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 中国古代文人缘何好骑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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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驴吟诗

骑驴吟诗

骑驴吟诗作者:刘绍义来源:《醒狮国学》2018年第11期有人会说了,骑驴当然吟诗,不然还能骑驴打仗!有句俗语说得好:“骑着毛驴看唱书——走着瞧”。

骑驴打仗不行,骑马看书也不行,至于骑驴吟诗,肯定自有一番情趣了。

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记载,有人问郑綮,“相国近有新诗否?”郑綮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看样子,郑綮的不少诗都是在驴背上构思写成的。

可是郑綮并非第一个在驴背上吟诗的诗人,按照张岱《夜航船》中的说法,第一个在驴背上吟诗的诗人是孟浩然,“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

’”唐彦谦在《忆孟浩然》中以诗的话语也说道:“郊外凌兢西复东,雪晴驴背兴无穷。

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风柳絮中。

”但最早在驴背上吟诗的人就一定不是孟浩然了,因为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写到刘关张第二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正值风雪天气,到达茅庐时,只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知道诸葛亮已经出游,刘备只好留下一封信,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心情。

刚要返回时,偶遇诸葛亮岳父黄承彦,“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

”并且“转过小桥,口吟诗一首。

诗曰:‘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

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火虚,疑是玉龙斗。

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

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马背上出名將,驴背上出诗人。

此言不虚矣。

尽管《三国演义》中的那首诗是小说家之言,不是汉代作品,已有学者考证。

不过,在唐代孟浩然以后,要是你在漫天飞雪中,看到一桥峙然,一人戴笠披裘,骑一驴缓慢而行,不是急着回家,而是优哉游哉地闲逛,那准是一位“诗人”。

所以刘备误将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当成是诸葛亮,也就不足为怪了。

你想啊,黄承彦这身装扮俨然一副世外高人形象,再加他吟诵的这首绝妙好诗,刘备当时误以为他就是诸葛亮肯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风雪之中,骑驴吟诗,如此意境,何其超脱!很多画家喜欢这个意境,纷纷将其画入图画,更别说是诗人了。

诗人缘何爱骑驴——由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引发的教学思考

诗人缘何爱骑驴——由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引发的教学思考

诗人缘何爱骑驴——由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引发的教学思考第一篇范文诗人缘何爱骑驴——由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引发的教学思考“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是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中的名句,描绘了诗人在战乱年代,流离失所的生活状态。

然而,在这首诗中,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诗人骑着驴子穿越剑门关。

这让我不禁思考,为什么诗人如此偏爱骑驴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古代的交通工具。

在古代,马匹是珍贵的交通工具,主要用于战争和长途跋涉。

而普通百姓出行,大多依赖步行。

对于诗人来说,骑驴是一种较为舒适的选择。

驴子耐力强,稳定性好,而且速度适中,非常适合长途旅行。

此外,骑驴还可以让诗人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景色,激发他的创作灵感。

其次,骑驴体现了诗人的谦逊和低调。

在古代,文人雅士往往自视清高,不愿与世俗为伍。

骑驴作为一种低调的出行方式,恰好展现了诗人超然物外、不问世事的风范。

与此同时,骑驴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封建社会,马匹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而诗人选择骑驴,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专注于文学创作,追求内心的真实和自由。

再次,骑驴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在长途跋涉中,诗人可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各种生活场景,从而为创作积累丰富的素材。

此外,骑驴还可以让诗人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使诗人的作品更具现实意义。

最后,骑驴成为了诗人形象的一部分。

在人们的印象中,诗人总是骑着驴子,漫步在山间小道,或穿越繁华的都市,寻觅诗意和灵感。

这种形象使诗人显得与众不同,充满神秘色彩。

同时,骑驴也成为了诗人独立特行的象征,彰显了他们不屈于世俗、坚守内心的品质。

从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引发的思考,我们可以认识到,诗人骑驴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这类细节,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化的兴趣,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

史家之眼 中国古代文人缘何好骑驴

史家之眼  中国古代文人缘何好骑驴

史家之眼︱中国古代文人缘何好骑驴?【编者按】曾经人类和其他动物一起奋斗,向大自然讨生活,努力过上好日子。

随着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人类越来越倚重机械工具,很多原本熟悉的动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本组论文涉及到中国历史上广泛出现的动物,文章内容涵盖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知识谱系等多个方面,或许可以带我们重访那个人与动物杂处的古老世界。

早期民间信仰中的龙与蛇白春霞:《战国秦汉时期龙蛇信仰的比较研究》,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人类社会早期,人对动物世界了解不多,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多地反映在信仰、宗教上。

中国人对龙的信仰源远流长,但是也有一个形成过程,可以说是吸收了多种动物的属性,其中蛇跟龙是很接近的。

作者写道,“在早期的蛇信仰中,蛇具有极其强大的神异性。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与国家政权有着密切关系。

古人不但认为吃蛇、见蛇可以称霸天下,而且还认为斩杀巨蛇也可以获得它的力量。

”作者举了《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斩杀白蛇的故事为例。

此外,作者还描述了蛇的邪恶性,以及人们对蛇的防范。

说到龙,作者认为与神仙思想脱不了关系:龙是神仙的坐骑,是凡人得道升天的媒介,导引死者及其灵魂升天。

作者提到,“1973年长沙城东子弹库的楚墓中又出土一幅帛画,人们命名为《男子御龙图》,画的正中是一个有胡须的男子,侧身向左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龙。

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腹下有一只脚正作游泳状。

画的上方有华盏,盏上有三条飘带随风浮动。

杨宽认为这种有角的龙即为蛟龙。

”《人物御龙帛画》作者接着谈了龙的神异性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是龙与皇权逐步建立起联系的时期,由于龙特有的高贵、神秘、威武、有力量等特征,使得他极为符合皇帝神化自己的要求,于是他就被皇帝所利用,皇帝成为真龙天子,皇子皇孙成为龙子龙孙。

正因为如此,龙从全华夏族的信仰变成了封建帝王的专利,龙的出现也就是皇族的事情,与普通百姓再也没有关系了”。

陆游为什么这么喜欢骑驴呢?

陆游为什么这么喜欢骑驴呢?

陆游为什么这么喜欢骑驴呢?陆游为什么这么喜欢骑驴呢?引导语:大家是否知道南宋诗人陆游为什么这么喜欢骑驴?下面是原因,欢迎大家阅读。

陆游是我国古代著名爱国诗人,他有一首诗作“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就是陆游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剑门道中遇微雨》。

细雨骑驴入剑门,此后,陆游经常被人称为骑驴诗人。

据说李白云游四方,想要登华山。

乘着醉意骑着驴路过县衙门,县令不知道很生气,令人把李白带到衙门里问道:“你是什么人,如此没有礼数!”李白承认了罪状却不写姓名说:“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

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县令又惊又惭愧,谢罪道:“不知翰林至此。

”李白长笑而去。

这是关于大诗人李白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关于骑驴的藐视权贵的故事。

众所周知,陆游是李白的粉丝,对于偶像的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肯定心神向往,所以渐渐的自己也就喜欢上骑驴了。

在古代,由于人们出行不方便,骑驴其实非常安逸的`,而且驴不像马,它是很慢很悠闲的走着,这就让诗人们有了空闲吟诗咏对,很多佳作也是在骑驴中诞生的。

可惜的是现代的人们思维变了,适应了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再也回不到古代那种悠闲的社会了,也没有了古时那种意境。

陆游简介陆游,南宋诗人。

字务观,号放翁。

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父陆佃,徽宗时官至尚书右丞,后被罢知亳州。

父陆宰,官朝请大夫,直秘阁。

陆游出身于一个由“贫居苦学”而仕进的世宦家庭。

他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正当宋王朝腐败不振、屡遭金国(女真族)进犯的时候。

陆游诞生的第二年,金兵即攻陷宋朝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他随父陆宰向南逃亡,在“经旬不炊”和夜闻金兵马嘶中,历尽艰辛,逃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又逃归故乡山阴。

饱经丧乱的生活感受,群情激昂的抗敌气氛,给童年时代的陆游留下难忘的印象,并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他后来曾这样回忆道:“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

中国历史故事-古代文人骑驴、骑牛都是风雅事 为何偏骑马不是?

中国历史故事-古代文人骑驴、骑牛都是风雅事 为何偏骑马不是?

中国历史故事-古代文人骑驴、骑牛都是风雅事为何偏骑马不是?古代文人最好风雅之事,这是物质之外的精神满足。

而风雅之事许多,骑驴、骑牛等都是。

老子倒骑黄牛,孟浩然、李白、杜甫、贾岛、李贺、郑綮等著名大诗人骑驴写诗。

《韵府群玉》载:“孟浩然尝于灞水,冒雪骑驴寻梅花,曰:‘吾诗思在风雪中驴子背上。

’”《古今诗话》也记晚唐诗人郑綮,“相国綮善诗……或曰:‘相国近为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

此何以得之?’”《李贺小传》记有“诗鬼”之称的李贺:“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

”贾岛写诗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鸟宿池边树,僧X月下门。

”中X是“敲”还是“推”。

经过一番苦心思考,最终决定以“推”代替“敲”,于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绝句才得以流传后世。

贾岛对这两个字的思索和抉择,就是在驴背上得到的。

最后还因为太过忘我,竟然冲撞了京兆尹韩愈。

不过韩愈也是个惜才的,不仅未曾责罚他,还与他共论诗道,此后结为知己好友。

著名大诗人杜甫,也“骑驴三十载”。

李纯甫就有诗写:君不见浣花老人醉归图,熊儿捉辔骥子扶。

又不见玉川先生一绝句,健倒莓苔三四五。

蹇驴驼着尽诗仙,短策长鞭似有缘。

政在灞陵风雪里,管是襄阳孟浩然。

官家放归殊不恶,蹇驴大胜扬州鹤。

莫爱东华门外软红尘,席帽乌靴老却人。

骑驴为什么就成为了一件风雅事儿呢?骑着一只小驴,游历各地,慢悠悠的。

兴致来了,吟上一两句诗。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人骑驴写诗,似乎成了一个特定的写诗方式。

驴这座驾在古时比较常见,而会骑驴的人,都不是富贵之人。

虽然富贵不代表不清高风流,但大多数富贵人都与清高联系不到一起。

就好比林黛玉和薛宝钗,仙界高岭之花和人间富贵之花,若说清高,想到的定然是林黛玉。

从某一种角度而言,骑驴写诗已经算是文人清高的一种形象,是一种经典诗歌意象。

驴,成为了诗人清高心志的象征。

正如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所咏:“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唐宋骑驴吟诗 魏晋著名文人墨客大多喜欢学驴叫

唐宋骑驴吟诗 魏晋著名文人墨客大多喜欢学驴叫

唐宋骑驴吟诗魏晋著名文人墨客大多喜欢学驴叫在历史上,文人和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发生在唐宋时期,一是发生在魏晋时期。

唐宋时,贾岛“推敲”的故事,就发生在驴背上;李白的那句“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现在读来仍感豪气冲天;陆游骑驴游历时,也曾吟道“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驴走得较慢,蹄声轻,在颤悠悠的驴背上,容易感受到诗的节奏和韵味,能够才思泉涌,所以,有人问郑綮最近有没有新作时,他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骑驴吟诗,是唐宋文人的一份闲情雅致;而学驴大叫,则是魏晋文人的一种怪诞行为。

翻开《世说新语》,其中的《伤逝》篇就记载了王粲与孙楚学驴叫的史实。

如,“王仲宣好驴鸣。

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仲宣即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生平喜欢学驴叫,时常以学驴叫自遣。

王仲宣死后,曹丕亲自带着文武群臣出席他的葬礼。

追悼会上,曹丕提议说,王仲宣生前喜欢学驴叫,为寄托哀思,大家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

于是,墓地响起了一片嘹亮的驴叫之声,响彻四野,这起历史上最滑稽最搞笑的驴叫送葬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

西晋诗人孙楚,也是一个喜欢学驴叫的人。

王济“丧时,名士无不至者。

子荆(孙楚字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

哭毕,向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

体似真声,宾客皆笑。

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孙楚和王济是好朋友,王济死后,孙楚前去吊唁,当着众多名士的面抚尸痛哭,引得大家都跟着落泪。

孙楚悲伤地说,你(王济)生前不是喜欢听我学驴叫吗?我再给你学一次。

说罢,真的学起了驴叫,引得众宾客破啼为笑。

谁知孙楚却一板脸,说,竟然让这样的人死了,你们却还活着!作为一种牲畜,驴给人的印象无外乎蠢和笨,其叫声更是不堪入耳。

王粲与孙楚,都是生活在魏晋时期的上层人物,都是才高八斗、名噪一时的文人名士,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不顾身份、不顾颜面、不顾影响,不学龙吟、不学虎啸、不学狼嚎,而偏偏要学驴叫呢?笔者认为,魏晋时期的文人大都很有个性,如妳衡、孔融,如嵇康、阮籍,他们的举止言行均属怪癖。

为什么古画里的文人骑驴而不骑马?

为什么古画里的文人骑驴而不骑马?

为什么古画里的文人骑驴而不骑马?
在国画里,骑驴觅诗的形象不仅入诗,且入画,成为文人标榜性情、以示孤高的举止之一。

文人骑驴不骑马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贵贱。

马贵而驴贱,马在古代可以归为奢侈品行列,除了用于战争的战马,能骑马的都是大户人家,贵胄子弟,文人大多买不起马。

其二:自嘲。

有理想有抱负,诗书满腹,情感丰沛的文人在古代很多难以施展才华。

他们需要自嘲一番:“蹇驴聊可当驽骀”“东家蹇驴许借我”“驾蹇驴而无策兮,又何路之能极”“蹇驴得志鸣春风”“正蹇驴吟影,茶烟灶冷,酒亭门闭”“蹇驴放饱骑将出,秋卷装成寄与谁”……
其三:性情。

文人有文人的清高,倔强,顽固,这一点与倔强的驴子神似。

陆游:本想成为一个金戈铁马的战士,却变成了一个骑驴吟诗的文人

陆游:本想成为一个金戈铁马的战士,却变成了一个骑驴吟诗的文人

陆游:本想成为一个金戈铁马的战士,却变成了一个骑驴吟诗的文人南宋,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但在当时却涌现出了以“中兴四大诗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

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就是其中之一。

国家不幸诗家幸,陆游在那个纷乱时代的诗歌创作,却成为了我国爱国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他的近万首诗中,贯穿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他对于国家命运的无限关怀,和对祖国的土地、人民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热爱,正因如此,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可是有没有人想过,这么爱国的人为什么不踏上战场为国争光,反而是呆在家里舞文弄墨呢?故事太长,且听我慢慢道来!陆游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陆佃当过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官至吏部尚书、淮南计度转运副使,本来他一出生就可以过上别人羡慕的生活,可是才一岁的他就遭遇了“康靖之难”带来的苦痛。

小小的陆游哪里懂得什么是战乱纷争,什么是政权统治?他只知道自己总是在熟睡的时候被颠簸起来,他随家人辗转反侧跑了无数个地方,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让他不禁发问,我们为什么要四处躲避?这时,无数金人残暴杀戮的故事萦绕在了小小陆游的耳边。

直到九岁陆游才携着对金人的怨恨第一次回到了家乡山阴。

一路上的颠沛流离让年仅九岁的陆游饱经沧桑,所以小小年纪就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正如他在《感遇》中所说:“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

”他怨恨金人,因为金人让他无家可归,金人让他颠沛流离,金人让这个本来美好的世界,变得硝烟滚滚。

所以他从小就立下大志,坚持抗金,收复河山,为国争光!17岁,意气风发的年纪,陆游听到了岳飞被害的消息,这时陆游的内心中充满了对金人的怨恨和对战场的向往,万分沉重的心情让他再一次下定了北伐的决心,。

20岁,满腔热血的陆游又在一首诗中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极力希望自己能够亲临战场,冲锋陷阵,报效祖国!怎奈何报国无门,自己空有一腔热血,却不知该往何处挥洒,愤懑失意的他写下了这首《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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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眼︱中国古代文人缘何好骑驴?
【编者按】
曾经人类和其他动物一起奋斗,向大自然讨生活,努力过上好日子。

随着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人类越来越倚重机械工具,很多原本熟悉的动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本组论文涉及到中国历史上广泛出现的动物,文章内容涵盖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知识谱系等多个方面,或许可以带我们重访那个人与动物杂处的古老世界。

早期民间信仰中的龙与蛇
白春霞:《战国秦汉时期龙蛇信仰的比较研究》,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对动物世界了解不多,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多地反映在信仰、宗教上。

中国人对龙的信仰源远流长,但是也有一个形成过程,可以说是吸收了多种动物的属性,其中蛇跟龙是很接近的。

作者写道,“在早期的蛇信仰中,蛇具有极其强大的神异性。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与国家政权有着密切关系。

古人不但认为吃蛇、见蛇可以称霸天下,而且还认为斩杀巨蛇也可以获得它的力量。

”作者举了《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斩杀白蛇的故事为例。

此外,作者还描述了蛇的邪恶性,以及人们对蛇的防范。

说到龙,作者认为与神仙思想脱不了关系:龙是神仙的坐骑,是凡人得道升天的媒介,导引死者及其灵魂升天。

作者提到,“1973年长沙城东子弹库的楚墓中又出土一幅帛画,人们命名为《男子御龙图》,画的正中是一个有胡须的男子,侧身向左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龙。

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腹下有一只脚正作游泳状。

画的上方有华盏,盏上有三条飘带随风浮动。

杨宽认为这种有角的龙即为蛟龙。


《人物御龙帛画》
作者接着谈了龙的神异性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是龙与皇权逐步建立起联系的时期,由于龙特有的高贵、神秘、威武、有力量等特征,使得他极为符合皇帝神化自己的要求,于是他就被皇帝所利用,皇帝成为真龙天子,皇子皇孙成为龙子龙孙。

正因为如此,龙从全华夏族的信仰变成了封建帝王的专利,龙的出现也就是皇族的事情,与普通百姓再也没有关系了”。

总体上来说,作者是把龙蛇信仰放在民间信仰的脉络里来研究的。

从六畜看定居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混合
易华:《六畜起源: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轨迹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2日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开始发展畜牧业。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传统中国人的美好期盼,而现在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么六畜是哪六种动物呢?
作者说:“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

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

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渐齐备,表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与西来游牧文化的混合。

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马是游牧
文化的标志,从青铜时代开始成为显贵的家畜。

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文献,猪和马的相对重要性意味着定居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消长。


牛耕方式知多少
杨向春:《唐代的耕牛和牛耕》,2010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六畜之一的牛,在农业社会特别重要,作为耕稼之本,受到了官府和百姓的一致重视。

“由于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柱性作用,唐代统治者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在祭祀活动中下达减牲的命令,降低祭祀规格,不用牛牲。

这样一来,保留了大量牛畜,使之用于农业生产。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养牛业的发展。


作者提到,唐人笔记小说中还有不少杀牛遭到报应的故事,同样反映了牛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如《酉阳杂俎》曾记载,百姓王翰烧田时烧死一头牛,被牛告到冥府。

因而王翰被召到地府讯问,又扯出了其它罪过,他愿意抄写《金刚经》七遍,才被放了回来。

为了发展生产,作者列举了唐代皇帝和官员对农民养牛的重视,“设法采取相应措施,或直接赐给,或买牛赐给,以解决农民缺乏耕牛的问题,使农民家家有牛”。

具体到牛的种类,作者总结到:黄牛、水牛、牦牛三大牛种就是先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培育出来的良牛。

牦牛和黄牛杂交又培育出了犏牛,云南地区培育出了沙牛。

到了唐代,黄牛、水牛、耗牛、篷牛、犏牛、封牛等各大牛种都已经出现了,分布在唐代中国不同的地区。

韩滉《五牛图》
在饲养上,人们已经懂得为牛制作牛衣,以抵御严冬。

牛衣是用乱麻或草编织而成。

作者引用了《王祯农书》的插图:
牛衣
而牛耕的使用方式有三种:一牛一人、二牛一人、二牛三夫。

一牛一人、二牛一人、二牛三夫
从猫捉老鼠到“猫捉耗子,多管闲事”
王炜林:《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遗址出土的猫骨谈起》,《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人类定居之后,粮食有了剩余,老鼠也就随之而来了,捕鼠的猫也来到了人们身边。

所以,“数千年来,猫与鼠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改变着它们的关系与行为模式。

鼠最初生活栖息在山野,猫藏身于丛林,随着人类农业的产生与定居生活的选择,鼠和猫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与人类的新型关系。

在现代化的城市,硕鼠无法再进人我们的家中来食我黍,它们更多移居到了城市的边缘与人类的生活垃圾为伴,但大部分猫并没有离开人类的家园去追寻这些它们喜欢的食物,而是作为人类的宠物,家庭的一员,寄生于人类社会中,猫捉耗子,现在被视为多管闲事的行为了。


现在网络上对猫最大的观感,就是“喵星人”,专门卖萌。

捕鼠——等着变成
绝技吧!
“驴鞠”是种什么运动?
陈浪:《论唐代驴的管理与使用》,2007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驴在先秦时期并不多见,“自汉武帝始,中原与匈奴和西域交往日密,驴得以大规模引入”。

到了唐代,驴是马的重要补充,“驿驴、传驴等在中央由驾部统一管辖,而州县则负责处理具体的驿务”。

在具体监管制度上,作者提到:唐代对监牧中的包括驴在内的所有牲畜建立簿籍,实行量化管理,根据“死耗率”与“孳生率”两条标准线实行严格的奖惩制。

唐三彩中的驴
而且,“唐代在驴及其它牲畜的管理方面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记体系”,即在动物身上盖上印记,以区分动物的归属。

进一步来说,作者强调了唐代在官驴的使用上严格执行公私分明的法律标准:《唐律疏议》第一九九条规定“诸应乘官马、牛、驼、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一斤答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至于驴的价格,“唐代驴价大致在三千文至五千文的范围上下浮动,然当时也不乏居奇货而高沽或破常规而贱卖之事”,所以“驴在当时是比较低廉的,这正是有唐一代驴的使用极为广泛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文人骑驴更是唐代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全唐诗》中含“驴”的诗达六十二首。

作者认为文人好驴的原因在于:其一是驴自身具有性情温驯、忍耐力强的优点,适合文人喜欢游山玩水的需要;其二是文人在入仕之前大多贫寒,难以享受“轻裘肥马”。

除了文人出游,“驴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最为新颖奇特的功能应该是用于体育娱乐——驴鞠”。

唐代马球运动很兴盛,但“马体型大、性暴烈、速度迅疾等特点不太适合女子骑乘来运动,而驴身体矮小、性情温驯的特点恰好适合女子乘用击球”,所以呢,驴鞠也一时兴盛。

作者顺势指出:女子“驴鞠”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更是一种如舞蹈一样的供观看的娱乐活动。

可谓是玩者强身健体,观者赏心悦目。

近代海洋动物知识从何而来?
邹振环:《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海洋动物知识——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以上几篇都是关于传统中国的动物论文,到了近代,我们对明末清初以来的“西学东渐”,一般关注点在世界地理学说上,包括地心说、地圆说、五大洲观念和五带知识,而对其中的海洋动物知识,可能不太清楚,这篇论文刚好梳理了这方面的知识。

耶稣会士汉文西书中关于海洋动物的文字叙述,最早见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该图在利未亚北部的大西洋海面有一段关于“飞鱼”的描述。

《坤舆万国全图》
文章中描述的具体海洋动物,读者可以找原文来细细观摩,而其中反映的鱼的文化形象的变迁,值得注意。

作者提到,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鱼文化不仅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大传统的朝礼国律和皇家建筑,以及宫廷的金银饰件和鱼钥骨器等方面,在小传统的庶民生活中的婚丧习俗、瓷器织绣、砖雕装饰、家具图案、文具玩物、灯盏印染、年画剪纸、歌舞故事、歌谣传说等方面都广泛使用鱼纹。

道教的八卦以阴阳鱼为内核,常被赋予驱祟之功。

鱼类符号多作为辟邪消灾的守护神和表示阴阳载易、善化长生的吉祥意义,很少将鱼描绘成凶暴的形
象(以上内容可参考陶思炎的《中国鱼文化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而西方传教士在《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中的介绍则不同,“海族”中除了介绍神奇的鱼类,还有不少关于海洋动物令人恐惧形象的描述。

作者据此描绘了传教士带来的海洋动物知识的影响: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关于大航海时代海洋动物的种种图说,以西方动物学作为知识背景,透过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我们也可以窥见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是如何通过《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介绍、诠释和想象大航海时代新发现的海洋鱼类,并使之巧妙地与基督教的教义宣传联系在一起的。

原文载澎湃新闻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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