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居民葬地分析

收稿日期：2011-06-12作者简介：惠瑛（1979），女，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宝鸡文理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秦汉隋唐史。

2011年9月第30卷第9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ep．2011Vol．30No．9唐长安居民葬地分析惠瑛（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宝鸡721013）摘要：唐长安周边地区长期以来发现的墓葬极其丰富，伴随出土的墓志资料也相当多。

本文主要依据墓主人住地与葬地明确的墓志资料，对唐代长安居民死后围绕长安城葬地的方位选择作一简要分析，并试析导致这种葬地选择的原因。

关键词：长安城；墓志；葬地中图分类号：K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2x （2011）09－0113－04现在的西安，唐代的都城，周边墓葬聚集极其丰富，而且随着近些年西安周边考古的持续进行，发现的唐代墓葬数千座，结合考古发现的墓志以及前人研究、整理的文献墓志资料，这里对唐长安居民葬地做一简单分析。

一、根据发现的墓葬和出土的墓志资料，原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伦先生早在1963年就对长安城郊的乡村里名进行了增补，此后，日本的爱宕元，杜文玉，尚民杰，程义等又对此有所补充和修订，本人2006年所著硕士论文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进一步整理。

程义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关中唐代墓葬初步研究》［1］中通过对墓志资料和考古调查资料的整理，将唐长安周边地区的墓葬进行了划区研究。

妹尾达彦在《唐长安の都市生活ヒ墓域》［2］一文中记了长安城郊外的墓域，以考古发掘的为准，有：西郊唐代墓葬区，西南墓葬区，凤棲原秦汉唐明墓葬区，东郊唐代墓葬区，纺织城唐代墓葬区，新筑秦汉唐墓葬区，洪庆原汉唐墓葬区，各墓葬区发掘唐墓数千座。

尤其是地处长安城东以及东南的近郊的龙首原、白鹿原、铜人原、洪庆原、之南的凤栖原、少陵源、比原等地，分布更是集中，唐时也是理想的丧葬之地。

图（一）：西安地区唐代墓葬分布图［摘自（日）妹尾达彦《唐长安の都市生活と墓域》］二、本人在翻阅了《唐代墓志汇编》（上，下）［3］和《唐代墓志汇编续》［4］以及西安地区考古发掘发表的唐墓报告之后，搜集整理出墓主人卒葬日及卒地明确者约500方墓志，经过研究发现在这500余方墓志材料中存在以下三种长安居民死后的葬地选择情况：其一：53%为长安县的居民死后葬于长安城西边，万年县的居民死后葬入长安城东边。

根据资料推测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是长安城的居民死后葬地多选择在本县境内，与家宅的属地是有关系的，如唐郭云墓志“……终于修德里第，……葬于县（长安县）西龙首原，礼也……”［5］。

一般情况下居住于某一地方的居民不会葬于外县属地。

其二：33%的死者卒地与葬地甚远，多为卒于外地归葬于故乡者。

有这样几种情况：卒于长安葬于洛阳的，如樊晋客墓志“……南洋人也。

……终于京兆府崇仁里，……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北邙原礼也………”［6］；还有卒于长安里坊后葬或迁葬于外地的，如裴皓墓志“……遘疾于西京安兴里第……迁穸于降（绛？）州闻喜县高阳乡之东凉原，礼也……”［7］，裴皓为“河东闻喜人也”；张师儒墓志载“……公之殁后，护丧归京，……公之先域在于冯翊，近载缘诸子从职多在诸方，南北驱驰，离乡日久。

遂逐便移家于上都崇仁之里，……归葬于万年县宁安乡新茔之里也……”［8］从这些墓志资料可知这部分住地与葬地不在一地的墓志揭示了另外一种丧葬习俗，即归葬于故乡。

其三：13%的为长安县的居民死后葬于城东，万年县的居民死后葬于城西。

而在这种情况之中以葬于城东的墓葬为多数。

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死后归葬这一传统。

其他原因在后文中将会有涉及。

三、考古发掘的东西部墓葬贫富情况。

首先对随葬品简单分析：在等级分明的古代历朝历代对丧葬规格和随葬都是有一定规定的，唐代也不例外，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

古之送終。

所尚乎儉。

其明器墓田等。

令于舊數內遞減。

三品以上明器。

先是九十事。

請減至七十事。

五品以上。

先是七十事。

請減至四十事。

九品以上。

先是四十事。

請減至二十事。

庶人先無文。

請限十五事。

皆以素瓦為之。

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

其衣不得用羅錦繡畫。

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

魚龍化生。

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

多列侍從。

其輛車不得用金銀花。

結綵為龍鳳。

及垂流蘇。

畫雲氣。

其別敕優厚官供者。

准本品數十分加三等。

不得別為華飾。

”［9］本人搜集到出土有墓志并随葬器物的墓葬有30余座墓葬，除少数墓葬发掘于长安县境外，22座墓葬发掘于唐时的万年县境。

从对各墓葬情况的分析可知分布于万年县的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情况绝大部分高于长安县的墓葬。

西安西郊热电厂工地隋唐墓葬群，绝大多数墓葬为小型墓，少数为中型墓。

随葬品较少，大部分墓在10件以下。

仅极个别墓中随葬文官俑。

随葬品多出于第三期墓中，这可能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小型器物开始大量出现并流行有一定关系。

墓志中仅见两个带官品的，其中内侍省内寺伯李升荣的曾祖及祖皆“不仕”，应为平民身份，迁葬此地乃“祔先茔之侧”。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这一墓地的墓主绝大多数似为住在长安城西部或附近的平民，少数可能为中、小官吏。

其次，再对墓志的纹饰分布进行分型研究，以墓志盖铭文周围是否刻有纹饰可分为以下两型：A型：26方墓志，墓志盖铭文四周未见刻有纹饰，按墓志盖纹饰组合可分为以下五式：I式：7方，整合墓志未见刻有纹饰的，以段元哲，司马睿，宫人何氏，麻氏，张十八娘子，师弘礼，李令崇墓志为例。

II式：3方，志盖四边有纹饰，四杀及盖面四角未见纹饰的，以徐王元礼之姬罗观照，韦君夫人胡氏，董僧利及妻王氏墓志。

III式：10方，志盖四杀有纹饰，四边及盖面四角未见纹饰的，以韦愔，独孤思敬和元氏，成王李仁妃慕容氏，韦美美，章令信，韩氏，许遂忠，李文政，张士清墓志为例。

IV式：2方，志盖四杀及四边有纹饰，盖面四角未见纹饰的有赵宗妻刘宝，郭暠及其妻墓志。

V式：4方，志盖四杀，四边及盖面四角均有纹饰的，如曹景林，董楹，董岌及其妻杨氏，何溢墓志。

B型：23方墓志，墓志盖铭文四周刻有纹饰的，按期组合可以分为以下几型：I式：3方，志盖四杀及四边均刻有纹饰，盖面四角未见纹饰的，如张楚贤及其妻王氏，苏通墓志。

II式：14方，志盖四杀刻有纹饰，盖四边和盖面四角未见纹饰的有杨氏，独孤思贞，郭恒，成王李仁，杨思勖，李文贞，李文贞继室插失氏，董氏，何少直故太夫人兰氏，裴氏时夫人，李敬实，鲜于庭诲，裴利物及夫人窦氏墓志。

III式：2方，盖四杀，及墓志盖面四角刻有纹饰的有崔弘，文安公主，李升荣墓志。

IV式：3方，盖四杀，四边，及盖面四角均有纹饰的有苏通之夫人，李霸，栢元封墓志。

V式：1方，仅在志盖铭文周围刻有纹饰，以蜀王傀墓志为例。

经过对墓志纹饰组合情况分型式的研究发现，墓志纹饰组合是由简及繁的，在两种型式之中，均以志盖四杀有纹饰，四边及盖面四角未见纹饰的墓志占有多数，而且存在的时间相当长久，一直存在于从唐初到唐末。

而那种相对繁缛，墓志各处均刻有纹饰的则为少数。

存在这种情况应该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的关系似乎挺大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墓志刻饰精美而不显得繁缛的墓主人的身份则较高一些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A型III式和B型II式在墓志纹饰组合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在这两种形制之中出土于长安城以东，即所属为万年县的有20方墓志，而属于长安县境的仅有4方墓志，其中属于万年县的20方墓志主人的身份在从五品以上，个别官品较低的如韦恂如长女韦美美，由于韦氏家族在唐代是高姓望族之一的原因，其墓葬的葬地多位于地势较好之处，所以身为正九品下的韦恂如的长女，卒于万年县的常乐坊，葬于长安城东是可以理解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代长安周边墓葬多集中于城东以及城南，存在的原因应有以下几点：首先，古代方位所代表的尊卑思想。

我国古代哲学认为，阴阳是存在于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两大对立面。

左右方位自然也分阴阳。

我国建房一般按坐北朝南的格局，南为正前方，左为东，右为西。

东方是日出的方向，光明出现的一方，卞生，为阳；西方是日落的方向，黑暗降临的一方，主死，为阴。

于是左为阳，右为阴。

因此，从方位体系而论，左手一边为东，亦为上，是较尊重的一侧。

比如，就皇宫而言，东宫尊于西宫，所以古时太子居东宫，汉代太后也居东宫，清朝东宫娘娘在西宫娘娘之上。

在礼仪上皆以左为尊一般尊者长者居左。

《仪礼》上说“长在左”，“宾入门左”。

其次，就本人搜集整理的资料而言，在长安城郊区的唐代墓葬区，属于皇室的墓葬多集中于长安城东部的万年县和昭应县境。

能进入昭应县境的级别相对较高，时间也较早，如奉天皇帝（玄宗长子嗣直）齐陵，在渭河之南细柳原，后与妃窦氏该葬于新丰齐陵；［10］文敬太子（顺宗之子）陵，在昭应县，有陵无号；［11］以及惠昭太子陵，［12］恭哀太子陵，［13］418以及李婺女（玄宗孙女，荣王第八女），墓志有“诏葬于京兆府咸宁县之细柳原”之语；［14］88细人孙氏（奉天皇帝李琮之嫔妃）墓志，细人为嫔妃之一，有“安厝于会昌县界细柳之原”［15］；还有文献记载的玄宗元宪皇太后杨氏也是死后先葬于细柳原，后葬于泰陵；［16］1592节愍太子妃杨氏卒于京师太平里，葬于新丰细柳原；［16］1038昭靖太子李邈墓文载在细柳北原等。

［16］1593其他墓葬大多集中于万年县境内的，在我所搜集的总多材料中约有2/5为葬于万年县境内的，其中不乏生前多住于万年县境的长安居民，但也有的为长安县的居民死后葬于万年县的，推测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万年县的居民以为葬事方便，花费较少而就近埋葬；另一方面应与唐时长安城东部发展较快，为皇亲贵族，达官显贵的住宅或别业和墓葬的较集中分布区，这一地区的唐墓从发掘情况来看等级也较高于长安县。

而且葬于长安城西边长安县境的唐皇室墓甚少见，这都说明了唐代长安城东部的等级和风水为居民选择住地与葬地的优先考虑。

唐长安城以宫城、皇城做为基点，以宫城、皇城映射出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属于万年，长安两县，万年县在长安城东半部分，因此在居民心理上它的等级地位是要高于长安县的，以此推知，葬于万年县境也应与这一思想有关。

最后，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修建是有一定的风水思想在内的，而且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形成了东贵西富的局面，唐代虽然开放，强盛，但是他的封建性决定了商人依然处于社会的下层，而朱雀大街之西就是富商的聚居之地，而东边则是显贵的居住地。

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长安城东南高西北低。

因此，无论是古代的封建迷信思想还是现实的地理环境影响，或者从作为人的那种追赶潮流思想上来说，有名望的人的举动往往会成为下层或其他人追赶的榜样这些影响来说，既然住在东边的显贵的人物的墓葬或家族墓地都选择在长安城东获东南，那么城西的部分居民死后葬地也选在距离住地较远的城东或东南就比较容易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