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

一、佛教的始创者及其思想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创者，并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虚无飘渺的鬼神，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历史考证的伟大圣哲－－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诞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宫，名悉遴多太子。

因不满当时印度社会阶级制度的严厉，同时更要拯救当时在不平等待遇下，苦不堪言的群众，毅然放弃行将继承的王位，出家修行，以找寻人生真理，作为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基石。

太子离开王宫，四处寻师访道，经历五载，始终无法发现曾经理解人生真谛的人，因此，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苦行中，去求取证，故进入摩竭陀国，伽耶山附近之苦行林，忘餐废寝，专事苦行。

不觉六年于斯，弄得身形消瘦，面目全非，结果一无所获，始知道苦行无益，唯有放弃苦行，到尼连禅河去洗除身上积垢，又接受牧女贡献饮食，以恢复体力，然后到菩提树下，结跏趺座，止息妄念，正心诚意，参究真理，找寻人生意义，观察宇宙真相，终于夜亲明星，豁然大悟，成为宇宙之大觉，被世人尊称佛陀，号曰：释迦牟尼佛。

梵语释迦，译能仁，牟尼译寂默，能仁代表慈悲，寂默代表智慧。

故释迦牟尼佛，即是一位综合智慧与慈悲于一体的圣者。

因为佛陀开发了人性本具至真至大的智慧，所以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止是言论上、信仰上、经济上、以及行动上的自由；而是心理上、与生理上绝对的自由。

真正的平等，不仅是种族的，法律的，经济的，以及待遇的平等，而是理性的平等。

因为佛陀激发了人性原有至圆至极的慈悲，所以为了要使每个众生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平等，而本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入世、救世。

一方面协助众生粉碎烦恼枷锁，摆脱生死束缚，令获得真理生命至真、至善的自由，一方面鼓励众生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福慧兼修，悲智双运，以证平等的理性。

前者是小乘思想，后者是大乘精神。

小乘思想应用于人生，是寻求苦乐之根源，及其对策，使人了解人与人，人与物的种种关系与法则，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处世做人应有的态度，使人在维持伦理道德的生活中，不断止恶行善，改往修来，最后，断烦恼，了生死，超越轮回，悟证真理生命的毕竟自由。

大乘佛教，除了知道我法二执，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以及获得断除我法二执的方法外，还要发菩提心，立大悲愿，‘愿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内则断惑证真，心物交融，悟契理性，生佛一如；外则众生无尽，我愿无穷，永远本著牺牲小我的精神，去教化众生，利益有情，甚至地狱末空，誓不成佛，佛陀在世，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禽，无非观机说法，对小机说小法，对大机说大法，前者要人‘知苦断集，慕灭修道’，断惑证真，离苦得乐，然后回小向大，自利兼他，共趣佛道；后者则直指佛性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无有高下。

’故需广修六度四摄等法门，自他共济，最后同证菩提，思想虽二，而旨趣是一，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

’可是，佛教思想，无论大乘或小乘，均可应用于人生，而且是积极而非消极，是入世而非厌世。

诚如梁启超所说：‘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入世而非厌世，…是平等而非差别，…。

’或有人问：既然理性平等，何以生佛悬殊，苦乐天渊？原因何在？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时说：‘善哉！善哉！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

’由是可知，妄想执著，就是导致生佛悬殊的主要原因。

众生本具的理性，亦即是佛性，虽与佛同，但由于众生妄想执著，致使思想各异。

众生由于不同的思想，策动不同的行为，形成不同的业力，而招致不同的结果，遂形成宇宙间千差万别的法则，以及人与人间苦乐不同的遭遇与感受。

虽然，但其本具之佛性，并不因此而变质，更末因此而失其‘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的功能。

等如电灯，其款式虽然有长短方圆，其颜色虽然有红黄蓝白，其光亦有深浅明暗的不同，但其发光之电力，并不因灯之形色各异而有别，更不因光之明暗而影响其电力，充塞太空的功能。

同样道理，佛性平等，众生虽因妄想不同，业力各异，致使现象界有美丑苦乐之分，但其本体的佛性，并不因之而有差别，所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又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只要我们不为外境所诱，不为现象所惑，澄清外来妄想，发掘内在智慧，自然可以发现人生的本体，悟证平等的理性，与佛无二。

这是佛陀创教之宗旨，亦是吾人学佛之目的。

二、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年代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代，有各种不同的异说。

据一般传说，而又为学佛者所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

据史称：‘永明七年，明帝夜梦金人，飞入殿庭，且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名曰佛，陆下所梦，得无是乎。

”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之。

十年，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是为此土有沙门之始，亦为此土有寺院之始。

’（见黄忏华著中国佛教史第一章）反是说者则说：永平十年以前，中国人已知有佛教，梁启超亦斥漠明帝求法之说，全属敌视佛教之道士－－王浮，欲证明佛教晚出，自圆其说，谓佛是老子弟子之说而虚构。

本人认为，秦始皇与印度阿育王同时，阿育王不但笃信佛教，且致力于传播佛学，曾派传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世界各地传扬佛教。

然则，阿育王曾派遣高僧来华，非无可能；不过，未必见纳于王廷，或为当时暴政所害，故未见于经传。

及汉明帝遣使请佛，及外僧来华，既尊之宠之，复展其译业，广事宣传，遂为世人所重视，所归向，而史家亦记之，而传之后世耳。

实则，佛教之传入中国，应始于秦而盛行于汉，至隋唐间，更日趋兴盛，及玄奘义净由印度归国，大事翻译，尽量介绍印度文化，致使佛教，盛极一时。

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一）对思想界的影响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

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

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

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

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

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

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

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

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玆举三点如下：（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

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

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

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总之，佛经文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

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

（3）文学情趣的发展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

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

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

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槃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

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

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