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 “减负”变成“越减越负”

莫让“减负”变成“越减越负”
减轻过重的课业负担，似乎成了多年来素质教育推行过程中解不开的死结。

哪些课业负担应该减轻？哪些课业负担是合理、必要、有效的？校内减负校外补的症结该如何解？会不会“负负得正”越减越负……莫让“减负”变成“越减越负”
本学期，北京市教委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根据这一通知，北京市将在义务教育阶段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和作业量、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管理、严格各类竞赛管理等。

东城、西城等区县也在随后出台了实施细则，如东城区规定不能将竞赛成绩作为入学依据等。

事实上，这并不是有关机构第一次发布减负令。

早在2000年1月，教育部就在京召开过“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电视会议”，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负担。

减了13年都尚未最终减完的学生负担，会因为一纸“减负令”而一扫而空吗？
之所以主管单位三令五申“减负”却成效不大，是因为虽然课堂负担被减少了，但中小学生义务阶段的升学压力依旧存在。

即便取消了各种竞赛，也依然会有其它考查科目和方式层出不穷，“按下葫芦浮起瓢”。

而且，当学校不再补课后，学生和家长会流向民办的辅导机构，学业负担反而“越减越重”。

更令学生和家长们感到手足无措的是，小学阶段有6年之久，但学生们往往因为一纸“减负令”，之前多年练习的考试内容不再被列入考核而前功尽弃。

但为了升入更好的学校，他们不得不重新准备其它可以作为升学依据的考试，一切从头再来，结果减负往往在升学压力下变相成为“增负”。

教育阶段“减负令”之所以往往沦为空文，根本原因是因为不同区县、不同学校之间，在硬件和软件水平上依然存在巨大鸿沟，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和分配相对不均。

每位望子成龙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

在当前混乱的“小升初”模式下，对于无法“拼爹”的平民子弟而言，除了被迫自我“增负”，他们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吗？
减负政策生效区县实施细则落地
北京为中小学生减负的“京八条”3月19日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自3月20日起，凡触犯减负政策的行为都将受到相应惩处。

目前，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和石景山区都已经公布了区县实施减负政策的细则。

无一例外，这些细则均突出强化了监督政策执行的力度。

西城区教委要求各学校要设立专人，受理学生、家长的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并成立了专项工作检查小组，对学校的减负工作进行长期的、常态的、全员的检查，及时纠正学校及教师的违规违纪现象，并通报处理。

朝阳区教委已开展重点督导，内容包括学生在校时间、作业量、禁止违规补课、教辅用书管理、各类竞赛管理等。

东城区教委建立了“三位一体”的监测制度与公告制度，即：建立学生质量监测与通报制度、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通报制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监测与通报制度。

东城区教委还要求学校建立健全学生课业负担专题调研制度和家长座谈会制度，每学年听取学生和家长的意见不应少于两次。

据了解，西城区教委要求学校研究如何减负增效，并推广典型经验。

例如，北京小学作为西城区负担轻、质量高的典型学校，开发了“四季课程”，实施“实与活”的教学，在西城率先进行了长短课实验，对学生进行发展式评价。

东城区教委对作业进行了“个性化”规定，学生每日作业总量由年级组长或班主任协调控制。

提倡学校布置活动性、实践性课外作业，提倡按学生学习水平分层布置作业，双休日和节假日不应加大作业量。

突出量化考核建立追责机制
随着北京减负政策的实施，在形成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课外辅导机构已经受到影响。

北京睿升学校校长姚炜说，新学期北京与小升初、中高考密切挂钩的培训机构开学普遍比以往晚，一个重要原因是优质师资来源受到了减负新政的直接影响。

根据“京八条”，北京公立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允许在社会培训机构兼职。

一些与培训机构合作多年的“名师”在新学期纷纷辞去了在培训机构的兼职，而这部分优质师资往往是培训机构招徕生源的重要砝码。

北京发布减负新政后，更广泛的影响表现在家长们对孩子的成绩预期有了微妙的变化。

北京树人学校校长陈为章说，家长们对孩子的分数态度更宽容了，以往很多家长即便孩子考了95分依然焦虑，现在一
些家长觉得如果孩子能考到85分以上，就不用太着急了。

家长对孩子预期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家长到校外培训机构的报班量。

据了解，去年9月北京坚决将奥数与小升初脱钩后，树人学校奥数班学生规模减少了30%。

陈为章预计实施“京八条”后，奥数班的规模还会缩小。

减负新政还影响到了家长们对孩子课余时间的安排。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既有升学因素导致的单一评价机制问题，也有就业竞争激烈、社会成才通道狭窄问题，但教育部门面对这一问题应该有所作为。

推出八条学生减负措施前，北京就委托学术机构进行学生减负理论和实践调研，并建立了北京中小学课业负担监测数据库。

更加突出了对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量化考核，并建立了追责机制。

例如，针对部分机构利用教辅图书获利行为，实施采购目录制和学校免费提供制，从根源上斩断部分机构利用教辅图书收取学生费用的链条。

巩固减负成果调整升学考试制度
北京著名数学特级教师马芯兰说，为中小学生减轻过重的课业负担，关键在于提高课堂效率。

如果把学生的问题在课堂上都解决了，就不用再课后费力补。

北京二中校长钮小华说，减轻学生负担，从学校来说必须优化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实施减负新政，学生们的作业少了，课外时间多了，也有部分家长担心孩子的成绩。

北京9中教育集团校长郝显军说：“从我得到的反馈看，学生和教师普遍欢迎减负，而一部分家长也有担忧。

”他说，有些家长向学校提出，能不能给学习困难的学生适当补补课。

北京史家小学原校长、北京润丰学校校长卓立说，部分家长的担忧出于对考试指挥棒的顾虑，巩固减负成果还需要调整影响学生升学的考试制度，应该落实中高考“依纲考试”。

过去，语文试卷上六分之五的内容在课本之外，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知道要考什么，精神压力很大，就会在课堂内外拼命补，从而加重了负担。

他建议中高考出题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把考试的难度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