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评析
浅析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
浅析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许春霞(大同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山西大同037008) [摘 要]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效果。
但任何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在内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我国财政政策离不开其赖以发挥作用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宏观经济背景和形势, 2005年政府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对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方式、手段进行适时调整,实现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型,以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和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稳健财政政策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自1993年我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起,到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但从1998年起,经济出现偏冷,共有四个特点。
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
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一度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
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迹象明显。
第三,全面买方市场形成。
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较全面的“买方市场”,生产能力过剩,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四,货币政策连续运用,但效果不佳。
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
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
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
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
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
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
我国财政政策的十年回顾
一、1998-2004年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国民经济也保持着“适度快速增长”的势头，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货”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实行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改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泰铢当日贬值20% ，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
从而使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出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重创。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出现了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减慢、物价水平持续走低、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等一系列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现象。
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业内部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竞争力较弱等问题进一步显露出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有企业开始了兼并、破产与重组，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下岗人员，城镇失业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隐患。
在这种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之下, 1998年8月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我国正式开始启动实施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从1998年到2004年，我国共实行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来达到扩大总需求、带动社会投资增加、刺激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
1、增发国债，扩大政府购买支出：七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这些筹集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发展教育、公检法设施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等。
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我国还发行了一定量的特别国债。
2、调整税收：面对出口增幅趋缓的势头，为了刺激出口，我国从1998年起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大“免、抵、退”税政策的落实力度。
浅谈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
浅谈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摘要] 1998 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走向稳健，又从稳健走向积极，经历了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探索历程。
本文通过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察了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背景、具体内容、政策效果，并就政策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加以分析，以期能从中汲取经验。
[关键词] 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政策效果一、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积极财政政策。
（一）政策背景。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出现外贸负增长、通货紧缩现象。
国内，较全面的买方市场造成商品库存积压；“软着陆”后社会总需求疲软。
虽然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率，以期用货币政策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消费和投资需求均缺乏弹性，政策失灵。
（二）政策内容及成效。
1998 年，针对上述背景，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1.增发1000 亿元国债用于农田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方面；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 亿元特别国债，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
2.调整税收政策：对涉及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减免；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科研机构转制政策等做新规定；对涉外税收政策做适当调整，鼓励外商投资；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拉动居民即期消费需求。
3. 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离退休人员待遇；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4.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直接投入国债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有：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紧缩；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失业率上升趋势变缓；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总体上实现了经济增长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1998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解读
1998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解读自1998 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积极主动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扩大消费需求始终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在实际中，财政政策对于消费需求的调控效果并不明显，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偏差，以及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因此,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将调控重点转向扩大消费需求，通过使用“差异化"政策、优化支出结构、完善税制等手段刺激居民消费，真正扩大内需。
1998 年以来财政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简要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开始主动灵活运用财政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波动进行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1998 年开始，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进行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从“积极－稳健－积极”的政策类型调整过程.一、1998 － 2004 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避免我国经济陷入全面通货紧缩，1998 年8 月，我国正式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1。
增加财政支出。
一方面，政府增加购买支出，包括利用预算内资金和增发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财政投资活动，调节投资，促进总需求的扩大。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价格补贴、抚恤社会救济福利费、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等调节收入分配，改善了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调节消费需求。
2. 调整税收政策.为了刺激居民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从1999 年11 月1 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分流居民储蓄，引导居民消费;1999 年对香皂以外的其他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统一由17%下降为8%,对环保型汽车减按规定税率70％征收消费税；从1999 年8 月1 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以鼓励住房消费和流通.二、 2004 － 2008 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我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98年财政
项怀诚：98年中国为什么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人民网苏州9月5日电记者李建兴报道：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前夕，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给记者提供了一份书面材料，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系列问题。
1998年，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项怀诚分析道，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在此之前，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Array划经济体制，政府主要依靠计划实行综合平衡，财政收支依附于计划，包含于计划之中，作为政府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工具而发挥作用。
那时，着眼于宏观调控且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财政政策概念还没有被广泛地认知和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所经历的最突出的变化是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解体，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
国民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投资需求极为高涨。
与此同时，过去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得以矫正，居民的消费需求也不断释放出来。
由于投资和消费两大需求急剧增长，我国在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有些年份甚至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体制时期，计划经济仍居于主导地位，宏观调控主要是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调控的模式基本上是传统的“拉闸门”模式的延续，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现象，经济发展处于周期性波动之中。
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特征表现为高增长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
1991年GDP增长率为9.3%，1992年为14.2%，1993年为13.5%，1994年为12.6%。
由于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生产资料价格迅速攀升，两者相互推进，使物价指数由1992年的5.4%迅速上升为1994年的21.7%，最终演变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抑制通货膨胀，从1993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决定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98年扩大内需政策及启示
98年扩大内需政策及启示从1998年起，中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工具上，增加财政支出和国债，扩大内需，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以扩大政府开支为重点，而不是以减税为重点。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是财政支出。
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上，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促进信贷规模的增加，提高社会投资与消费能力。
一、98-02年的货币政策1.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1998年5月，曾经一度被使用而后又停止的公开市场业务恢复操作，当年交易额为2827亿元，1999年和2000年交易额分别为12,245亿元和9762亿元。
1998年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701亿元，1999年净投放1920亿元，两年合计占同期基础货币投放额的82％。
2000年首次开展正回购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822亿元，既有效控制了市场流动性，又给商业银行补充了流动性。
2001年，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基本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实际承担了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职能。
通过逆回购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和正回购回笼基础货币，全年累计投放基础货币8253亿元，累计回笼基础货币8529亿元。
有效增加了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促使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回升到目标区间。
2002年继续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保证基础货币的总体适度，并引导货币市场利率水平。
2003年正式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开展赎回中央银行票据操作，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交易达到117,203亿元，比1997年增长380倍；现券交易量达到30,848亿元，比1997年增长3100多倍。
2004 年央行首次预发行远期央行票据并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机构范围，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考评调整机制。
2004 年共开展110 次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回笼基础货币19,971 亿元，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3,281 亿元，投放、回笼相抵，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690 亿元；共发行105 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15,072 亿元，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9742 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43 次，收回基础货币3330 亿元；开展逆回购5 次，投放基础货币1490 亿元，使基础货币的增量稳定下降。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维护地区经济稳定，采取了必要有力的财政政策，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为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章定量分析了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及其效果，并对中国財政政策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
标签：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
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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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就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进行了评析。
主要包括：政策启动的背景、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对“挤出效应”、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减税和国债风险等问题的认识。
文章通过详细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成效一、政策启动的背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转轨中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近2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连年赤字、职能范围收缩而同时“错位”（越位与“缺位”）严重，维持“吃饭财政”在许多情况下都成为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
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改变。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
于是政府在决策上果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
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
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
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客观上这成为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的响亮警钟。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
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
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1—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被不少分析者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3.20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
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
在几个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1990年的“市场疲软”，终于在1997—1998年走到了较全面的所谓“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种类已寥寥无几，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绝大多数（当然，不应忘记普通民用住宅和公交服务等供给，仍是严重紧缺的，却往往未在有关部门的统计中表现）。
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40%以上。
4.“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近20年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前哨战和外围战，走到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攻坚战阶段。
在“软着陆”后需求不旺的宏观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总体上已不再沿用过去的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的企业，而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加上前述内、外部增长减速因素的迭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
缓解失业压力成为决策上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大问题。
[!--empirenews.page--] 5.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针对我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的情况，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
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
货币政策如此连续、密集的运用，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
然而，迟迟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
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启动财政政策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了对原预算安排作出调整的方案。
这一方案在1998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提请审议并获得批准。
预算调整方案的重点内容是：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
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分别认购500亿元、200亿元、1000亿元和200亿元），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础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当时我国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50—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已成定局）。
对财政预算作如此大动作的年中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是极罕见的，但符合《预算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宏观调控中灵活的相机决策，反映了我国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
项目安排的重点是：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
结合防汛抗洪，抓好大江大河干流堤防的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植树造林等。
第二，继续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
铁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复线建设等；公路按照“五纵七横”的规划，重点加快“三纵两横两个重要路段”的建设进度；电信建设主要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通信网络。
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重点用于大中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供水、供暖、供气、城市道路和绿化等。
第四，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的17.5倍，超过建国以来的投资总额。
这些粮库主要由地方政府按统一标准包干建设，地方无偿提供建设用地，免除相关的税费，并由国家粮食储备局选派工程监视，保证工程质量。
第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
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
此外，运用新增国债所筹资金，还将增加公检法设施建设投入。
[!--empirenews.page--]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还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实际上是将银行对存款人的债务转为财政对银行（间接对存款人）的债务，财政又把这笔资金如数打入4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帐户，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大为提高。
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作出进一步调整，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大的[1][2][3][4]下一页方面：第一，在年初原定5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
新增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
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办法第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
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的收入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同时，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千方百计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
当年财政在这方面增加支出约540亿元，全国直接受益面达8400多万人。
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变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情况，为鼓励出口，进一步提高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有：（1）在1999年年初和7月1日先后两次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达到了15%以上，国家税务总局3次共下达出口退税计划指标636亿元，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全年出口退税622亿元，比上年增长42.4%，有效地促进了出口的增加。
（2）针对投资需求不足问题，贯彻实施下半年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政策。
（3）从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了一定减免，以求激发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盘活因大量空置房屋所造成的沉淀资金。
（4）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以及科研机构转制等有关税收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促进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
（5）对涉外税收政策作了适当调整，以鼓励外商投资。
（6）从11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促进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刺激居民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定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10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实行预算调整方案，经全国人大批准，财政部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
这500亿元国债将基本用于加快在建国债项目建设，以促使这批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
新增国债重点向五个方面投入：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二是教育设施建设，包括高等学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三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100亿公斤粮库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四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城市轨道交通、环保等设施国产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芯片、同步辐射等重大科技项目；五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