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度量标准研究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度量标准研究作者：孔令丞谢家平来源：《当代经济管理》2008年第06期[摘要]人均资源不足和环境容量有限，已经使我国不再具备“先发展，后治理”的条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立，需要从现在开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文章论证了“两型社会”是在人工和自然双重作用下的资源消耗和生态损耗速率趋近于零的渐进过程。

提出了“两型社会”要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有重点的建设，设计了一定阶段下资源和环境消耗的级次标准和动态特征。

[关键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度量标准[中图分类号] F061.3; F062.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6-0001-06※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6JA630037）、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06&ZD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JY034)、 2007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传统的“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工业化进程，维持的是“资源→产品→废弃”单向线性运行过程，其结果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的问题。

资源方面：我国自1949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

[1]改革开放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尽管20多年的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但对自然资源耗竭的速度和规模，也达到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同样工业化阶段都无法比拟的程度。

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创造1美元的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2]环境方面：据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

[3]更有甚者，有学者（杨帆，2002）[4]提出中国的生态损失已经超过GDP的增长。

而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规律：当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在5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时，往往对应着资源与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

200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046美元，[5]正不可避免地遭遇资源与环境的巨大压力。

处在这一不可逾越的重化工业阶段，我国的自然资源供给却极为短缺。

国内的45种主要矿产中，人均产量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其中发展重化工业所需的基础资源如铁矿石不足世界总储量的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

[3]上述数据说明，如果我国仍然沿用传统的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就会因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双重约束而不可持续了。

可见，“人口密度高、资源奇缺、环境容量有限”的约束，使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再具备“先发展，后治理”的客观条件。

为了缓解资源和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我国确立了2010年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从不断向环境透支、索取时代转向合理利用两种资源的时代；从环境污染时代转向环境保护时代。

尽管目前我国可借不断融入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之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技术和两种资金”，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实施“比较优势战略”[6]，建立适合国情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体系。

但是，从哪些方面入手，采取何种措施，达到何种目标，才是通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良好途径？这种模式的社会在建立过程中，又能为我国在工业化中后期的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哪些能够缓解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具体建设指南？缓解程度有多大？不同程度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推进作用又如何？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就需要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下简称“两型社会”）进行内涵界定，确定符合哪些标准才是“两型社会”的特征表现？只有对此进行理论论证，才能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体系的设计内容不仅要反映整个社会的资源节约状况和环境友好特征，并且要提出在不同阶段，应对这些特征进行相应调整，使整个建设过程表现出一种动态的渐进性。

既然“两型社会”的建设要体现出渐进性特征，那么，阶段性特征该如何体现？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得上是真正建成了“两型社会”？抑或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基本达到了“两型社会”的要求？在不同阶段的“两型社会”形态中，社会总体体现了怎样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传统方式有何区别？之所以需要解释这些问题和界定标准，是由于不同研究者的回答和界定的标准有着完全的不同，由此所产生的实现标准的时间节点和所采取的战略措施也各不相同，资源节约效果和生态环境效益也各有所异。

如大家所熟知的“罗马俱乐部”，就是在全面论证了地球的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生存的承载能力之后，认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就必须满足经济的“零增长”。

有学者（谢家平，2006）[7]认为“两型社会”的建立要达到“人工和自然的双重恢复与净化作用，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速率趋向于零”标准。

不同标准对“两型社会”的建设也各有不同。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才具备建设“两型社会”的经济条件。

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状况不允许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人均收入水平阶段再进行“两型社会”的建设。

既然无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就只能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设计出切合可行的建设标准，并由此提出达到这一标准的战略措施，对加强我国在低收入状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成效，无疑才具有真正符合国情的建设效果。

二、相关研究的综述及评述建设“两型社会”的基本立论前提源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和绿色消费理论。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过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的容纳范围。

但经济增长速度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因此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依靠降低经济增长规模得以实现，而只能是在满足增长基础上，依靠技术进步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

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的双重衡量目标。

原挪威首相布仑特莱夫人(GroHarlem Brundtland, 1994)提出“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内，在不增加能源和资源消费的基础上，将国民财富提高5-10倍”的“十倍跃速”目标；厄恩斯特•冯•魏次察克(1995)[8] 提出“四倍跃进：一半资源消耗创造双倍财富”的目标。

无论哪些目标，都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降低资源和环境的消费。

为实现这些目标，人们开始寻求通过资源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循环经济措施，在确保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提高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益。

国内的研究延续了国外相关成果，并继承了我国传统思想，强调天人调谐(冯之浚, 2004)[9]，但理念仍然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5)[10]。

在衡量指标侧重于评价一定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和消费系统的绿色含量等方面。

就可持续发展指标而言，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07)[11]做过详尽的研究。

中国组织了国内庞大的专家团体(2007)[12]从资源和环境容量消耗“零增长”角度研究了识别准则，指标体系涵盖社会、人口、自然、经济、资源、环境、科教等方面，但由于体系庞杂，资料来源与统计口径也不一致，造成不同地区间的可比性较差。

因此人们将指标体系具体到特定区域——城市，并将可持续的理念内容融入可操作的循环与再用的内容，因此，循环经济的指标设计就成为研究热点(于丽英, 冯之浚；王晨；石磊等. 2005)[13]。

而企业集中区由于其中的物流条件、基础设施、专业能力均能吻合循环经济的节约效果，因此，许多研究人员从集群理论出发，将集群的绿色招商加到集群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效果评价之中[14]；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课题组(2003)[15]认为这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我国比较优势。

更进一步的研究是将绿色制造和绿色设计、绿色再制造(谢家平, 2003)[16]等理论内容作为绿色制造领域的评价指标体系。

循环经济作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实践，其评价指标体系成为目前的一个研究重点。

国家统计局立项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借鉴了生态效率的概念，将重点行业的主要投入和排放进行测算，但研究局限在某些产业。

元炯亮(2003)[17]提出了包括经济、环境、循环和管理等指标在内的工业区循环经济评价体系，但对指标的取值缺乏针对产业类别的调节、章波(2005)[18]从5个控制层面构建了面向规划与管理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但对于如何节约资源的对策建议却无法在指标中反映出来。

多数学者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行业特征而缺乏适用性。

谢家平(2004)[19]为上海工业区构建的循环经济指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不足。

尽管对“两型社会”的评价存在许多探索，但不能否认多数还停留在一般性的理念引导、概念介绍和理论形成方面，其中有许多的探索都放在了交叉理论方面。

当然“两型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与“资源节约”相联系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以及资源经济学等，“环境友好”也必然与环境经济学、绿色制造以及生态经济学密切相关。

但“两型社会”建设所应用的相关理论并非这些理论的简单罗列，而应该是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提出具有独立学科特色的理论内涵和方法体系。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还是缺乏相关概念的界定、方法体系的完善、逻辑推理的论证等构成理论的必需内容。

由于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存在相应的问题，因此对“两型社会”的内涵界定与度量标准就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评价体系的研究忽视了源头控制乃至全程控制对“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更多的评价侧重于对环境的影响方面。

因此“两型社会”建设的评价局限在环保部门，这种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提高经济系统的资源效率、引导社会消费观念等方面对资源和环境的重要影响。

其次，对提高资源效率和生态效益的各种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手段认识相对不足。

实质上，“两型社会”的建设必须考虑经济动因和人文特征。

对于大量消费，甚而奢靡性消费的消费倾向，必须要从制度因素对消费意识生态化进行调整。

否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绿色消费流于形式和口号，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难题。

最后，对于生产系统而言，“两型社会”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其技术性的还原特征方面，这使许多评价内容局限在能否回用及回用比率之上。

实质上，开发和利用自然界本身的生态性恢复能力尤为重要。

因此，有必要对自然生态过程的减量化程度予以重点研究。

因此，对“两型社会”的研究首先要合理界定内涵，在此基础上寻求能够反映资源消耗和资源效率特征、环境容量消耗和环境容量扩充特征的要素，并以此来设计评价指标、合理规定指标值、正确选择测定方法；同时，为保障评价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还应从社会、企业、政府、居民四方的责任进行规定，从而为推进实施方案设计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政策措施。

三、“两型社会”的基本内涵界定既然“两型社会”是在经济增长前提下所具有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特征，那么，这就与传统观念中的“节衣缩食”和“省吃俭用”有着全然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