后来不一样，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特征，并没有形成固定、持续的交流。
商朝处在这个时期的中间，当时中日交流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通过朝鲜的中转。
与东南亚存在商贸联系
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组成的东南亚，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
在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葬中，出土过几千件海螺和海贝。
经鉴定，这些物品中有一件是经过加工的阿拉伯绶贝。
这种绶贝通常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广东省沿海、海南岛、西
沙群岛，最北分布至福建厦门东山）以及日本、菲律宾、暹罗湾、安达曼群岛、锡兰、卡拉奇等地。
还有6880多枚货贝，多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尤为在海南、西沙常见）以及阿曼湾、南非阿果阿湾等地。
这些历史物证说明，商朝与东南亚各地存在着商贸联系。
1936年殷墟小屯村北出土的17088片武丁时期的卜甲中，有一版特大的龟腹甲，即《殷墟文字乙编》4330、《殷墟文字丙编》184，其鳞板结构形态与常见不同。
专家鉴定认为，这种物品产自马来半岛。
此外，还有一版龟腹甲残片名为《金璋所藏甲骨卜辞》554，形态与常见的卜甲不合。
经鉴定，它源自一种棕褐巨龟。
这是一种分布于缅甸至印度尼西亚的大龟。
另外，越南永富省的冯原等地曾出土4件牙璋，年代在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之间。
其形制的特点，与商代二里岗出土的牙璋特别接近。
这意味着，商代与越南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受到西亚中亚文明影响
1975年，有学者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发现有65片黏附有纺织品，后经鉴定为棉纤维类之纺织品。
这类纤维类纺织品“即土卢布，相当榜葛剌国所谓兜罗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也出有棉花，证明身毒货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
1986年，考古人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了一号、二号祭祀坑，里面出土了很多海贝。
这些海贝，大小大约是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中间有齿形沟槽。
它们不产于近海地区，更不产于江河湖泊，只在印度洋深海水域出现。
它们应该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而且可能是古蜀人与印度地区直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
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还分别出土了13支、60多支象牙。
一号祭祀坑里堆积的3立方米左右的较大型动物骨渣，则有可能是象骨。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立足青铜祭坛中层，由4个大象头勾连而成。
另外，距离三星堆不远的金沙遗址，时代处于商周时期，其中出土的象牙重量竟然超过了1吨。
专家认为，这些象牙并不产自国内，而是来自印度。
作为商代时期的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金面罩、金带和青铜雕像。
这些青铜雕像与西亚雕像夸张的艺术风格十分接近，金带、金杖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与西亚文明一致。
所以，当时这个地区可能还受到了来自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
游牧文化和青铜文明互动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西南约75公里，有一处地方，当地人称为“康家石门子”。
198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一处反映祈求人口繁衍的巨幅古代岩画。
整幅岩画最下部距地面2.5米以上，最上部距离地面有10米，东西长14米，总面积达120多平方米。
在这片岩壁上，刻满了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
其中，大的高于真人，小的只有10至20厘米。
人像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有穿着衣服的，也有裸露身体的，下面是很多小人的形象。
整幅岩画表达了古人希望人丁兴旺的朴素愿望。
新疆、内蒙古等地岩画中出现的对马形象，与商代铜器铭文中某些符号相似。
有学者因而根据商代铜器铭文的时代，来推定这些岩画的具体创作时代，认为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相对可信。
在遥远的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地的卢里斯坦，自上世纪20年代起陆续发现了大量具有浓郁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包括车饰、马具、武器、工具、礼器、神像等。
其中，有很多的通牌饰上有对马形象，与新疆岩画相似。
这说明，在晚商时期，中原地区与内蒙古、新疆乃至今天的伊朗地区，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联系。
而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有一个格拉兹科沃文化，属于贝加尔湖沿岸早期的青铜文化，大致时间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
在这处文化遗迹的墓葬中，出土有白玉环。
上面有数圈同心圆刻线和“马蹄眼”（穿孔外大里小），与商代玉器形制相同。
另外，考古人员在俄罗斯伏尔加地区的塞伊姆文化发现了青铜矛、柄端装饰有野马的刀、
空銎斧和白玉指环，和我国安阳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外形非常相似。
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索克文化遗址中，还曾出土一些青铜小刀和弓形器，形制与安阳地区的发掘品也很相似。
关于这些器物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前苏联考古学者吉谢列夫认为：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塞伊姆文化向东发展，传播到中国境内，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安阳器物的发展。
而安阳地区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后，又反过来影响到现在的俄罗斯境内。
不管真实的历史细节是怎样的，至少我们可以判定：在商代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之间发生了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