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的中国教育奇迹
抗战纪实中国人民的磨砺与成长
抗战纪实中国人民的磨砺与成长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战争被后人称为中国抗日战争，也是二战东方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中国人民遭受着巨大的苦难和磨难，但也在这场战争中逐渐成长起来。
本文将从军民团结、物质紧缺和精神力量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磨砺与成长。
一、军民团结在抗战初期，中国内地各地的抗战力量相对分散，缺乏有效统一的指挥体系。
然而，面对侵略者的入侵，中国人民的声援与抗战已不可避免。
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热潮，人民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战争中。
这其中包括了远离前线的工人、学生、商人等，他们通过捐款、义务劳动等方式为抗战提供了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发起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在打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封闭体制，凝聚各方抗战力量。
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实现了军队的整合，并向广大农民阶级进行政策宣传，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由此，中国抗战中的军民团结逐渐形成。
军队和民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中国的抗战力量逐渐增强。
中国人民冲破了封建社会的束缚，展现出了顽强的抗战精神。
二、物质紧缺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物资短缺一直是中国抗战的一大困扰。
由于日本军队的侵略与掠夺，中国的经济体系几近崩溃，各种资源急剧减少。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大部分工业设施及生产线都转移到了国外，这使得中国抗战能够借鉴的资源和技术十分有限。
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物资匮乏而放弃抵抗。
面对着困苦的现实，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解决办法，创造了一系列的抗战奇迹。
例如，由于汽油短缺，人们发明了汽油替代品——柴油甚至动物粪便也被用作动力源。
人们也创造性地利用废旧物品进行再利用，加强了自给自足的能力。
在物质紧缺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也表现出了极强的团结合作精神。
许多家庭精诚合作，互帮互助，通过勤俭持家，凑集起更多的资金和物资参与抗战。
抗日战 争时期中 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在抗日战争那个充满血与火的艰难岁月里，中国的教育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然而，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努力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播撒着希望的种子。
当时，战火纷飞，国土沦陷，学校被炸毁，师生被迫流亡。
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教育资源极度匮乏。
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中国的教育事业依然在艰难前行。
为了保障教育不中断，许多学校开始了迁徙办学的历程。
他们从沦陷区迁往大后方，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授课。
这些学校往往没有固定的校舍，教室可能是简陋的民房，甚至是山洞、庙宇。
教学设备也极为简陋，书本稀缺，黑板和粉笔都成为珍贵的物品。
然而，师生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学习。
在教育内容方面，除了传统的学科知识，爱国主义教育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英雄的事迹，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
同时，结合战争实际，开展军事训练、医疗救护等实用技能的培训，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师资力量的保障也是教育发展的关键。
在战乱中，许多教师坚守岗位，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他们不仅传授知识，还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成为学生们的精神支柱。
同时，一些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教育事业，为培养新一代人才贡献力量。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教育也没有被遗忘。
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夜校、识字班，让广大农民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
这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也为抗战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育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除了课堂教学，宣传队、文艺演出等形式也成为了教育的重要手段。
通过歌曲、戏剧等形式，向民众传播抗日思想和文化知识，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教育还注重与实践相结合。
学生们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为前线提供物资支持，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
尽管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但在全体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西南联大办学奇迹背后的原因探析
西南联大办学奇迹背后的原因探析西南联大堪称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本文分别从思想、办学理念、管理、师资、人才培养等方面对西南联大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却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进行了探析。
[标签]西南联大办学奇迹不久，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开学仅一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8年5月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三校复原北归，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
在炮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八年里，在办学设施异常简陋、师生食不果腹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不仅为国家、社会培养、造就出了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研制专家等一代海内外知名学者及大批优秀建国人才，而且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西南联大被中外学者视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够在极端艰苦的办学条件下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本文分别从思想、办学理念、管理、师资、人才培养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一、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联大师生紧密地团结起来西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
面对炮火纷飞、国难当头，时常因躲避敌人的空袭而不得不中断正常的教学与学习，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联大师生没有退却，没有消沉，而是怀着“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豪情壮志与抗战必胜的信念发奋地学习与忘我地工作着，在联大人身上磨砺出刚毅坚卓的可贵精神以及昂扬的斗志。
有的学生还弃笔从戎，直接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三校有不同的历史、各异的学风，但“共同的命运把大家的心拉在一起，一己的得失计较消融在对群体共同的前途命运的关怀上，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沟通，更容易亲密了”。
面对共同的敌人，联大师生摈弃己见，空前团结，“八年之久，合作无间”。
正是怀着“正义必胜、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强烈责任感，“联大预测到，胜利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国家此时将需要一大批各方面的建国人才。
发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筑牢文化自信之基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ＮＯ １，２０２０文化发展发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筑牢文化自信之基史晓宇１，诸 芳２（１．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９２；２．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３１）摘 要：西南联大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奇迹，赓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把教育与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丰碑。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必须弘扬和传承这一重要精神财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西南联合大学；爱国主义精神；文化自信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９０－０５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到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于１９３８年４月西迁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５月，三所大学北归平津，各自办学。
西南联大，这座在抗日烽火中联合组建的高等学府，在短短８年时间里，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筚路蓝缕，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奇迹，更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２０１７年１月，李克强总理参观西南联大旧址后指出：“西南联大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弦歌不辍，大师辈出，赓续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传承了民族精神。
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一直以来，众多的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孜孜不倦地探寻西南联大取得伟大成功的奥秘。
有学者认为是“教授治校”的原则和独具一格的委员会治理模式；①有学者认为是“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刚毅坚卓”的校训；有学者认为云南人民对联大师生的敬重仰慕、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②等等不一。
这都为西南联大的巨大成功做了很好的注解。
然而，我认为，最不容忽视的是西南联大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8年抗战的由来
“8年抗战”与“14年抗战”1月10日讯近日教育部下发文件，特别指出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教材的修改要求覆盖大中小所有学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教材，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
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据了解，为落实中央关于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关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教育部组织历史专家进行了认真研究，对教材修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日前基础教育二司又专门发函对中小学地方教材修订提出了要求。
教育部表示，教材修改要求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应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准确体现。
教材修改要求全面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强调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凸显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八年抗战”是哪八年？“八年抗战”的说法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8年时间。
七七事变时在卢沟桥头防御工事内的中国士兵“十四年抗战”是哪十四年？“十四年抗战”的说法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则为14年。
在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安排铁道“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挑起“九一八事变”。
中国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人教版）“九一八事变”章节根据中国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人教版）的内容，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侵略。
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了。
为什么会有“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两种说法？现在传统和权威的说法是中国抗战八年。
但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
抗战时期的大学奇迹及启示
抗战时期的大学奇迹及启示摘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有计划的摧残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
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反而创造了浙江大学、西南联大等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一历史现象，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放眼未来，重视教育；二是创造自由环境和民主气氛。
关键词：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抗日战争高等教育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战被迫开始。
日本为了完全控制中国，泯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用武力推行其殖民教育政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有计划的摧毁和破坏。
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递交的报告书中写道：“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
日本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是危险分子。
为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日军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及文化机关。
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
因此之故，战时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惊人。
”①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华儿女没有被吓倒，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命脉，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坎坷的内迁，边学习边抗日，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即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先看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
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为躲避日军的轰炸，穿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
浙大西迁办学七年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穷乡僻壤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中国科学文化界共赴国难、坚韧不拔的浓重一笔。
王淦昌在这里完成了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谈家桢在湄潭的唐家祠堂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中的机制和规律，其研究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生物学家贝时璋以及陈建功、罗宗洛等著名科学家最重要的成就都在这里取得。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与办学活动
➢ 考试严格
严格的考试制度是检查学习成果的重要手 段，也是学生勤奋学习的动力之一。联大 规定每个学生在学期学习成绩中，有二分 之一不及格者，勒令退学，有三分之一不 及格者，可留读一学期，读后仍有三分之 一不及格者，也得退学。虽然考试严格， 但是并不是出偏题怪题，反而是鼓励学生 独立思考，有个人创造和心得。
联合办学
南清北合，联大开花
➢ 学院概况
学院 文学院 理学院 法商学院
系科 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 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 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商学、社会学
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化学工程学、航 工学院 空工程学及电讯专修科
师范学院
国文、英文、算学、史地、理化、教育、公民训育及师范 专修科
西南联大的教学 育人杰弦歌不辍
➢ 重视体育，课外活动丰富
继承清华和南开的传统，十分重视体育课。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学期都有体育课， 每周上课两次，不计入学分，但不及格仍 须重修。课外有众多的社团、读书会等， 开展政治、学术、文艺、社会服务等活动。 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学生 围绕学术交流、宣传抗日、争取民主等方 面把课外活动开展的轰轰烈烈。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与办学活动
2015级 张旭雯
从一张表格说起……
类别 年度
表1. 1936-1945年全国高等学校概况表
大学
独立学院 专科学校
共计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42
36
30
108
35
32
24
91
35
35
27
97
抗战时期的中国儿童教育学校与学龄儿童的生活
抗战时期的中国儿童教育学校与学龄儿童的生活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战争形势，人民生活艰苦，教育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难题。
为了确保儿童正常的学习和成长，中国积极开展了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工作，建立了一系列的儿童教育学校。
本文将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教育学校与学龄儿童的生活情况。
一、儿童教育学校的建立在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意识到教育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因此积极开展儿童教育工作。
为了保证学龄儿童的正常学习和生活，许多儿童教育学校应运而生。
这些学校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各种形式，如疏散学校、动员教学、麻雀学校等，来满足学龄儿童的教育需求。
1. 疏散学校在战乱频发的地区，政府组织了疏散学校，将学龄儿童从战区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接受教育。
这些学校主要设立在乡村或较为安全的城市，提供基本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
尽管条件艰苦，但学生们能够继续接受正常的教育，不至于中断学业。
2. 动员教学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抗战时期还开展了动员教学。
动员教学是通过政府组织，动员有一定教育能力的人员从事儿童教育工作。
这些人员可能是师范生、退伍军人、教育工作者等。
他们到农村、城市社区等地，利用各种场所进行教学，让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也能享受教育的益处。
3. 麻雀学校在抗战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城市的学校大多无法正常运作。
为了让城市的孩子也能继续学习，政府组织成立了麻雀学校。
麻雀学校通常设立在家庭、社区、工厂等场所，使用简单的教学设备和教材。
这些学校的目的是让学龄儿童能够就近接受教育，减少学习的中断。
二、学龄儿童的生活情况在抗战时期，学龄儿童的生活异常艰苦。
他们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时代，面临着食品短缺、生活环境恶劣等问题。
然而，尽管困境重重，他们依然积极面对困难，勇敢地坚持学习和生活。
1. 食物短缺由于战争的影响，食物成为了学龄儿童的珍贵资源。
战争时期，粮食供应困难，人民普遍面临饥饿。
学龄儿童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常常只能依靠政府或社会救济来解决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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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的中国教育奇迹——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大飞跃。
这种发展，究竟有多大，又是怎么做到的？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
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
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
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
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
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
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
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
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
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
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
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
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
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
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
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
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
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
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
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
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
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立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
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
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
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
“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
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
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
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
”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
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
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学年度学校数班级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1936 1956 11393 482522 768641937 1240 6919 309563 482641938 1246 8472 389009 525321939 1652 10024 524395 642851940 1900 13063 642688 839781941 2060 14392 703756 1266731942 2373 17575 831716 1791111943 2573 19229 902163 2022091944 2759 20122 929297 2127831945 3727 28352 1262199255688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
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
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
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
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
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
具体数据如下表：学年度院校数教员数学生数毕业生数1936 108 7560 41922 91541937 91 5657 31188 51371938 97 6079 36180 50851939 101 6514 44422 56221940 113 7598 52376 77101941 129 8666 59454 80351942 132 9421 64097 90561943 133 10536 73669 105141944 145 11201 78909 120781945 141 11183 834982556881946 185 16317 129326 20185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
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
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
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
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
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
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
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大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
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
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
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
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40年后物价飞涨，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其他公务员好很多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