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婚姻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特点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
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是感情基调悲凉。
如《倾城之恋》中的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嫁给了范柳原，但是作者却冷眼说道“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
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以及呼应开头的胡琴声又响起。
战争的混乱使白流苏认识到人的生命在大动荡中微不足道，所有关于爱情的实验到头来都经不过乱世的冲击，白流苏范柳原不过的婚姻，不过是两个战乱中的人对未来的迷茫对生命难以把握的结局。
这一切实际上都反应了一种个人情绪：大限来临的惶恐和个人的迷失。
再如《金锁记》中一开头从月亮写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来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着凄凉。
”小说中的曹七巧用“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
”喜用比喻反讽等手法张爱玲小说的语言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的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手。
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
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样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缝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张爱玲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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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童年对她的作品产生重 要的影响。生母流浪欧洲，剩 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 管中成长（详见《私语》）。 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 观与势利的主要原 因。 • 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 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 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 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 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 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 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 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认 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 抽象的理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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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写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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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他长期舞文弄 墨性情别致，第一次去拜访张爱玲就双双坠 入情网。两人坐谈文学艺术，相处和洽。张 爱玲视他为知音， 1944年，在张爱玲创作 的顶峰时期，没有举行公开仪式，与胡兰成 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次年，胡兰成成为政 府通缉要犯，先后在武汉娶了护士小周，在 温州又与范某同居。张爱玲去温州看望胡， 要求他在两人之间作选择，胡不肯。 大半年后，胡兰成去上海看张爱玲。提起 小周和范某，张爱玲态度冷淡。当夜二人分 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 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著他，哽咽 一句：兰成！一时伤心落泪。又半年后，张 爱玲给胡写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 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 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劫故， 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 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后来胡兰成写信给 张爱玲好友炎樱，流露挽留之意，张爱玲没 有回信。从此便了结了一段奇世姻缘。
（3）写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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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之所以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是因为她在现实中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她 无法忍受这样的压力，所以用小说的形式来为自己投靠汉奸做掩饰，在人性 上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 一个没落自私、梦想荣华的女子蜕变为汉奸婆娘几 乎顺理成章，这样的文学或历史形象不可能为她开脱。她必须把一个抗日之 士变成一个汉奸情妇才能达到目的。但这项工程的难度不亚于把白说成黑， 方说成圆。
f张爱玲小说中婚恋观的文化透视
MOUNTAIN FLOWERS婚姻与爱情，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题材。
张爱玲之所以热衷于婚恋题材，这和她的文艺观有着密切联系。
在题材的认识上，张爱玲深信婚姻、恋爱等“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个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
”同时，她又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１］也就是说，人在恋爱的时候，能够更真实、更充分地展露自己的本性。
所以，张爱玲是在写婚恋，也是在写人性，婚恋小说是张爱玲发掘人性、发掘生活本质的主要角度。
张爱玲站在悲剧的立场上残酷地掀掉了男女婚恋华美的袍子，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在其笔下一览无遗。
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始终关注着女性的情感、婚恋、命运及内心世界。
她认为，中国女性地位之低下集中体现于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婚姻在本质上是一场交易，是一场涉及婚姻男女及其背后的家庭甚至家族的交易。
就正如传统说法“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最典型的利益交换。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处处都隐伏着每个人在婚姻生活中的最深处都隐含着这种交易规则，每个人对配偶的要求都有自己的心里底线。
从古至今，男人的地位要经过多年奋斗才能获得，但女人却有可能通过嫁人而在一夜之间荣华富贵。
正因如此，女人才将婚姻视为通向幸福的捷径。
一、悲观主义——婚姻是无爱的悲剧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以感伤的笔调叙述一个个苍凉的“传奇”，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作品弥漫着浓厚的命运悲剧色彩。
“胡琴依依哑哑地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
”（《倾城之恋》）在张爱玲的婚恋观中，不仅仅是女人的悲哀，也是男人的悲哀。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演绎着相同之中又有相异的命运悲剧。
在张爱玲的文本中，一切的爱情与婚姻都不值得人们去期待。
在张爱玲笔下，两性之爱没有纯洁和健康，男人们在爱情面前当起了逃兵和屠户。
他们挑逗她们并引诱她们，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抑或是调调情、解解闷，宣泄动物本能。
张爱玲《金锁记》研究
张爱玲《金锁记》研究一、本文概述《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以其深刻的心理描绘和独特的叙事风格，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金锁记》的主题、人物塑造、叙事技巧以及文学价值，旨在揭示张爱玲如何通过这部作品对封建社会的性别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本文将概述《金锁记》的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分析作品所呈现出的封建社会女性命运的悲剧性。
接着，本文将从主题入手，探讨作品所揭示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以及女性如何在这种压迫下挣扎、反抗和寻求自我救赎。
本文将对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主人公曹七巧的形象塑造。
通过对其性格、行为和命运的剖析，揭示出张爱玲如何通过对曹七巧的塑造，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无奈与抗争。
本文还将关注《金锁记》的叙事技巧，分析张爱玲如何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如内心独白、时空跳跃等，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情感。
本文也将探讨作品的语言风格，分析张爱玲如何运用生动细腻的语言，营造出一种既富有诗意又充满悲剧氛围的文学世界。
本文将总结《金锁记》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评价张爱玲在这部作品中的艺术成就和贡献。
通过对《金锁记》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张爱玲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也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以及女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二、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背景张爱玲，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
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魅力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爱玲的生平经历与她的创作背景紧密相连。
她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自幼便深受封建文化的熏陶。
然而，随着家庭的衰败和社会的变迁，她亲身经历了家族的没落和人生的无常，这些经历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情感基础。
在张爱玲的成长过程中，她接受了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造诣；另一方面，她又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文学风格。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一位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的女性作家,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经历四十年代的昙花一现和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至八十年代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有言“悲凉是一种完成】。
”在这里笔者对其一生及其创作中所特有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探索,解读其作品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对作家一生的影响。
一、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张爱玲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她的童年以及婚姻的不幸和她所接触的周围环境,酿成了她的悲剧的人生观,同时也酿成她小说的悲剧创作意识。
1.张爱玲家庭经历的影响人的一生中对人个性形成最重要的阶段当然是童年和少年时期,同时它也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家庭又是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在人生可塑性最强的阶段,作家所接触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个性和特色的形成。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有着显赫家庭背景的世家里,其外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是清末大臣张佩伦,母亲黄逸梵是个名门闺秀。
尽管张爱玲出生在这样的贵族家庭里,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未获得一般人想象中的幸福。
这主要源于她父母不幸的婚姻。
张爱玲的父亲依靠祖上的财产过着奢侈的生活,在与黄逸梵结婚后不久,便开始了养姨太太、赌钱和吸大烟的生活,一步步堕落下去。
而黄逸梵决定抛夫别子,赴洋留学。
后来她从国外回来,曾试图挽救这个濒临破裂的家庭,然而她并没有成功。
从生活方式的不同乃至思想的迥异,发展到家庭无休止的争吵,最终导致了离婚。
父母不幸的婚姻,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里过早地投下了重重阴影,无论是谁,在童年这个本该需要父母爱护的时候却被遗忘一旁,看着父母之间的战争应该是惊恐的、无助的,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幼小的张爱玲,感受到人生的悲,世事的难和时事的艰辛,这对其童年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同时张爱玲父母的离婚,也导致她与弟弟的归属权和抚养权的问题,结果是她俩被判为父亲监护和抚养。
浅析《倾城之恋》的悲剧意味及由来
创新平台张爱玲的文字华美而冷寂，其小说也多以悲剧收尾，给人一种美丽、苍凉的感觉。
父母的离异、家族的衰败都给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她从父母家族人的身上，看到了旧式婚姻的悲哀。
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大都不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强者，她们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通常也不会拥有纯真浪漫的爱情。
她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只是男子的附庸，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就尽力谋求自己的利益，在无爱的婚姻中挣扎求生。
提起张爱玲的小说，我们自然会想到《倾城之恋》。
这是她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了战乱前后女性的悲剧命运。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原本是上海白家的小姐，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身无分文，备受亲戚的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
偶然间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
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反复的猜测与博弈后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这看似圆满的结局实则处处透露出悲凉的意味。
接下来，笔者就带领大家感受一下《倾城之恋》的悲剧意味，并分析一下这种悲剧意味从何而来。
一、《倾城之恋》的悲剧意味1.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相似的生活境况“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在故事的开头，张既而引出白公馆这一场所，又呈现出男女主人公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相似的生活境遇。
旧式家庭在意嫡庶，看重婚姻，注重培养名门淑女。
白流苏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自小就接受传统教育。
范柳原则在英国长大，家庭富庶，从小便接受西式教育。
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接受着不同的文化，都是家族中的“异类”。
二人相遇，自然容易产生摩擦与碰撞。
白流苏虽然自小接受传统教育，也接受封建包办婚姻，但面对并不幸福的婚后生活，她勇敢地选择了离婚。
离婚之后的白流苏回到白家，可是她的生活境遇并未朝着好的方向改变，哥嫂的逼迫使得她不得不向自己的母亲寻求援助，母亲却漠然待之而非出手相助，她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于是，她试图走出白公馆。
范柳原则是私生子，孤身流落到英国，历经曲折才获得继承权。
浅谈张爱玲作品三大特色
浅谈张爱玲作品三大特色内容提要：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显见的卓越女性作家，她以独特而清晰的思维和犀利而细腻笔触写下了许多作品，影响着后世的人们。
纵观张的小说，不难发现她的作品所具备的“对照思想"、“唯美主义”以及“女性本位主义”三大特色。
关键词：张爱玲对照思想唯美主义女性本位主义张爱玲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女性作家。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
父亲是旧社会的纨绔子弟，母亲和姑姑却是崇尚西方文明的新女性。
童年的不幸以及父母双方不同思想观念的冲击使得张爱玲自幼产生出强烈的逆反心理.1939年，她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却因为战争改于香港大学就读。
在香港的三年，张爱玲的才情得以自由发挥，香港东西方文化交汇却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给了张爱玲日后的创作无限的刺激和启发.1942年,张爱玲回到了故乡上海，以在《紫罗兰》月刊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为起点，开始了她职业作家的生涯。
张爱玲一生为世人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学财富，除了小说、散文之外,她还也致力于英文写作、剧本创作，她也是中国早期的影评家之一。
晚年的张爱玲还致力于《红楼梦》的考证以及《海上花列传》的译注。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逝世，时年75岁。
她笔耕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中短篇小说多收录于小说集《传奇》,之后还出版了《半生缘》(由《十八春》改写)、《怨女》（由《金锁记》改写）、《小团圆》,散文多收录于散文集《流言》。
除此之外，还有论著《红楼梦魇》,方言小说译本《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以及类似自传的《对照记》。
张爱玲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在于她华美但又犀利的文字，更在于她异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视角和风格。
她作品的背景多为香港和上海，她“熟悉日益金钱化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①，于是用文字将这些纸醉金迷背后的千疮百孔揭露,同时向我们展示出人性黑暗与可怜的一面.“她所提供的，正是处在现代环境下依旧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
张爱玲小说中的虚无意识
22张爱玲小说中的虚无意识张笛声 西安外事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摘要：张爱玲小说中呈现了惘惘乱世中人们无法掌握命运的无助、迷茫，呈现出强烈的虚无意识，这种虚无意识以具体的意象在文本中呈现出来。
这种虚无意识恰恰是张爱玲对乱世中人的精神困境的揭示，对人生命运的关怀。
张爱玲理性地认识到人们的精神痛苦，进行“自我精神救赎”和“自我灵魂设计”。
关键词：张爱玲；时间意识；虚无意识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人的存在有三种维度，其中过去、现在、未来，组成人存在的时间维度。
海德格尔说：“‘存在’就是时间，不是别的东西。
”[1](P5)人呈现出过去性、现在性、未来性。
人“在时间中表征了自己的存在与自由”。
[2](P249)正是因为时间的无限性，显示出人生命存在的短暂性和有限性，进而产生出了莫名的虚无感。
张爱玲悲哀地说：“每个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
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
[3](P257)惘惘乱世中人们无法掌握命运的无助、迷茫，呈现出强烈的虚无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特定的情绪。
张爱玲的生命中有着对命运无所把握的无助感和虚无感的经历。
古老家族的记忆力，她无法阻拦住时间巨轮碾压过家族的繁华。
“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3](P103)这种被无情抛弃的无助感该是张爱玲虚无意识的较早呈现。
张爱玲被父亲幽禁的生命体验与战争背景下香港的求学经历，则强化了对这种虚无意识的恐惧。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3](P135)惘惘乱世中许多不确定因素压抑着人、扭曲着人，张爱玲所存在末世并没有留给人们多少安全感，除了无助恐惧就是对未来的迷茫恐，让人感到生命存在、时代的虚无感与幻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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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婚姻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作者：李燕燕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7年第09期
内容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女性作家，她代表了我国四十年代上海的“孤岛文学”。
她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洗礼，至今仍广为流传，甚至产生了“张爱玲热”！有号称“废墟上的罂粟花”的她传承了海派小说的创作特色，用她委婉的笔调写尽了上海当时十里洋场的繁华奢靡和俗世男女的爱恨别离。
描画了20世纪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织的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的世俗风情，刻画了在这个末世之都里广大饮食男女庸俗琐碎而又荒凉的人生悲剧。
她的作品就像耀眼的流星璀璨夺目，吸引了无数读者，留下瞬间的辉煌，也成就了上海和她本人的传奇。
但是，她作品中又处处流露出苍凉艳丽和悲观突兀的色彩，折射出她自己的悲凉生活历程。
这使她的作品和人生都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气氛，散发着惑人的香气，吸引后来的无数学者去探索研究。
关键词：战争婚姻张爱玲小说影响
一、港战的余韵使张爱玲写作更加的世俗化
张爱玲的作品无论题材怎样变化，生活怎样的变化，主题永远是“荒凉”，一种深入骨髓的乱世“荒凉”。
这与当时中国大的时代背景分不开，但也与她学生时代所经历的港战分不开。
少女时代的经历使她过早的洞察人事，苍凉的底色含蕴其中。
但切身的战争经验使她更加的关注生活，品味生活的细节，注重饮食男女。
把笔触伸向了泸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展现了普通人的真切悲欢和复杂人性，使她的写作也更加的世俗化了。
她所经历港战的磨难，从反面滋长了张爱玲的世俗情怀，使她对世俗有着刻骨的执著。
在张爱玲的心目中，时代是那么的沉重，“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不容易就那么大彻大悟”。
于是她创造了一个世俗的日常世界，这里的基础是男人和女人的婚姻和恋爱，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意志，现实的人生又有各种伤痛和烦恼。
就这样，她沉浸与原生态的世俗生活的描述，从日常的物质的生活中展示人性的自私、孤独，揭示人生存环境的尴尬。
同时港战也使她拒绝尝试当时“时代纪念碑”似的作品，而去尽情描绘泸港市民的社交言谈、家常理短，“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在她那极富日常生活叙事的写作中，展示了人性中即恒常又多变、即曲折又幽暗的一面，描写了人世的冷暖，人生的凄凉，以及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墙”。
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找不到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所关注的崇高、惊世、壮烈、忧患，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里的政治运动家、社会冲突、对未来的乐观或绝望。
她的小说里即没有大波大澜的政治斗争，也没有生生死死的大喜大悲，而小人物的小幅度的情感，凡夫俗子的平淡享乐，则是她津津乐道的生活本相，在饮食男女里表达她所理解的通常的人性的回音！
二、婚姻生活对张爱玲的作品影响
（一）不幸婚姻造成了“人间无爱”的书写
23岁，张爱玲与比她大14岁的胡兰成相遇，寂寞孤傲的才女以为终于遇到了知音，飞蛾扑火般扑向爱情，很快结婚。
可是婚姻并不像张爱玲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充满欺骗与辛酸。
饱经创伤的张爱玲又很快离婚，两人各分东西。
这段婚姻使孤独寂寞的张爱玲更加敏感的看到现实世界中两性关系的虚伪冷漠，在她的作品中，爱情还原为日常化，就像母爱退去神圣的光环一样，两性关系还原为本能的发泄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在感情上呈现出一片荒漠。
在张爱玲的笔下，爱情变得千疮百孔，没有一样爱情是完美的。
她笔下的女性是一群迫于生计的女结婚员，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
她们将婚姻视为个人生存的手段，人生的最高目标，在当时有限的自由恋爱的风气下，费尽心机不择手段的给自己找较牢靠的长期饭票。
《倾城之恋》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也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一个完满的结局，但是那与爱情无关，是香港的偶然陷落成全了她。
白流苏本质上不过是一个世俗的女性，跟着柳原的目的无非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对流苏也不过是“上等的调情”并无意娶她。
他们并无真心，只是一场恋爱的智斗。
而一旦流苏明白了经济上的安全她可以放心，也就接受了做柳原情妇的命运。
只不过一场偶然的战争，人类文明的毁灭，让范柳原在“一霎那”认识到了平凡夫妻的意义，才使他们有了那么一点真心。
于是，流苏终于获得了她想要的婚姻。
在这里，情与爱都成了一种虚无的承诺，婚姻成为女人求生的筹码。
女性将爱情视为一生中唯一的筹码，恋爱成为一种冒险，婚姻变成了唯一的事业。
它的意义也变成能赚取一份生存的物质基础。
为此《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嫁给了香港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等他死”。
《金锁记》中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黄金的枷锁，最终害人害己。
她以为嫁进姜家是为了遇见季泽，这是爱情与婚姻的错位。
她在这中错位中渐渐人格裂变，疯狂的对自己儿女的爱情婚姻进行扼杀，也不无是对这场错位婚恋的报复的可能。
然而，婚恋错位的矛盾在张爱玲的笔下并非此一例。
如《十八春》中曼桢苦等了世钧十八年，他却娶了并不喜欢的翠枝，《心经》中的小寒爱上了自己的父亲，他却和自己长得很象的女人结了婚，《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爱的是娇蕊却与家境较好的芯蕾结了婚。
女人在这里变成了婚恋错位的牺牲品。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并非没有爱，而是爱错了人，成了腐朽婚姻的陪葬品。
这种错位的婚姻使她们心理扭曲，人格不健全。
她们并不是不相信爱情，只是在沉重的现实生活，生存问题等面前爱情是那么的飘忽，不可捉摸，难以把握。
她们切实的感觉到爱情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爱情，只能使“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的人，于千万年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碰上了，那也没什么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欧你也在这里？’”的人生状况，与婚姻无关。
（二）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形成的。
在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
决定这种介于男人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处处弥漫的女性意识。
她不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观察、描摹人生，更对女性的异化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以自己的文字和独特的话语向社会、向文化、向人性宣言。
显示了女性对自己生命本体的特殊性和本质性的认识，以及对女性人生价值的思考，狭窄而细致，冷静而客观。
在她笔下的女性正是在人类文明的外壳下挤压下，挣扎生存。
她们渴望从从现存的生存状态中逃出，却又被几千年积累的女奴心理所牵绊，无论中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性，是新派还是旧派，都是自愿自甘的居于男性的脚下，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里挣扎求生。
她通过这些细碎的家庭及个人生活，揭示了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指明了女性依附男人的奴性心理是阻碍女性发展、遭受命运压迫的重要原因，体现了一位女作家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心。
《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心甘情愿的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得城堡中，依附于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
在她儿子聂传庆看来，她已经不是笼子里的鸟，而是“绣在屏风上的鸟”。
她的生命完全呈现出没有生机的绝望，在没有自由与生气的家庭生活中，她只有低头做女奴，任人宰割。
而《等》刻画的是另外一群有婚姻的女奴们的无奈人生。
奚太太的丈夫多年没有回家，她年年盼望着丈夫的归来，头发都等掉了，还在痴痴的等：不要太晚了呵——不要太晚了呵！但也不要太早了，她脱了的头发还未长出来……多么心甘情愿的女奴心境！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看到当时的女性——现代外衣里包裹着浓重的封建灵魂。
可惜她只写出了这些灵魂，却没有出指出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只描写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却没有引出光明之路。
这也是张爱玲自己局限和遗憾。
总之，张爱玲的世界有一个悲凉的底色。
求学时她目睹战争的残忍，人性的冷漠，成年后对爱情期望的落空，还有婚姻生活中的背叛和无奈以及生活的不易和琐碎，这都使她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染上苍凉的基调。
所以我们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找不到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更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
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
她将人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她的小说成了一个“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文字里透着彻底的苍凉虚无，一如她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对照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2]张爱玲.必也正名乎.张爱玲典藏全集（4）[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