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人贬谪与文学之关系
古人贬谪经历与其文学成就的相关性
古人贬谪经历与其文学成就的相关性作者：黄玉涛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8年第02期摘要：贬谪经历是贯穿苏轼一生的线索。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苏轼贬谪经历与文学成就的相关性，得出于苏轼而言，贬谪经历和其文学成就有较强相关性的结论。
关键词：贬谪经历；文学成就；苏轼许多古代文学大家，如李白、杜甫、苏轼，他们的诗词饱受赞誉，往往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与超凡脱俗的境界。
而在这些文学成就背后，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有或多或少的贬谪经历。
贬谪作为古时中央对失职或言行不当的官员的惩罚措施，对于崇尚“学而优则仕”的古代贤才们来说无疑是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但这种打击却成为了文学大家们人生经历中的共同点，不由得令人深思他们的贬谪经历与文学成就是否有所关联。
本文以苏轼的经历为例，通过文献研究、定量分析等方法，探究贬谪经历与文学成就的相关性。
一、引言纵观中华文学史，浩如烟海的佳作令人叹为观止。
其中，古代诗文可以说是最耀眼的明星。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我们自小熟读的篇目；“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情令许多少年向往不己；“寂寞沙洲冷”让多少爱情失意的青年在深夜留下眼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泊是许多人老去后的共鸣。
这一篇篇情深意切的诗文，历经几百甚至几千年的时光留传至今，情之深意之切却不减当年。
这不只是语言文字的魅力，更是作品中反映的人生经历的魅力所致。
人们往往能在古人的经历中找到共鸣处。
而当仔细品读古代诗文，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佳作背后都有一段坎坷的经历，无数的成就背后都有血泪纵横。
这种“奇妙的巧合”不由得引发深思：贬谪经历与创作，乃至文学成就是否有联系？本文将以苏轼为例，对比分析年龄、创作时间、贬谪经历对其创作成就的影响，找到关键的影响因素。
二、贬谪的相关背景（一）贬谪的大背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把做官当做最高理想，即“学而优则仕”，这往往也是他们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主要途径。
贬谪_文学创作的助发剂_谈刘禹锡的贬谪诗_池喜生
贬谪,文学创作的助发剂——谈刘禹锡的贬谪诗池喜生（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广州 511317）[内容提要] 古代诗人深受贬谪生活的影响。
本文揭晓刘禹锡的贬谪诗。
贬谪，为刘禹锡的创作提供了客观条件，改变了他的创作方向，强化了他的创作现实性。
贬谪，为刘禹锡的创作贯注了能量，促进了刘禹锡诗歌的进步。
贬谪是文学创作的助发剂。
[关键词] 贬谪；创作；助发剂[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990（2006）01-0141-02一、贬谪为创作提供条件贬谪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常见的现象，贬谪的政治生活不仅影响了古代文人的生命轨迹，而且影响了古代文人的文学取向，政治往往奠定了文学的基石，而文学折射出政治的光芒。
屈原、杜甫、李白等无一不在贬谪时期，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中唐的政治错综复杂，贬谪更是司空见惯，诗人刘禹锡就是其中显目的人物，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折煞了他的政治前途，同时，也造就了他诗歌创作的成功。
刘禹锡一生的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永贞革新前；（二）被贬谪的二十二年；（三）贬谪后十五年。
其中，被贬谪的二十二年是刘禹锡生命中最深刻的时期，他渴望政治上的辉煌，得到的是“逐臣”生涯，他失去了仕途的契机，怀撞上的是文学的丰收；他努力想做一名政治家，即偏偏饮誉“诗豪”美称。
“贬谪”影响了刘禹锡的文学创作。
贬谪前，他的诗歌质直婉转，常有模仿继承之作，贬谪后，他的诗歌情景交融，多有酬唱赠答之风，而被贬谪期间，却是他诗歌生命的辉煌之际，他拓发诗歌的素材、强化诗歌主题、变革诗歌体式，这些成就，无一不是在贬谪时期“磨砺”出来的。
可以说，没有“贬谪”，就奠定不了诗人的崇高地位。
贬谪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条件，韩愈的政治诗、元稹的悼亡诗、白居易的乐府诗、柳宗元的山水诗、刘禹锡的民歌体诗，几乎都是在贬谪生活中创作的，这些贬谪诗，或针砭时弊，或写情山水，或抒发感慨，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贬谪，迫使诗人到边陲，到民间，到基层，不自觉地接受新生活的洗礼，诗人有接近人民的机会，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创作活动。
贬官文学
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士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有唐一代大量的优秀贬谪文学作品。
从特定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
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从贬谪文人的自我表白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舍身报国、耿介高洁的志气与忠直弘毅的品节。
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摆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而他们的仕途往往曲折坎坷，一旦他们遭贬，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一个个千古名篇。
后人便把这些文人遭贬后写成的文学作品通称为“贬官文学”这是中国古代特别奇特的一种文化现象。
贬谪与中国文学
贬谪文学探究士人在贬谪的特定情境中的生存样态及其精神表现，透析其在理想和现实中窘迫、奔突、异化与自省的痛苦求索和精神裂变，探讨贬谪文学多样性表现中的共性因素。
一、心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官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成为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
但宦海有不测风云，贬官士人代不乏人，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文化群体。
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
统而观之，其人生大致演绎了从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最后归于悲观主义的悲剧，其心态也经历了从希望到期望终归于绝望的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贬官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贬官士人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身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这是贬官士人最突出的心态特征。
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
就古典社会中士人所接触、打交道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
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
当宋代大儒范仲淹在讲到人生的境界时，他说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明代顾宪成也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
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
如王禹偁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
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
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
贬谪与苏轼的文学创作
贬谪与苏轼的文学创作贬谪是古代文人常常面临的一种困境，而苏轼则是中国文学史上备受赞誉的一位文学家。
他们的遭遇与创作经历，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贬谪，是指当时的朝廷将文人贬放到偏远的地方，剥夺其权力和地位。
对于文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贬谪之后，文人不得不离开繁华的都市，远离亲友，背井离乡。
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对于文人的创作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苏轼也曾历经贬谪之苦。
他先后被贬谪到黄州、岳州等地。
在这些地方，苏轼面临着孤独和困苦的生活。
然而，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
相反，他在贬谪之地，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执着，继续进行创作。
苏轼在贬谪之地的创作，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命运的抗争。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许多描绘贬谪之苦的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黄州寒食诗》。
这首诗中，苏轼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贬谪之地的寂寞和凄凉。
他写道：“寒食天气近清明，纸钱无人烧葬行。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些细节生动地展示了贬谪之地的凄凉景象，让人不禁为苏轼的遭遇感到心痛。
然而，贬谪并没有让苏轼失去创作的激情。
相反，他在贬谪之地的创作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富有情感。
他在诗歌中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命运的反抗。
他用自己的文字，将贬谪之苦化作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让后人为之动容。
贬谪与苏轼的文学创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贬谪让文人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但也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力量。
苏轼正是在贬谪之地，迸发出了他独特的文学才华。
他的作品不仅揭示了贬谪的残酷现实，也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命运的反抗。
这种坚持和执着，使苏轼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正是因为贬谪与苏轼的文学创作，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文人的生活和创作环境。
他们的经历和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他们的坚持和执着，让我们明白了文学的力量和价值。
他们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
唐代文人从政何以大多被贬官？唐代文学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
而实现这一时代辉煌的自然离不开唐代的文人们。
然而，唐代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与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形成巨大反差，文人从政被贬的现象相当普遍。
中国的文人在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引导下，与做官结下了不解之缘。
隋朝科学制度的建立，为寒门子弟读书求取功名留下巨大的空间。
唐代科举制度进一步的完善，使更多读书人走上政治舞台。
可唐代文人的处境，却普遍悲凉。
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部分怀才不遇，身世坎坷，英年早逝。
“初唐四杰”中，王勃只做过几任小官，但都被革职，26岁溺水而亡；杨炯开始的官更小——校书郎，这是一种主管典籍整理的工作，最后死于县令任上。
“初唐四杰”中，骆宾王的名气最盛，7岁时就写出了《咏鹅》这样的名篇，但他同样他一生跌宕。
唐高宗李治末年，他曾任长安主簿，却因故下狱。
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的陈子昂，24岁考取进士。
他反对唐初靡丽的诗风，主张作品注重内容，表现形式要刚健质朴，对后人的散文、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唐代文人中，他算是较为幸运的——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曾任右遗拾，主要职责是侍从劝谏皇帝。
但陈子昂有文人的清高，眼中容不得半粒沙子，在政治观点上，他与武则天存在分歧，后被冷落，38岁辞职，41岁被县令断简害死在狱中。
张九龄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官至宰相，是唐代诗人中在官场较为成功的一个典例。
但正是因为为人磊落，他得罪了不少权贵，最后遭到奸臣李林甫的陷害，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与骆宾王借蝉自喻相似，张九龄在《感遇》中以丹橘自喻，借物感怀，表明自己的高贵品德，也从侧面对唐玄宗不辨忠奸感到叹息。
“徒言信桃李，此木岂无阴。
”意思是说，皇帝不要随意听信一些大臣的话，我也可以对国家作出贡献。
田园诗人孟浩然，一生存留了200多首诗作，去世时年仅51岁。
他大部分时间在隐居，或在吴、越、湘、闽等地周游。
在外人看来，孟浩然纵情山水，过得潇洒肆意。
对贬谪文学认识
对贬谪文学认识对贬谪文学的认识贬谪文学，即指以贬低和讽刺的方式来揭示社会问题和人性弱点的文学形式。
它通过对社会现象和人物形象的夸张和讽刺，以幽默的手法揭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以达到批判和启示的目的。
贬谪文学起源于古希腊，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
在古代，贬谪文学主要通过戏剧形式来表现，如荷马的《奥德赛》和亚里士多德的《云雀》等。
这些作品通过夸张和讽刺，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弱点，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贬谪文学在中世纪达到了巅峰，以讽刺和讥讽的方式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和统治者的虚伪。
著名的贬谪作品有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巨人记》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这些作品通过夸张和讽刺，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弱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贬谪文学在现代也有出色的表现。
例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等作品，以讽刺和批判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的问题和人性的缺陷。
这些作品通过夸张和讽刺，使人们对当代社会和人性产生深思，激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贬谪文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通过夸张和讽刺的手法揭示社会问题和人性弱点，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启示性。
其次，贬谪文学常常使用幽默的语言和情节，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关注。
再次，贬谪文学往往以普通人或反面人物为主角，通过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揭示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
最后，贬谪文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反思，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贬谪文学虽然在揭示社会问题和人性弱点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贬谪文学往往以夸张和讽刺为手法，可能会使作品失去客观性和真实性，使读者产生误解或偏见。
其次，贬谪文学往往只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性的缺陷，缺乏对积极方面的关注和表达，容易给人以消极和悲观的情绪。
另外，贬谪文学在批判和揭示问题的同时，往往缺乏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使读者感到无力和无望。
论贬谪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贬谪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影响作者：张安斌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23期摘要：刘禹锡携“盛唐音”于中唐韩孟、元白之外独树一帜。
仕途虽屡遭贬谪，却依旧激昂慷慨，尽展傲岸风标，被誉为“诗豪”、“国手”。
其作品于豪健奇雄中婉转多变，极尽柔情，异彩纷呈。
关键词：刘禹锡贬谪文学创作影响刘禹锡虽身处中唐，历“安史之乱”之余波，又因“永贞之变”惨遭流放，可谓“命途多舛”，但依旧不减用事之心，于中唐诗坛遗世独立。
明代杨慎《升庵外集》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
”[1]刘禹锡无论诗歌、散文还是论说文都表现出极深的造诣，虽文风由于年龄和阅历的不同略有变化，亦不乏彷徨、失志之叹，但横贯一生的是傲岸不去的独立品格和敏感而殷切的柔情及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盛唐的辉煌早已成为陈迹，经历“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可谓百废待兴，“中兴之志”无疑当仁不让地担起了重整乾坤的重任。
在文化领域，韩愈领导了“古文运动”，白居易领导了“新乐府运动”，政治领域则进行了“永贞之变”。
然而中唐党争严峻，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加之外族入侵，可谓内忧外患深矣。
面对如此的现实困境，改革迫在眉睫，于是以王叔文为首的官员便发起了“永贞革新”，不料未几风云突变，宦海浮沉，致祸身，结果“二王、八司马”杀的杀，流放的流放，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就这样草草收场，大唐江山因此每况愈下。
最可怜的便是包括刘禹锡在内的这批改革之士，见放穷荒，郁郁终生。
身处这样的时代，加之傲岸不屈的人格，刘禹锡参与救亡图存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而流放中表现出不同于他人颓唐消极而是昂扬的斗志，怡然的情趣，则是刘禹锡所受的素质教育的最好诠释，而这种素质教育并非局限于家庭、书籍，更得益于阅历、生活。
一、行藏在我，用舍随他古往今来，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始终无法忘却的便是一颗用事之心，刘禹锡当然也不能免俗。
然而一腔热血并不见怜于浩荡皇恩，更多的人会穷困潦倒一生。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贬谪对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却是一种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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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文人贬谪与文学之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适，边塞，诗歌，仕途
论文概要：古语云：“学而优则仕”在每个文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有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在唐朝科举制实行之后文人仕途之路放宽，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文人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时，他在文学上的才华可能就会受到抑制。
而当文人怀才不遇时，则恰恰可能是他文学才能大放异彩之日。
本篇论文主要是想通过唐朝诗人高适一生的四个阶段来说明流传千古的文学佳作往往出现于作者困顿之时。
一、功名不成，才华初现
高适，字达夫、仲武，景县（今河北衡水）人。
高适自小便胸怀大志，想要建功立业。
然而20岁西游长安便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
功名不就，失败的高适回到了洛阳，但他却没有因此颓废，并且开始在诗歌方面逐渐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仕途上的失败反而打开了他在文学上的大门。
开元二十年之前，高适一直困守洛阳，在这几年中虽然他的仕途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他却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最有名的便《别董大》，在诗中作者流露出一种对朋友的自信，同样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自信。
有时我不禁在想，若高适早年功成名就仕途畅通，那他还会有后来辉煌的诗歌篇章吗？仕途上的琐事诸多，很可能会影响高适在文学上的创作。
所以虽然对于高适来说仕途坎坷是不幸的事，但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这个不幸恰恰有可能是最幸运的事。
二、游历边塞，创作极盛
开元二十年之后，高适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游历边塞。
这个决定使得唐代诗坛上又多了一颗璀璨的边塞明珠。
人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对于高适来说也一样，他正是因为真正体验了边塞的生活才能写出那些流芳千古的名诗佳作。
在此时，高适那激昂慷慨，雄浑悲壮的诗歌风格才得以显现出来。
这是只有在边塞那苦寒之地才能体会到的呀。
若高适是整日居于庙堂之上的官员，他又怎么能写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的诗句呢。
官场上的声色犬马，曲意逢迎对于高洁典雅的诗歌来说只能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诗歌的创作需要的一种高尚的心灵，而官场上黑暗则会使一颗明珠蒙尘。
文学与政治既冲突对立又相互联系，实在是一对让人捉摸不透的兄弟呀。
三、初入仕途，诗歌依在
天宝十二载对于高适来说是他人生中的转折点。
这一年他担任了哥舒翰的幕僚。
在这一段时间，他仍然并未正式步入官场，因而得以继续创作。
此时的高适对于民间的疾苦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写了不少反映民间的现实诗歌。
这种风格的转变来源于他人生的转折。
初入仕途的他想必怀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心，而作为一个文人在这种心态下反而更能激发他的文学才华。
有时对诗人来说，小官或许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可以贴近现实，创作文学，但这是对于文人。
高适想当的不仅仅是文人，还有政治家。
四、仕途极达，诗歌不复
至德元载后，对于高适来说或许是他最高兴的一段时光了，因为他终于在仕途上获得了成功。
另一方面，他也从一个文人正式转化了政治家。
从他对昔日友人李白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他已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了。
在这一段时期中高适虽然也有一些佳作，但于之前相比，实在是逊色许多了。
官场上勾心斗角让他不复再有诗歌上创作的源泉。
古语云：“有得必有失”想必说的便是如此。
司马迁曾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对于唐代诗人来，仕途上的贬谪往往是他们在文学上创作的源动力。
所以，诗人困顿之时，往往是千古佳作诞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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