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福建船政与台湾近代化

略论晚清福建船政与台湾经济近代化徐心希晚清进入同治、光绪两朝，与福建及我国东南诸省的经济近代化步伐紧密相关的事件千头万绪，笔者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两件大事，其一是福州马尾船政局的开办，其二就是台湾经济的近代化。

本文以此为锲入点，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左宗棠、沈葆桢筹办福建船政与台湾经济地位的提升1、筹办福建船政旨在抗衡西方列强的扩张政策与加强台湾海峡防务晚清国运乖舛，强虏压境。

同治四年（1865）闽浙总督、洋务派的中坚力量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这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

他的洋务计划概而论之即从国外购买机器，聘请技师，以建立近代化的造船厂，打造一支强大的水师。

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包藏祸心，为日已久”；中国应“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否则，亡国灭种绝非危言耸听。

[1]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欲壑难填，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若战争爆发，则“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2]鉴于此理，他强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3]有了轮船，不但便利东南七省的商贸运输，还能发展民族工业：“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釐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

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

”[4]左宗棠晚年回顾他力主开局造船之用意：“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

”[5]这些改革措施让人们感到晚清经济从萧条中逆转的契机。

同治五年朝廷（1866）始定开办福建船政局，地址选在福州的入海口马尾，但是对此事能否办成仍持怀疑态度。

所以七月十四日朝廷谕称：办船政“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

”[6]也就是说朝廷不再另外拨给开办经费。

然而，福建船政局开张伊始，由于西北军务吃紧，朝廷急调左宗棠入疆平叛。

行前，他力荐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作为继任的船政大臣。

沈葆桢系福建侯官人，原籍浙江，林则徐的女婿，官至江西巡抚。

他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为洋务派中之出类拔萃人物。

左宗棠对其评价甚高：“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

”[7]清政府十分器重沈葆桢，除“特命总理船政”外，还决定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即赋予“专折奏事”[8]之权。

船厂设在马尾，既可就近使用福建盛产之木材，又可由台湾海运台南盛产之煤炭，既满足船政局对原材料与能源的需求，又解决台南煤炭的出路。

长期困扰福建船政的主要是经费问题，为此沈葆桢、丁日昌曾多次上奏陈情。

光绪元年（1875）九月，朝廷为此事谕令军机大臣：“福建船厂经费不取，经户部等衙门奏明，将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余银四十万两，尽数拨归应用。

七月以后，续征四成洋税，提拨四十万两，解还部库。

嗣后船政经费，即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解银五万两，俾资接济”；“著文煜先尽筹解，毋稍延缓，致误需要。

船政与海防相为维系”。

[9]足以证明此时清廷非常重视福建船政局的开办与发展，并希冀通过办理福建船政籍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2、筹办福建船政为稳定东南政局，提升台湾战略地位并加强其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左、沈诸公筹办福建船政事务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稳固东南政局，抵御列强染指东南、尤其是台湾的侵略企图。

随着列强坚船利炮的急速东进，台湾的战略地位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列强想方设法以台湾作为跳板侵略中国，并企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

因而福建船政在稳定台湾政局、维系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方面的作用日臻显露。

咸丰十一年（1861）台湾正式开港，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淡水、台湾（安平）两口相继设关开市，并增加鸡笼、打狗（高雄）两个外口，实际扩大为4口。

同治十年（1871）琉球人避风台东，与当地土著牡丹社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翌年日本小田县人漂流至卑南被劫。

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借机扩大事态，入侵台湾。

清廷急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弁兵“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相机筹办”，[10]福建布政使潘蔚作为助手帮同筹划。

又悉日军已登陆台湾，朝廷旋改授沈葆桢为特命钦差大臣视察台湾防务。

并规定“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俾得与日本及各国按约办论，而于征调兵弁船只事宜亦臻便捷”；且“除江苏、广东沿河各口轮船用款各由各该省拨给外，所有该大臣需用饷银，著文煜、李鹤年筹款，源源接济，毋任缺乏”。

[11]沈氏临危受命，即与福州将军、督抚联名会奏“会筹台防折”，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4项保台应急举措。

朝廷随之上谕：“均著照所议行。

并准其将闽省存款移缓就急，酌量动用。

”[12]急调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增援台湾。

沈葆桢一行抵台之后，即与镇道会商认定“应办者三事，曰舌战，曰预防，曰开禁”；“预防与舌战同时并举”。

[13]并奏请购买西洋铁甲船以壮防卫实力。

3、通过开禁、增设府县等行政措施促进台湾经济的开发击退日军后，朝廷又诏命沈葆桢筹划台湾善后。

由于台岛硝烟骤起，举国上下极为震动，中央政府大员们也引发一场大辩论。

如李宗羲慷慨陈词：“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噶罗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宜为中国第一门户，此倭人所以垂涎也。

”[14]鉴于国际形式的剧烈变化，沈葆桢认为台湾亟需整理内政、开发山区经济，以增强实力，沉着应变。

所以同年十一月沈氏奏请台湾开禁。

他说：“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

迩者南北各路虽渐开通，而深谷荒埔，人迹罕至，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

……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越，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

地方官思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

”[15]此前为限制人民渡台，朝廷订立诸如诸多禁律，如私入番境杖一百，抽藤、钓鹿、伐木、采棕杖一百、徒3年；偷越运货者，专管之官失察降调，该管上司罚俸1年；入台民人不得与番民通婚，违者离异参罪，地方官查处，从前已娶者不许往来番社。

沈葆桢痛陈陋习之弊，“请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

还在《请移驻巡抚折》、《会筹全台大局疏》中批评了朝廷的错误做法，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

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

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且“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

……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16]。

他呼吁巡抚移防台湾，并强调：“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

尽管朝廷批准，但由于闽中督抚政见不一，加之移驻确有实际之难，所以巡抚移防台湾一案迟迟未能实行。

沈葆桢在善后折中建议在台湾前后山“建郡者三，建县者十数”，光绪二年（1876）朝廷批准台湾由一府四县三厅增为二府八县四厅。

即增设台北府，合原来的台湾府为二府，新设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合原来的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增设鸡笼、卑南、埔里三厅，合原来的澎湖厅为四厅。

这种行政区划的规划与变动，不仅有利于台湾防务，也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

丁日昌也在同年上《请速筹台事全局疏》，对日人可能犯台提出警告。

[17]在沈葆桢等人的主持下，福建船政局除了修造轮船之外，还培训了一批电话电报、机械加工、外语翻译等人才，这些人才在近代台湾经济的开发与发展中均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福建船政对台湾经济近代化的促进作用1、闽台经济交往源远流长闽台经济交往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

但直接影响福建船政的则应从嘉庆朝算起。

泉州官渡总口蚶江，至今仍保留有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由泉州府蚶江海防通判郑鍷书写的《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一方，文中曰：“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

”[18]。

这就是官渡。

私渡的渡口在福建沿海更是星罗棋布，《赤嵌笔谈》记之甚详[19]。

可以看出，嘉道年间有识之士就强烈地意识到闽台之间的航运是维系大陆与台湾的生命线，不可须臾或缺。

无论是官渡还是私渡，都为同光时期的福建船政局经营闽台航运打下基础。

2、同治、光绪时期福建船政对台湾支柱产业发展的促进这个时期是福建船政的发展时期，也是台湾支柱产业的兴盛时期。

其一表现在台湾的制糖业。

台湾种植甘蔗及蔗糖加工有悠久的历史。

清朝康、雍、乾时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蓝鼎元奉旨巡台时就看到漫山遍野的蔗林。

开港之前，台湾蔗糖主要销往内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英、法、俄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南等港口。

台湾开港之后，台糖大量销往国外市场。

时值国际市场上蔗糖短缺，糖价攀升，需求极旺，因而刺激了台湾的蔗糖业。

随着福建船政运力的增加，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年（1884）正是台湾蔗糖外销的黄金时段。

10年间年平均外销额达46万担，最高年份是75万担。

[20]其二是制茶业。

台湾茶叶的种植和加工受福建影响极大。

福建种茶与加工很早，但传入台湾却很晚。

嘉庆年间在淡水河及其支流的大科崁、新店、基隆三溪流域由福建来的茶农指导开垦茶园；道光时台湾才有茶叶加工，而后才有茶叶出口。

直至同治四年（1865）宝顺洋行的约翰·多德为研究樟脑产地实况来台湾考察，发现台湾的山地自然条件与福建相似，并着手实验。

他于同治五年（1866）从福建泉州安溪运来茶苗，鼓励台湾茶农植茶加工。

同治六年（1867）收购和加工精制茶叶，贩运澳门出售。

首次入欧的台湾乌龙茶以其芬香馥郁深受欧美青睐，多德备受鼓舞就在艋胛开设茶馆，从事茶叶的精制加工业。

但此时台湾茶叶种植仍局限于台北地区，为了将其推广至台湾全岛，光绪五年（1876）台湾道夏献纶曾致函台湾知府：“台南宜于种茶，……现拟于淡水购茶子十万，崇安、福宁各购茶子十万，均交南路试种；所有福宁、崇安两处茶子”，“迅速选购，交轮船寄台”。

[ 21]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建省之后，巡抚刘铭传整顿岛内茶叶的栽培与加工，一方面保护与奖励茶农的经营，另一方面将大稻埕的茶行建成台湾茶叶的集散市场，以纠以往时弊。

刘铭传还创立“永和兴”茶郊制度，以此希冀重振台茶市场。

在福建船政的支持下，吸收了来自闽东、闽南的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奠定了近代台湾茶叶发展的基础。

日本割台后统计产茶人员约30万人左右，因而该行业吸纳劳力最多。

岛内缺乏劳力，许多采茶工系福建茶区乘坐福建船政局轮船渡海之人。

光绪十六年（1890）淡水海关报告说：“该年台湾尝试种桑养蚕，但因劳工均为茶叶吸收，无法发展。

”[22]如果没有船政不断扩大的运输能力解决岛内劳力不足问题，则台湾茶业也不可能迅速发展。

其三是台湾的盐业。

台湾岛内长期依赖福建所产食盐。

台盐因管理混乱、生产无序，加之运输等原因，所以乾嘉之后岛内盐价居高不下，百姓叫苦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