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近现代译家及其译学思想
近代中国翻译家介绍及鲁迅翻译理论
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 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 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法语中对“难 过”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 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 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宁信而不顺” 来源
1931年3月，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在《读书 月刊》上发表了《论翻译》一文，文中说： “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 得顺不顺。” 鲁迅痛恨这种不负责任的乱译， 将其文的精义归纳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 顺而不信”〔1〕（p567） 。在这种特殊的 情况下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宁信而不顺” 〔2〕（p588），事实上是想告诉大家，如 果没有任何中间路可寻而只 有两个极端的话， 他是宁肯选择“信而不顺”的。
____马_建__忠_，__梁_启__超_____二人为中国的近代翻 译建立了理论和政治基础
__严__复____则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为中国
的近代翻译指明了“信、达、雅”的原则和 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 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 （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 （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 实践的影响很大，民国时期的译者将其奉为 圭臬，其影响绵延至今。
双关语，杨宪益采取了直译，然后注释的方法。如对
“王仁”这个人名的翻译，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忘
仁”。杨宪益译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
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 Ren。对于书名的处理，杨
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
著名的翻译家
著名的翻译家著名的翻译家翻译是连接不同言语和文化的桥梁，它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在这个领域中，有一些翻译家因其杰出的贡献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称赞。
下面我介绍几位著名的翻译家。
第一位是鲁迅，他是中国现代翻译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他以独特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将西方现代文学带进了中国，通过翻译让中国读者了解了希腊悲剧、法国文化、英国小说等。
同时，鲁迅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和表达的力量，使翻译作品在传达了原作思想的同时，也有了独立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第二位是陈丽英，她是中国最早的俄文翻译家之一。
她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
陈丽英注重生动地再现原著的语言和情感，通过她的翻译，中国读者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她的翻译作品不仅传达了文学的艺术性，也传递了人生的哲学思考。
第三位是林语堂，他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和学者。
林语堂是中国首位将中国古代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的翻译家之一。
他翻译了中国经典著作如《红楼梦》、《牡丹亭》等，并以其流畅的英文写作风格将中国文化带给了世界。
同时，林语堂的翻译作品注重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使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第四位是罗兰·巴特，他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论家和哲学家。
巴特以其对文学和语言的深刻洞察力而闻名，他的翻译作品充分发挥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和交融。
在他的翻译中，他注重译文的解构和再构建，通过巧妙的语言和文学技巧传达了原作的思想和风格。
最后一位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是俄罗斯裔美国作家和翻译家。
纳博科夫以其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语言的精确性的追求而闻名，他的翻译作品严格遵守原作的语言和结构，力求准确表达作者的意图。
纳博科夫的翻译作品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美。
这些著名的翻译家以其杰出的翻译作品和贡献，为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的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更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使全世界的读者能够无障碍地享受到不同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中国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严复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
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
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1、林纾，字琴南。
1852年生。
福建闽县人。
清末民国初年学者、翻译家、光绪举人。
曾任教京师大学堂。
因不懂外文曾借助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80余种，其中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最为有名，译笔流畅，对文学界有较大影响。
专译欧美小说，收入《说部丛书》出版，先后译介了司各脱、迭更斯、美国欧文斯吐话(今译斯陀) 等作家的名作。
清末民初，“林译小说”风靡于世。
他能诗、工画，并曾从事小说，戏曲创作。
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
1924年10月9日逝世。
林琴南又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百八十余部，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多部。
有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以及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等。
由于林琴南不懂外文，无法选择作品翻译，林琴南说：“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晚清的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
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林琴南的译书，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也都陆续收罗。
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
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
中国主要翻译家及其作品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鲁迅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
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
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翻译八大家(DOC)(word文档良心出品)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近代中国八大翻译家1.严复的“信达雅”2.鲁迅的直译3.林语堂的美学4.郭沫若的创作论5.朱光潜的艺术论6.傅雷的神似7.钱钟书的化境8.许渊冲的竞赛论1 严复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2 鲁迅宁信而不顺（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Lu has translated & introduced 200 works by 100 authors from 14 countries, half of which are in Russian.∙The first period:（1903---1919）∙While he was in Japan.in 1903年凡尔纳的著名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以及编译的《斯巴达之魂》。
∙In 1907,《红星佚史》cooperated with Zhouzuoren.∙In 1909,《域外小说集》∙“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思想∙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反对顺而不信。
鲁迅所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中的“不顺”，就是在翻译时，“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理论,∙其实，韦努蒂早在1986年在其发表于Criticism28(Spring)的一篇名为“TheTranslator’Invisibil时”的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异化翻译”的概念(参见Robinson，1997：97)．但这个概念真正产生国际影响是在其名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于1995年出版之后。
第六讲中国近代译论
梁启超的“通学、通文”观是其关于译才 培养的标准。
他提出：作为译者，如果在精通中文和西文的同 时，也精通书中所描述的专业知识，便是最优秀 的译者，如果只精通其中两个方面，便稍逊一筹， 如果三者只精通其中一个方面，便不能算作合格 的译者。他认为：近来所译的西方书籍之中，有 关算学的书籍翻译得最好，而其中的《几何原本》 则更是上乘之译，究其原因，大概是利玛窦、徐 光启他们都精通算学，而他们的文采又足以传达 原文的内容。因而，中文、西文、专业知识三者 之中，精通专业知识是最重要的，而精通两种语 言则相对次要。
《论译书》节录
请言译才：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 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 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近译西书之 中，算书最佳，而《几何原本》尤为之魁，盖 利徐伟李皆邃于算，而文辞足以达之也。故三 者之中，又以通学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 资料来源：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通讯》 编辑部，1984，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 11-20页。
马建忠指出，译者要精通原语和译语， 深入考察两种文字各自的字源，比较其异 同。并对两种语言的语音、语法、文体、 修辞等深有研究。在这个前提下，在翻译 一本书之前，反复斟酌，确定其主旨所在， 然后模仿其深情和语气，以至达到对原文 心领神悟的程度，这时动笔翻译，忠实的 翻译原文，所得译文便会与原文一致，因 而，译文读者阅读译文与原文读者阅读原 文所得效果便会相同，这才是理想的翻译。
天演论· 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诊扰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 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 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 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 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慎到附益， 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 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 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 书为口实也.
近现代十大著名翻译家！帮中国开眼看世界，助世界正眼识中国！
近现代十大著名翻译家！帮中国开眼看世界，助世界正眼识中国！“不是每个知道如何写作的人都能成为作家，不是每个懂两种语言的人都可以成为翻译家。
”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许钧曾说过，“十六七岁可以出来一个写作天才，但一个人不到五六十岁是成不了翻译家的。
”名翻译家和其作品是需要时间筛选的。
*来源：pic.sogou而且，“文学翻译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它处于不断淘汰的过程中，比如鲁迅当年翻译的很多作品，现在就被淘汰了。
”鲁迅的译作尚且难逃“被淘汰”的命运，想要成为翻译“大家”，太难太难。
近现代中比较著名的翻译家有哪些呢？许渊冲崭露头角1921年，许渊冲出生于江西南昌。
17岁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
*来源：pic.sogou在为当时来华援助抗日的美国空军担任翻译时，他将“三民主义”翻译成“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展露出过人的语言天赋。
书销中外百余本到上世纪末，许渊冲已经出版了译著近60本。
现在他的作品数已破百本大关，涵盖了汉英、英汉、汉法、法汉四种类型。
英译《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几乎一气呵成。
诗译英法唯一人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
他的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来源：pic.sogou2014年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也是中国在国际翻译界获得最高荣誉的翻译家。
许渊冲将自己的人生总结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英法，八十年代译唐宋，九十年代传风骚，二十一世纪攀顶峰”。
严复近代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人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
他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1898年，严复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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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近现代译家及其译学思想摘要：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教授方文华撰著的《２０世纪中国翻译史》一书从时间顺序纵向叙述了２０世纪我国清末民初时期、民国时期和建国后的翻译活动，从翻译理论及其代表译者的经典译作横向的阐述了我国五四前后的翻译概况。
该书旨在以知识性和趣味性为特点帮助广大外语学子了解并把握我国２０世纪翻译的历史。
该书是唯一的一部叙述我国２０世纪翻译历程的史书，为广大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关键词：２０世纪；翻译理论；代表译家１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等爱国志士渴望接收新的文化、思想观念，他们不满于现状，挑战旧的传统观念与文化。
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都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界也顺应潮流大量翻译了西方的文化知识，强有力的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梁启超、严复和林纾并称为译界“三杰”，改造了当时中国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翻译作品。
这一时期大量外国诗歌、小说和戏剧涌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发展。
同时，由于广大译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也在西方广泛传播。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和翻译理论家，他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对当时我国的翻译做出了杰出贡献［１］。
梁启超在上海南京路创建大同译书局，宗旨为“本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来变法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
”梁启超把当时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译了外国小说《世界末日记》《十五小豪杰》《俄皇宫之人鬼》《佳人奇遇》。
梁启超在翻译这几部小说时用得都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启超对翻译做大的贡献就是从一定高度上引导翻译的潮流。
他要求译者首先必须慎重选择所译之书，其次要遵循翻译的规则，特别是必须统一译名，再次是要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
他对我国佛经的翻译也非常重视，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有许多新的发现。
严复曾留学英国，回国后担任过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译书局总办及北京大学校长，有着非凡的人生及见识［２］。
严复对中国翻译事业上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翻译过来，名为《天演论》。
他的《天演论》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改造地翻译而并非忠实的译本。
他对外国思想的介绍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而并非生搬硬套。
《天演论》以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激起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后来的救亡运动做了一次社会总动员，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严复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
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明确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减。
’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
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的译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用这一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翻译，无一不受到这一标准的制约。
林纾不懂外文，然而他却传奇的走上了翻译的道路，成为了译坛泰斗［３］。
其译作数量惊人，硕果累累，如《迦茵小传》《孝女耐儿传》（现译《老古玩店》）《块肉余生述》（现译《大卫·科波菲尔》）《贼史》（现译《雾都孤儿》）等。
他以酣畅优美的译笔开创了我国翻译事业繁荣的局面，在他的带动下，翻译队伍日益壮大，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当时国人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了解了西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因此，林译小说风靡一时。
林纾与别人合作译书，《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事，便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读者将此书誉为外国的《红楼梦》。
它以发展真性情的思想启发了人们想到婚姻自由，从而觉悟到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反封建。
《茶花女》给沉闷的封建制中国带来了新的观念，激发了世人变革的热情。
《黑奴吁天录》（现译《汤姆叔叔的小屋》）是林纾的另一大译著。
此书对美国反对奴隶制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被林纾翻译后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起到了作用。
林纾不仅把我国的翻译事业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
林纾翻译的小说让国人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激发了读者的爱国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说当时在中国的地位。
清末民初的科学翻译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高潮”，给国人带来了新的观念，促进了我国各科学门类的发展，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影响。
这一时期对外国小说、诗歌和戏剧的翻译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通过一些翻译活动，中国文化也在域外得到了传播。
２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民国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空前繁荣。
“五四”时期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分水岭。
“五四”以前，通过梁启超和严复等翻译家的艰苦努力，介绍先进的西方思想、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使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
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觉醒，同时新的知识分子被孕育出来。
“五四”以后，鲁迅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书籍，瞿秋白等革命前辈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西方各国尤其是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开始介绍到中国。
这一时期的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鲁迅创作与翻译并重，是我国民国时期的大文学家、大翻译家［４］。
他翻译过许多俄罗斯及苏联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里的《死魂灵》。
鲁迅在翻译《死魂灵》时耗费了巨大的心力，但在翻译过程中对归化和异化形成了独特的看法，此后的翻译家称赞他这部译作为“直译”的典范。
鲁迅在翻译时以严格的标准约束自己，带着高度的责任感，一丝不苟的处理译文。
他总是竭尽全力了解清楚了原文的意思才动笔翻译，从不胡乱发挥。
这种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为当时的广大译者树立了榜样，狠狠打击了胡译、乱译等盛行之风。
他对翻译标准的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姿。
”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虽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并不是“死译”。
他主张直译，一是为了使译文容易理解，二是为了保存原作的风姿。
鲁迅提出的“硬译”理论，为翻译评论家评论译作提供了新的标准。
郭沫若以优美的译笔享誉海内外，对中国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５］。
他的重要译著有：《沫若译诗集》、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上、下卷，俄国屠格涅夫的《新时代》、英国的《雪莱诗选》等等。
郭沫若把翻译视为向国人传播知识的途径，把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推荐给中国读者。
与鲁迅一样，他提倡严谨的翻译作风，坚决反对“胡译”和“滥译”。
郭沫若严肃认真的对待翻译事业，认为译者在动笔之前，必须把握原文作者的情感，认为译文和原文必须在意思上一直，但形式上不必拘泥小节。
郭沫若强调译者的责任心，在翻译之前必须慎重选择材料，翻译过程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他还说道“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参考，多方面赐教，尽量的琢磨。
”民国时期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中以俄苏文学的规模最大［６］。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大量翻译俄苏文学作品。
中国文化也一直吸引着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对中国及汉学研究十分重视。
俄苏的汉学家全面研究和翻译中国的诗作，包括古代诗歌，如诗经、楚辞、汉赋和乐府，以及唐诗和“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诗歌。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学界提倡新思想、新文化。
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其文学艺术也空前繁荣。
中国学者、文学家肯定当时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中国的翻译家也对日本文学持肯定态度，大量翻译了日本的文学作品［７］。
“五四”时期，英国文学翻译队伍也日益庞大，涌现出一大批如卞之琳、杨宪益、张谷若等的杰出翻译家。
这一时期翻译的英国文学作品有诗歌、戏剧、小说等，涉及的作家主要有莎士比亚、雪莱、笛福、拜伦、萧伯纳、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等，他们分属古典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派、意识流文学等流派［８］。
３建国后的翻译活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翻译事业也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翻译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不仅能译出高质量的作品，而且总结出了全面系统的翻译理论。
但盲目地追求洋理论，忽略我国翻译理论的优点，只会导致翻译活动的混乱。
因此，罗新璋、刘宓庆和黄龙等人提出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翻译理论体系的设想［９］。
２０世纪末，我国相继出版了黄龙的《翻译学》、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大部头成系统的翻译理论著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至今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我国的翻译工作者所翻译的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枝独秀”，而是军事、外交、科技、社科、法律、贸易、文教、卫生等领域的“百花齐放”。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全球信息时代的来临，交流知识和信息都离不开翻译。
此外，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的结果。
中国要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翻译。
对翻译标准认识的日趋统一大力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２０年中，我国的翻译队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严谨认真的翻译活动，与西方国家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１０］。
参考文献：［１］孟祥才．梁启超传［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０．［２］皮后锋．严复大传［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３］张俊才．林纾评传［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４］刘绪源．解读周作人［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５］秦川．文化巨人郭沫若［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２．［６］李明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７］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８］王宏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９］罗新璋．翻译论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１０］张柏然．面向２１世纪的译学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