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绥西土地整理的施行

前沿 2009年第10期抗战时期绥西土地整理的施行丁 平*(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摘 要]1940年绥远省政府在绥西施行的土地整理,在当时的国统区里,可谓独树一帜。

引起这一运动的根本原因是绥西土地几乎全部为大地商、大地主所垄断。

土地整理的中心任务就是对已放垦的土地进行清理整顿和取缔包租转租土地。

为此绥远省政府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关的运行规则。

这场土地整理运动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保存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改善某些租佃关系。

[关键词]绥西 傅作义 土地整理 施行[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8267[2009]10 0179 05绥西在抗战之前的土地关系,一个显著特点是地权高度集中,而地权集中表现为地主占地面积大和特大地主数目多。

河套因其地广人稀,土质膏腴,有财力者利用放垦大片承领土地,遂形成多数大地主。

据1933年调查,河套地区土地基本上为大地主所垄断,自耕农土地仅占15%,其余85%属于租耕、半种或雇耕[1]。

基于此,绥远省政府为了增加战时生产,以配合军事胜利,1940年首先在地政方面决定实施土地整理, 本着耕者有其田与地尽其利的原则,在不妨碍地主生产的范围内,一方面扶植自耕农,同时又保障佃农,第一步严厉取缔包租转租一类不直接生产而剥取中间利润的行为;第二步彻底清丈土地,确定公私地权 [2]。

这就是傅作义所称道的 垫低而不铲高 的土地整理运行模式。

一、土地整理在绥西推行的基本原因1940年9月绥远省政府在绥西主持和推行的土地整理运动,绝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有着较深刻原因。

首先,1940年对绥远省政府来说,是其抗日战争进程中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年代。

是年3月20日,傅作义所率部队虽久战员减力薄,但战志弥坚,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对盘踞五原新旧两城之敌发起反攻并获得胜利。

五原大捷 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区内第一次收复失地。

然而,在傅部进行包头、绥西、五原战役时,那些地商、地主大户们 把大批粮食埋藏在沙窝里,带上全家躲到日伪占据的城镇,想方设法不向我军提供粮食,使我军将士经常饿着肚子与日寇拼命。

倒是许多平民百姓将多年积存下的粮食捐献出来,支援我军抗日。

如在绥西战役时,安北县的农民安礼献粮3万斤,临河农民李仁甫献粮6万斤。

若是没有广大农民支援,我军很难在这里立足,更谈不上抗击日寇了 [3]。

此种地主所为,在当时并不在少数,对此若不作妥善处理,必将影响绥远的抗战前途。

然而如何能充实军粮,如何能增加生产,更如何能杜绝奸商垄断不致济敌以粮,这就是绥远省政当局决定实施土地整理的时代导因。

诚然,粮食在战时特别重要,为古今不变之铁则。

欲使增产粮食,就得扩大耕地面积,但当时绥远省政府对绥西地区的土地控制实际上处于虚悬状态,这与历史上新设官厅长期处于 侨治 密切相关。

五原厅署始建于1903年﹙前清光绪二十九年﹚,但 历任各官,均以地荒人稀不敢到署,而寄居包头,仅设巡检一员于城内,以理诉讼 [4]。

直到1915年,五原县长才搬到五原县城。

官治系统 的空缺,给 民治系统 的发展壮大留下广阔空间,民间力量由此成为绥西社会的主要控制力量。

考河套地主*[作者简介]丁平(1963-),女,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内蒙古大学博士生。

如是,其势力大,竟有一人拥地十四五万亩者,实足令人骇异,其所以造成之原因,有私包蒙人土地者,有以势力攫夺者,如领垦十顷,而实则三二百顷者有之 [5]。

经过这样的强占强夺,河套土地集中到极少数大地商、大地主手中,绝大多数人都属于佃户与雇工。

大地商不但垄断着土地,还通过兼营商业和高利贷操纵着物价和金融市场。

1932年春,临河麦价每石8元,地主在贷出麦子时作价高达每石16元。

到新麦上市,每石仅值4元。

这样,势必得以新麦4石才能还清春季所借的一石麦子,地主从中剥削了净3倍的粮食 [6]。

这样,大地商、大地主掌握了农民从生产到消费的所有经济环节,对农民控制达到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程度。

这种封建土地制度的发展,使得绥西社会发展变得越来越落后,同时也产生了一股极其强大的阻碍历史向前发展的反动力量。

傅部与日军会战绥西大地主却藏有粮食却不供给部队,就是这种制度发展的一次最集中的大暴露。

其次,由于垦政不健全,且又迭经变化,致使河套绝大多数土地落入绅商巨贾手中,造成难以调整的局面。

民国时期,绥远占地面积最大的地主出现在河套地区,不外以下原因。

第一是河套可垦地多,有势力之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承垦而扩充占地规模。

大地主通过开渠挖地的方式进行扩张,因为河套地区独得黄河之利,引灌河水,尤 以伏水最佳,本年伏泛用水浇地,至秋将余水放出收冻。

次年地气一开,酥如鸡粪,不用犁耕,仅耙一次,即可插耧撤籽。

此类地,可种麦子、莜麦、碗豆等,工力省而获利多,农民争租之 [7]。

第二是地商介入。

旅蒙商或直接向蒙旗大片包租土地,或通过向蒙旗王公放债租得土地,变成占有巨大田产的地商。

魏羊、甄玉等早期河套地商就是陕西府谷县的旅蒙商。

民国初期,绥西大地商杨柜(商号名谦德西)包租杭锦旗土地,其范围东至杨家河,西至乌拉河,南至哈拉沟,北至乌加河,各召庙地计有梅令庙、甲登坝庙、大苏台庙、小苏台庙、勾心庙、土召子等六段[8]。

第三是放垦期间,垦局及地方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大片承领土地,变为大地主。

据 绥远合作通讯 记载:在狼山蛮会镇东北10华里的黄土拉亥河两岸,这里原先是蛮会大地主傅秉诚跟李绍汉的土地,后来被垦务局职员刘成堂设法占有。

刘成堂并没有怎样经营,所以九十二顷的大面积土地上,只有四五顷熟地和两个很小的圪坦,其余尽都是草滩[9]。

绥西驻防官兵也乘放垦之机抢领好地,如清末归绥巡防队湖南籍士兵,多半在河套占有土地,统领谭永发占有好地几十顷[10]。

在如此的社会里,个人拥有资源的不同,特别是对土地的支配程度不同,地主、佃农、雇工等社会地位的分层开始形成。

为改变这种社会层次,扶植自耕农,保障佃农,以适应增加战时生产需要,绥远省政府进行调整整顿势在必行,土地整理运动就应运而生。

绥西地区的土地整理,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才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实施环境。

在这一方面集中表现在两点上:其一、镇压附逆汉奸和没收其逆产。

曾任垦务第六分局长阎明哲,因其投敌被处决,将其任内所侵占的垦田按逆产处理;五原县伪县长全贵,在五原光复时判处死刑,其土地完全没收。

其他地主、地商有鉴于此,都不敢明日涨胆地抗拒土地整理,清查垦田工作得以展开。

其二、有理有节地挫败地方势力的攻击。

绥远的士绅向来是分焦(守显)、祁(志厚)、潘(秀仁)、赵(允义)四大派,他们之间争权夺利虽然互有斗争,但在反对土地整理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他们不敢攻击傅作义,而把矛头对准土地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北峰,有的甚至把诉状送到蒋介石那里。

他们认定土地整理是对其利益的侵犯,所以用当时最耸人听闻的话攻击周北峰,说周是共产党打入傅部 挖墙角 的人。

傅作义一面知照周北峰置之不理,一面电令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王则鼎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地政署疏通,并让周北峰借去重庆参加地政会议的机会,把绥远土地整理的情形直接向蒋介石报告。

当时,因蒋介石需要傅作义为其支撑绥远局面,而粮食是涉及军队的后勤供应问题,便默认了傅作义的做法。

这样,得到蒋介石认可的土地整理运动,便为实现绥西土地管理权限的一元化,提供了政治支持。

二、土地整理的具体过程(一)土地整理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规则1940年3月,傅作义在五原战役胜利后,随即成立战地复兴委员会 ,首先没收汉奸的逆产。

为彻底清理土地,增加农业生产,9月11日又成立了 土地整理委员会 。

傅任命周北峰为主任委员,常佩三、张立范、秦丰川、杨文炤、相里矩、高淑远、戴宗倬等为委员,并指定常佩三兼副主任委员;每月暂定经费2150元[11]。

同时发布了经省府第147次委员会议审议通过的 绥远省土地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 ,省土地整理委员会依据组织大纲规定,即行筹设组成了办事机构。

1941年3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名义电令绥远省政府: 土地整理委员会之设置与现行法令规定不符,应照各省市地政施行程序大纲之规定改组为省地政局;如以经费不足,可由民政厅专设一科,办理全省土地行政事宜[12]。

1942年3月20日,绥远省政府即以蒋介石指令,将省土地整理委员会撤消,恢复为抗战前的绥远省地政局,并任命周北峰为地政局长。

1940年4月1日,傅作义就土地整理问题召开专门讨论会,对其施政大纲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一、原则:地尽其利,耕者有田。

二、方针:变佃农为自耕农,改善自耕农的生活。

三、步骤:永久计划,分别进行。

四、分配:适应耕农心理及习惯,以法定亩数丈放,使其加力经营;以短租地亩,使其扩大耕作。

五、政策:地政设施以耕农的利益为依归,不以财政收入及民间相互权益之处理而阻碍地尽其利之要求。

六、法令:彻底清丈,净地、余地分别划留。

七、丈放:凡无纠葛之小段耕地,即依公田丈放办法随丈随放 [13]。

随后,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布布告,对在绥西推行土地整理的实施细则,作出如下规定: 1.绥远全境一律停止放垦。

2.凡只向垦务局挂过号而未交地价的领地,一律无效。

3.凡向垦务局挂号而只交一部分地价的,交多少地价,只留给相当的土地,其余一律撤回。

4.对所有领地一律进行丈量;领垦地的地户于其所领的土地内靠一边指定地段留其应得的垦地。

5.凡是包租蒙古王公贵族的土地,承租权由土地整理委员会接收,支付给王公们租金,地商们今后不得过问。

6.领垦户和地商们在国家收回的土地上建有牛犋(农庄)及经营的土地,也一律由国家收回;其附设的房舍、酿造设备作价归国有。

如有愿租种国家的土地者,其原建设牛犋者有优先承租权,但是不得转租。

7.凡过去在此一地区内租种土地的,土地清丈后,属于领主的地段,由领主继续收租,但其租粮不得高于该土地上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

其所租用土地,清丈后,属于领主侵占国家的土地,一律收回,由绥远省田粮处公田科收租,不再向地主、地商交租,其交租额为这块土地上正产物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

佃农们耕种的这段土地,由土地整理委员会发给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印发的土地照(当时农民们称 部照 )作为耕种人的永租土地,只许耕种,不得买卖转让,也不得作为抵押向外借贷。

8.地主、包商们在自己所设的牛犋附近经管的土地,如果代经管的人愿意继续耕种的,可以继续耕种,惟不得转租或变相转租 [14]。

(二)垦田清理和整顿土地整理在绥西的施行,其中心任务就是对已放垦的土地进行清理和整顿。

据省 土地整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计划 记载:绥西河套垦地 依蒙民报垦数核算,约为22823顷;已放地约为31700顷。

但清理垦田的籍册及垦照,来源于所接前垦务第五六分局积存档案但多残缺不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