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上)第16课主题的互补整合 《失意人生的不同选择》

失意人生的不同选择
——新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上）第16课主题的互补整合
北师大二附中陈立今
新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第七单元第16课将苏轼的《赤壁赋》与姚鼐的《登泰山记》合编在一起，这种编排组合在教材中还是首次。

《前赤壁赋》特点是“以文为赋”，《登泰山记》是“桐城散文”，初看似乎相似点很少，但仔细研读，这两篇文章其实可在主题的互补整合上做文章。

两篇文章均写于作者的失意之时。

苏轼的失意，师生多很熟悉，写《前赤壁赋》时，他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并且皇家还特地给了他一个照顾——“不得签书公事”。

团练副使在大宋本就是安置罪官的闲散小职，再不得“签书公事”，就什么“货卖帝王家”的机会也没有了。

新教参还没有编出，旧教参对《登泰山记》多只做古人游记处理，对姚鼐的境遇介绍甚少。

故大家对姚鼐写《登泰山记》时的境遇多不了解。

查阅史料，此时姚鼐刚刚辞去了《四库全书》纂修官的职务。

其自述的理由是“以病归”“养双亲”。

但从其后来的举动来看，这两个理由都是托词无疑。

因为你见过辞职后大冬天奔行千里登泰山养病的吗？你见过无官一身轻后，大过年的不回家，关键是登完泰山也不回家的“养双亲”的孝子吗？
从散见的资料分析，姚鼐的辞官主因是与《四库全书》的总撰纪晓岚等当时文坛大家的龃龉。

姚鼐虽然也是《四库全书》的编写者，但限于他的年龄、资历、品秩和学术主张，总裁、副总裁、总撰、副总撰、总阅、总校等工作均与他无缘，他只是参与而已，且这个参与也是皇家“破格”赏赐的。

自己的观点、主张根本不被重视，并经常受到上司打压。

如果打压他的是舒亶、李定之辈屑小也就罢了，自己还可以在精神上战胜他们，“儿子打老子”。

但打压他的却是富有“生前身后名”的纪晓岚等学界名耆。

其从孙姚莹在《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有两句话可为姚鼐当时处境的写照：“世之孤生（孤陋寡闻之人），徒抱俗儒讲说，举汉、唐以来传注，屏弃不观，斯固可厌；陋而矫之者，乃专以考订、训诂、制度为实学，于身心性命之说，则斥为空疏无据；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气，放蔑礼法，以讲学为迂拙：是皆不免于伪蔽。

” “纂修（《四库全书》）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

先生往复辨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

将归，大兴翁覃溪（翁方纲）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临行乞言，先生曰：诸君皆欲读人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

” 由此，可见姚鼐与当时文坛风气不合，与《四库全书》的负责人不契。

如果说这还只是后人追述，并未点明纪晓岚其人，那么姚鼐在《与胡雒君书》中则有直接的态度表述：“去秋始得《四库全书》一部，阅之，其持论大不公平。

鼐在京时，尚未见纪晓岚猖獗若此之甚，今观此，则略无忌惮矣。

岂不为世道忧邪？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捄（救）其敝也。

”（《惜抱轩尺牍》4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致是“去年秋天才得到一部《四库全书》，阅读后，认为其所持之论太不公平，我在京师时，还没见到纪晓岚猖狂（删削、论走极端）到如此地步。

今天看来，他对前人成果，简直没有一点忌惮了。

让我怎么能不为世道忧虑啊？我老了，期望国内的贤人，能挽救（纪晓岚之流造成的）这个弊端。

”
相对纪晓岚，姚鼐是晚辈、后学、下属，在野，直呼纪晓岚（纪昀之字）绝非所宜，如果没有深的芥蒂，断不会如此。

继而又因其文章而忧世道，可见两人的学术观点相左之甚。

同样面对不公平命运，苏轼与姚鼐的选择却又有很大区别。

先看泛舟赤壁的苏轼：
他先把自己的皮囊假托成一个悲情的”客“，这个“客”一悲英雄永逝（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二悲个体渺小（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三悲人生短暂（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四悲壮志难酬（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源于他儒家的事功思想。

随后，苏轼心中的道家思想又以“主”的身份来宽慰儒家的悲怆，这个“主”分别以水月为喻，讨论了如何从变与不变两方面辨证地看待自然与自身。

逝者如斯，江水奔流到海不复还，人不能连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这是变；江水滔滔不绝，亘古如斯，这是不变。

“月有阴晴圆缺”是变，“江月年年只相似”是不变。

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

不要慨叹人生苦短，生不逢时，物我同一，生死同一，人生的意义可以永恒。

于是乎苏轼的精神主体与世间躯体就“相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了。

苏轼的解脱方法实是佛道圆融，从一定角度看也是一种自我麻痹——对于封建君权下的士人来说，这种圆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另起炉太劳累，在这种圆融中可以明哲保身，熬到下一次被皇家启用。

再看登泰山的姚鼐：
“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他不怕路途艰辛；“古时登山，循东谷入”，但他“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他不怕走“异路”；正因为如此，他看到了“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夕阳壮丽，看到了“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的朝日磅礴。

登泰山的历程其实就是姚鼐面对不公正人生的选择历程的写照，他不走常人之路，不怕另起炉灶，敢于舍弃已有的“坛坛罐罐”。

用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说苏轼和姚鼐面对的现实都是一个大黑球，苏轼能从这黑中看到一丝自慰的光明，并把它扩大，知黑守白，黑白交融，形成一个太极球；这个太极球向前滚动，可以走很远很远，但人终究只能在这个球中生存，变化。

空间有限，改变亦有限。

而姚鼐虽受的打压相对温和，但他的解脱之法却异常决绝，他没有滚太极，而是把这个大黑球捅破，他选择的是对旧有选择的放弃，另寻了一片天地。

这从苏轼泛舟赤壁和姚鼐的登泰山后各自的履历可以看出。

黄州后的苏轼：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

未至汝州而幼子卒。

申请暂居
常州获准。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复相，苏轼升任朝奉郎知登州。

四个月后，还朝
任礼部郎中。

升中书舍人，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整治西湖，修苏堤。

元祐六年（1091年），调知颍州。

整治颍州水利，修筑堤坝。

元祐七年（1092年），调知扬州。

元祐八年（1093年），调知定州。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

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琼州别驾，儋州安置。

兴办教育。

元符三年（1100年），赦复为朝奉郎。

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归途中病逝常州。

登泰山后的姚鼐：
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6-1778），主持扬州梅花书院。

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0-1787年)，主持安庆敬敷书院。

乾隆五十三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8-1789），主持徽州紫阳书院。

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五年（1790-1800），主持江宁钟山书院。

嘉庆六年至嘉庆十年(1801—1805)时，主持安庆敬敷书院。

嘉庆十年至嘉庆二十年（1805-1815），主持江宁钟山书院。

嘉庆二十年（1815），卒于江宁钟山书院。

苏轼的一生就是在重复贬官——复官——干活儿——再贬官——再复官——再
干活儿的圆圈。

其思想也遵循着得意——失意——再得意——再失意的圆圈轨迹。

球体往前走，不管这个球滚得多高多远，球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姚鼐，捅破了这个黑球，去做自己所爱做的事，不受制于人，不要皇家那只诱惑人的“胡萝卜”。

虽然朝代不同、面对的斗争对手不同，对两人的选择不好做截然的判断。

但姚鼐似乎过得更滋润、也更有成就，南归后的姚鼐主要于江苏
和安徽一带教学著书，学生满天下，后世闻名的有二十余人。

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

研究领域广阔，涉及文学、哲学、史学、诗学、文章学、书法史等多方面。

苏轼虽也文章等身，但以诗词散文和艺术论述为主，虽内容真挚，灼见层出，但学术领域似乎终不及姚鼐宽广。

综上，在引导学生品读古人寓于山水的情怀的同时，能感悟先辈处理不公正命运的不同思路，并进行评点，也不失为一种教学思路——该单元教学任务的第一条即是“感知文学作品，涵咏品味，领悟作品的内涵，把握作者情感态度，获得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