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环境犯罪的原因与对策

浅析环境犯罪的原因与对策
作者：杨诗吟
来源：《今日湖北·下旬刊》2015年第02期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环境犯罪行为也逐渐在我国严重起来。

环境犯罪是一种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新型的犯罪形式。

因此，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势在必行。

本文通过对环境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相应的预防对策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环境犯罪犯罪原因预防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且以独立篇章系统提出了今后5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因此从犯罪学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入手，环境犯罪问题应当值得重视。

一、环境犯罪的原因
（一）环境犯罪的主观原因：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要履行好这份责任则要求每个人有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

目前，我国大众的普遍环保意识仍旧偏低，社会大众环境保护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环保知识了解甚少。

大多数人对环保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多，不知该如何采取环保行动。

此外，我国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不全面，导致大部分人对环境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没有明确的认识。

第二，缺乏参与环保的主动性。

有一部分人群具有环保意识，但怠于行动，缺乏参与环保的主动性，且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不愿及时制止，客观上纵容了部分环境犯罪的发生。

第三，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观念不强。

在部分落后地区，居民的素质普遍不高，无法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对客观上能促进经济发展但却污染及破坏环境的行为漠视，更有甚者用牺牲环境资源的代价换取经济利益。

（二）环境犯罪的制度原因：犯罪成本相对较低
所谓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即主要是预期刑罚处罚成本。

所谓预期刑罚成本，是指犯罪人在综合分析和判断有关主客观情况之
后，对其已经实施之罪或即将实施之罪可能受到的刑罚处罚量的主观计量。

一般来说，预期刑罚成本由刑罚的严厉性和处罚的概率决定，即它是刑罚严厉性和确定性的乘积。

实践表明，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环境犯罪实际处罚概率是比较低的，这就导致了行为人的预期刑罚成本相对较低。

首先，多数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性特征使得环境犯罪行为较为隐蔽，导致了实际处罚概率的低下。

第二，多数环境污染行为并非即时完成，而是持续长久，导致环境危害后果的发生与环境违法行为实施之间间隔时间较长，这就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影响了实际处罚的概率。

第三，社会公众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宽容心态进一步导致了环境犯罪处罚低下。

第四，司法机关对于此种行为的矛盾心态导致处罚低下。

（三）环境犯罪的经济原因：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有价性
传统观念曾一度将环境资源视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物。

然而，随着全球人口的超指数增长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有限的资源与日益膨胀的需求之间形成了尖锐的供求矛盾。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有价性导致了人们追逐对尽可能多的环境资源占有、使用的贪婪欲望和行为。

环境犯罪的利益来源有两类：一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而获取的成本节省；二是环境资源本身的财产性利益。

追逐前一类利益表现为环境污染犯罪，追逐后一类利益即为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因此，一部分环境犯罪的利益直接来源于环境犯罪本身，而另一部分环境犯罪的利益则来自于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生产成本的节省。

经济的发展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但对环境资源乱开发、滥开发则会导致环境资源的巨大破坏。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使环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果不及时扭转发展观念，只顾追求经济利益，那么环境破坏还将继续。

（四）环境犯罪的执法原因：对环境犯罪的监管乏力
目前我国环境犯罪监管乏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在客观上，环境犯罪具有隐蔽性，因果关系极其复杂，在我国现行环境法律规定下，要证明犯罪的成立异常困难；在主观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促使一些执法机关迫于压力对部分污染环境的犯罪企业持较为宽松的监管态度，这种被动的执法方式无疑放纵了环境犯罪行为，更为环境犯罪的发生埋下了巨大隐患。

我国环境犯罪监管机关目前主要是环保部门，但环保部门在与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方面存在不足。

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企业，一味追求地方经济的发展，对案件的司法移送过程进行干涉。

另一方面，环保部门与司法机关之间缺乏完善的对接联动机制，不利于环境犯罪案件的查处，因此，部分环保部门则“以罚代刑”，宽松处理。

此外，在政府权力划分中，环保部门明显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无法形成执法权威，且部分环境犯罪的调查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协同合作，这都给环保部门对环境犯罪案件的及时查处和移送带来了困难。

（五）环境犯罪的政策原因：政绩考核标准体系不健全
我国目前的环境治理机制主要受政府主导，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局部的经济利益，选择牺牲环境利益。

这从客观上纵容了环境犯罪的发生，给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国家环保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过全国公共环境意识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从法律角度看，认为环境污染的原因是执法不严的占 52﹪，认为不守法的占 33.8%。

而针对当地环境污染的成因，有 33﹪的人认为是经济发展过快，67%的人则认为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差。

公众低度参与环保活动的比例高达 65.9%，高度参与的仅有 8.3%，人们普遍认（下转第55页）（上接第37页）为政府在环保方面应负主要责任。

环境是每个人所处的大空间，它与每个人生存、生活、发展息息相关。

环境犯罪不但会给人们身体健康带来损害、造成财产损失、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而且在我国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环境犯罪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阻碍国家和社会前进的脚步。

二、遏制环境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增设环境生态安全法益的环境刑法规范
我国《刑法》仅有第三百四十一条有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第三百四十四条保护珍贵树木等对自然环境生态法益进行直接保护的环境刑法规范。

以及《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保护具有人文价值意义的名胜古迹环境对人文生态环境法益进行直接的保护。

其他例如第三百四十二条对耕地的保护、第三百四十五条对森林的保护、第一百一十五条对水源、森林、河流的保护等均是侧重于环境刑法益的经济性价值利益或者人身生命健康法益的保护。

这明显地表现出我国环境刑法对环境生态安全环境刑法法益保护的严重欠缺。

因此，环境刑法规范应当对环境生态安全法益予以保护，生成更多的类似于第三百四十一条和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直接对环境生态安全法益的环境刑法规范，以避免环境刑法法益结构的严重缺陷的继续存在。

（二）引入严格责任原则。

刑事上的严格责任应理解为“过错推定责任”，而不能与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混为一谈。

当然在适用严格责任时也应做出严格的限制：首先，应将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主要限定在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中，因为破坏自然资源犯罪行为的客观结果却较为明显，且易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特征也较为突出，因此不必运用严格责任。

其次，赋予被告方以抗辩权，包括“无过失辩护理由”和“第三者辩护理由”。

这样可以从程序上对严格责任实行限制，更好地保障严格责任准确和公正地实施。

（三）尽量利用罚金控制环境犯罪
在考虑环境刑法成本投入时，在总成本恒定的情况下，不应过于强调加大刑罚的严厉性，而是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刑罚的确定性上。

环境问题总是与一定的经济生产活动相伴，涉及的社会关系很复杂，其合法与非法、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时常难以划清，有时甚至处于两种性质彼此交汇的结合点上，导致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

如果对环境犯罪实施过于严厉的刑罚，则可能造成刑罚资源的浪费，还可能影响人们正常使用环境资源，最终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受到阻碍，甚至造成发展的停滞。

注释：
William A. luksetich 等. Crime and Public Policy An Economic Approach little Brown Company （19 82 ）， P9.
余晖.寻找自然之友[J].经济学家茶座，2003（2）.
朱珍华.试析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