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评析(一)
公共部门经济学课件——1998年以来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研究
1998年以来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研究摘要：1998年我国出台积极财政政策,十年之后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再次启动。
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异同问题,可以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背景、条件、内容、效果等维度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度分析。
总体来看,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借鉴了十年前的成功经验并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有望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内发挥出政策效应。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危机；金融危机1998年我国出台积极财政政策,十年之后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再次启动。
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异同问题,笔者在此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背景、条件、内容、效果等维度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度分析,以期借鉴十年前的成功经验,使本次积极财政政策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内发挥出政策效应。
一、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基本情况(一) 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自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后,我国国民经济利用3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软着陆”。
此后,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冲击我国经济,为此, 1998年8月我国正式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并持续到2004 年。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采用增加政府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所需资金通过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赤字实现。
7年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带动了投资的快速增加,夯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西部大开发步伐。
此外,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一定增强。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出现增长过快的苗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煤电油运供求紧张。
粮食连续多年减产,粮价攀升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于2005年将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至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
(二)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从2005年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从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转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结构调整,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
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加强供给管理(1)
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加强供给管理(1)关于《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加强供给管理(1)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的短缺现象在大多数领域已告结束，“买方市场”悄然登场。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势必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提出新的课题。
一、1998年财政政策的简要回顾1998年我国国内国际面临的形势都比较严峻。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迭加到我国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外贸增长无力，又适值多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出“过剩经济”局面，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下岗”人员和失业压力，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并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
为此，我国政府果断决策，力求实行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政策。
对此，中央银行陆续采取了取消贷款规模限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多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发展公开市场操作等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效。
在这一情况下，财政部报请全国人大对预算安排作出重大调整，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手段调控经济，实施反周期安排，启动经济增长。
从总体来看，这次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一）从政策目标来看，1998年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体现了组合政策目标，即以争取经济增长速度达8％为重点，同时兼顾其它目标。
1998年财政为解决国内需求不足，拉动经济增长，增发了1000亿专项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社会安定，中央财政调增了180亿元的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以及抗洪救灾等；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行了2700亿特种国债，所筹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和我国商业银行法要求的8％的水平；为改善出口竞争力，继续开拓国外市场和吸引外资，进一步保持国际收支的良好状态，我国政府分批提高了纺织品、煤炭、水泥、钢材和部分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并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
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
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
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
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
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
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
我国财政政策的十年回顾
一、1998-2004年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国民经济也保持着“适度快速增长”的势头，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货”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实行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改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泰铢当日贬值20% ，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
从而使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出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重创。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出现了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减慢、物价水平持续走低、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等一系列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现象。
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业内部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竞争力较弱等问题进一步显露出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有企业开始了兼并、破产与重组，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下岗人员，城镇失业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隐患。
在这种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之下, 1998年8月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我国正式开始启动实施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从1998年到2004年，我国共实行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来达到扩大总需求、带动社会投资增加、刺激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
1、增发国债，扩大政府购买支出：七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这些筹集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发展教育、公检法设施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等。
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我国还发行了一定量的特别国债。
2、调整税收：面对出口增幅趋缓的势头，为了刺激出口，我国从1998年起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大“免、抵、退”税政策的落实力度。
1998年与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15.0
13.2 10.9 10.5 10.1 7.4
2008－09进出口额月度变化
150 100 50 0
20 08 -0 20 1 08 20 04 08 20 07 08 20 10 09 -0 20 1 09 20 04 09 20 07 09 -1 0
进口额_当月同比 增速 (%) 出口额_当月同比 增速 (%) 进出口额_当月同 比增速 (%)
46279.8 20.1 53407.5 17.1
1.41
1.48 1.98 2.51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 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
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引出一浪又一 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 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 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但是， 1998年以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逐步 显现出来。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
• （一）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内容
• 1998年财政政策主要是汲水型的财政政策，即依靠一定数额的公共
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活力。具体内容包括：
• ——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中央和地方各得500亿元，用于基础设
施建设
• ——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专项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的资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 1、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 1998-2002年累计发行的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安排
项目投资32800亿元,累计完成投资24600亿元。财政政 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见表 3）。
2、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基础设施得到加强。
1998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解读
1998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解读自1998 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积极主动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扩大消费需求始终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在实际中，财政政策对于消费需求的调控效果并不明显，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偏差，以及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因此,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将调控重点转向扩大消费需求，通过使用“差异化"政策、优化支出结构、完善税制等手段刺激居民消费，真正扩大内需。
1998 年以来财政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简要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开始主动灵活运用财政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波动进行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1998 年开始，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进行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从“积极－稳健－积极”的政策类型调整过程.一、1998 － 2004 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避免我国经济陷入全面通货紧缩，1998 年8 月，我国正式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1。
增加财政支出。
一方面，政府增加购买支出，包括利用预算内资金和增发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财政投资活动，调节投资，促进总需求的扩大。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价格补贴、抚恤社会救济福利费、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等调节收入分配，改善了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调节消费需求。
2. 调整税收政策.为了刺激居民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从1999 年11 月1 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分流居民储蓄，引导居民消费;1999 年对香皂以外的其他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统一由17%下降为8%,对环保型汽车减按规定税率70％征收消费税；从1999 年8 月1 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以鼓励住房消费和流通.二、 2004 － 2008 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我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维护地区经济稳定，采取了必要有力的财政政策，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为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章定量分析了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及其效果，并对中国財政政策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
标签：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
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3）国债发行具有较大空间
1997年，我国国债余额为6074.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8.2%。大大低于世界30%—50%的一般水平。而且，国债 余额占私人金融资产的比例不到6%，表明国民认债能力较强。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退出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出发点是一种由政府实施的扩 张性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操作，其目标是扭转需求不 足、经济衰退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因此，这一政策 不可能年复一年长期坚持，必然要在完成反周期调控 任务之后淡出，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 财政政策”。政策淡出与转变的背景主要有： 1、我国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局面 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 别为9.1%和9.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 1.2%和3.9%，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上涨2.3%和 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 4.8%和11.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通 货紧缩的阴影，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据国家统计局对900多个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调 查，一半左右的工业产品的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为 10%。而一些国民经济急需的技术含量高、有特色、市场前 景好的产品，尤其是重大技术装备和成套技术设施、高新技 术产品则供给不足，缺口较大。
（2）城乡结构不合理。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 且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加重了城市职工失业 与下岗的程度。 （3）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 一些交通便利、基础较好的东部与中部地区， 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的 因素，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东部与西部地区的 差距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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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评析(一)内容提要:文章就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进行了评析。
主要包括：政策启动的背景、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对“挤出效应”、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减税和国债风险等问题的认识。
文章通过详细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成效一、政策启动的背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转轨中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近2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连年赤字、职能范围收缩而同时“错位”（越位与“缺位”）严重，维持“吃饭财政”在许多情况下都成为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
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改变。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
于是政府在决策上果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
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
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
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客观上这成为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的响亮警钟。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
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
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1—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被不少分析者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3.20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
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
在几个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1990年的“市场疲软”，终于在1997—1998年走到了较全面的所谓“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种类已寥寥无几，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绝大多数（当然，不应忘记普通民用住宅和公交服务等供给，仍是严重紧缺的，却往往未在有关部门的统计中表现）。
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40%以上。
4.“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近20年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前哨战和外围战，走到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攻坚战阶段。
在“软着陆”后需求不旺的宏观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总体上已不再沿用过去的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的企业，而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加上前述内、外部增长减速因素的迭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
缓解失业压力成为决策上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大问题。
5.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针对我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的情况，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
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
货币政策如此连续、密集的运用，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
然而，迟迟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
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启动财政政策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了对原预算安排作出调整的方案。
这一方案在1998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提请审议并获得批准。
预算调整方案的重点内容是：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
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分别认购500亿元、200亿元、1000亿元和200亿元），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础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当时我国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50—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已成定局）。
对财政预算作如此大动作的年中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是极罕见的，但符合《预算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宏观调控中灵活的相机决策，反映了我国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
项目安排的重点是：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
结合防汛抗洪，抓好大江大河干流堤防的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植树造林等。
第二，继续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
铁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复线建设等；公路按照“五纵七横”的规划，重点加快“三纵两横两个重要路段”的建设进度；电信建设主要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通信网络。
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重点用于大中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供水、供暖、供气、城市道路和绿化等。
第四，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的17.5倍，超过建国以来的投资总额。
这些粮库主要由地方政府按统一标准包干建设，地方无偿提供建设用地，免除相关的税费，并由国家粮食储备局选派工程监视，保证工程质量。
第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
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
此外，运用新增国债所筹资金，还将增加公检法设施建设投入。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还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实际上是将银行对存款人的债务转为财政对银行（间接对存款人）的债务，财政又把这笔资金如数打入4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帐户，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大为提高。
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作出进一步调整，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方面：第一，在年初原定5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
新增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
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办法第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
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的收入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同时，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千方百计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
当年财政在这方面增加支出约540亿元，全国直接受益面达8400多万人。
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变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情况，为鼓励出口，进一步提高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有：（1）在1999年年初和7月1日先后两次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达到了15%以上，国家税务总局3次共下达出口退税计划指标636亿元，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全年出口退税622亿元，比上年增长42.4%，有效地促进了出口的增加。
（2）针对投资需求不足问题，贯彻实施下半年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政策。
（3）从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了一定减免，以求激发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盘活因大量空置房屋所造成的沉淀资金。
（4）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以及科研机构转制等有关税收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促进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
（5）对涉外税收政策作了适当调整，以鼓励外商投资。
（6）从11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促进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刺激居民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定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10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实行预算调整方案，经全国人大批准，财政部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
这500亿元国债将基本用于加快在建国债项目建设，以促使这批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
新增国债重点向五个方面投入：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二是教育设施建设，包括高等学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三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100亿公斤粮库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四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城市轨道交通、环保等设施国产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芯片、同步辐射等重大科技项目；五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
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