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翻译-小额信贷
国内外小额信贷比较分析

对新 型 生 产经 营 主体 的信 贷 支特 力度 。
支持社 会 资本 参与 设立 新型 农村 金融 机 了 小 额 信 贷 的 高 潮 ,其 中 孟 加 拉 乡 村 银 构: 建 立多 层次 、 多形式 的农 业信 用担 保 行 ,又 称 格 莱 珉 银 行 的 GB模 式 最 为 出
B R I 内部设 立农村 信贷 鲁 发展得最 为成 熟 。小额 信 贷在 世界 各 小额信 贷的典范 。 部 , 由 该 部 门 通 过 开 发 小额 信 贷产 品 , 开 农村发展 活 力的若 干意见 》 ( 中发 [ 2 0 1 3 ] 地 取 得 了令 人 鼓 舞 的 成 绩 , 出 现 了 像 孟 加拉“ 乡村 银行 ” ( G r a me e n B a n k ) 、 印度
民 问题 作 为全 党工作 的重 中之重 ,把城 尼 西亚 人民银 行农村 信 贷部 ( B R I — U D) 、
达 的 国 际 社 区 资 助 基 金 会 村 庄 银 行 加 注 重财 务和 信 贷 管理 上 的 可持 续性 。 我 国 的商 业银 行 内部 设 立的小 微信 贷机
务 于 贫 困人 口 , 无抵押、 无担 保 。
得成 功。在 2 O世 纪 7 O年 代和 8 O年 代 ,
一
小 组联 保模 式 , 1 9 9 8年 以后 转 变为 取消 联 保和联 保基 金 ,直接 向借款 个人 发放 小额 贷款 , 贷款 方式相应 发生 转 变 , 形式
更加 灵活。
只包括信贷业 务。 国外的小额信贷属于微 脱 贫困和 促进 发展 的 目标 , B模 式最初 为 但是 , 没有取 共 同获 得诺 贝尔和平奖。G 观金 融范畴 ,英文 单词 为 Mi c r o f i n a n c e , 是指 向贫 困群体 、 弱势群体 、 中低 收入者 、 农户、微小企 业提供 的参 与式金 融服 务 , 涵盖储蓄存款 、 贷 款、 保 险、 租赁 等其他服 务。小额信 贷的基本特征 是额度较 小 , 服
信贷词汇

housing mortgage loan 住房抵押贷款individual business house loan 个人商业用房贷款
house refurbishing loan. 房屋装修贷款individual housing loans 个人住房贷款housing loans on own account 自营性住房贷款
housing loans on authorization 委托住房贷款
individual combined housing loans 个人住房组合贷款
auto loans汽车消费贷款
loan for refurbishing house 家居装修贷款consumer durables loan 大额耐用消费品贷款
personal loan secured by CDs/treasury bonds 个人存单/国库债券的质押贷款
individual consumption loan 个人消费信贷individual unsecured loan 个人信用贷款consumption credit for individual clients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
individual consumption loan 个人消费信贷
secured loan 抵押放款(担保放款) small amount private loans 小额贷款industrial loan 工业贷款 agricultural loan 农业贷款
loan office 贷款处
interest-free loans 无息贷款 special-purpose loan 专项贷款。
小额贷款和小额信贷的内容_中和农信小额信贷

小额贷款和小额信贷的内容_中和农信小额信贷小额贷款(MicroCredit)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经营类贷款,贷款的金额一般为1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
小额贷款是微小贷款在技术和实际应用上的延伸。
小额贷款在中国:主要是服务于三农、中小企业。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合理的将一些民间资金集中了起来,规范了民间借贷市场,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小额信贷是一种城乡低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方式。
小额信贷旨在通过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型企业提供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促进其走向自我生存和发展。
它既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又是一种扶贫的重要方式。
小额信贷的预防政策对借款人的有关资格资质进行审查,是借款合同签订的前提,也是借贷行为必不可少的程序。
审查的重要意义在于评估贷款风险的大小,近而决定贷款交易的成功与否。
一、审查风险贷款风险的产生,往往在贷款审查阶段就开始了,综合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纠纷,可以看出,在贷款审查阶段出现的风险主要出现在以下环节。
(一)审查内容遗漏银行审贷人员挂一漏万,造成信贷风险。
贷款审查是一项细致的工作,要求调查人员就贷款主体的资格、资质、信用、财产状况进行系统的考察和调查。
(二)没有尽职调查在实践中,有关审贷人员,往往只重视文件的识别,而缺乏尽职的调查,这样,很难识别贷款中的欺诈,造成信贷风险。
(三)判断错误银行没有对有关内容听取专家意见,或由专业人员进行专业的判断。
审贷过程中,不仅仅要查明事实,更应当就有关事实进行法律、财务等方面进行专业的判断。
二、贷前调查的法律内容(一)关于借款人的合法成立和持续有效的存在审查借款人的合法地位。
如果是企业,应当审查借款人是否依法成立,有无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和资质,查看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应当注意相关证照是否经过年检或相关审验。
(二)关于借款人的资信考察借款人的注册资本是否与借款相适应;审查是否有明显的抽逃注册资本情况;以往的借贷和还款情况;以及借款人的产品质量、环保、纳税等有无可能影响还款的违法情况。
小微信贷简介

小微贷款--特点
(1)贷款额度小 小额贷款是一个相对概念,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划分多少金额算是小额贷 款。在我行贷款金额在500万元以下的统称为小额贷款。 (2)客户群广 小额贷款的客户群体非常广泛。据统计,我国现有城镇个体劳动者和个体 工商户超过3500万户,中小企业超过1000万家。目前,深圳地区有个体工商 户47.7万户,私营企业36.7万户。 (3)客户经营资料不齐全,评估难度大 小额贷款的客户群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管理不健全,特别是财务记录有 限,经营方面的可查证的资料不齐,同时客户群体广,差异性和流动性大,不 稳定因素多。这为小额贷款的评估和风险控制增加了难度。 (4)客户稳定性差 大量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持续时间不长,能长期坚持经营并发展 壮大的不多,经营稳定性差;很多的客户异地经营,居住稳定性差,对当地的 金融机构来讲,这部分客户管理难度大。
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工信部制定标准划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农、林、 营业收入 万元 牧、渔业 (Y) 从业人员 人 (X) 批发业 营业收入 万元 (Y) 从业人员 人 (X) 零售业 营业收入 万元 (Y) 从业人员 人 交通运输 (X) 业* 营业收入 万元 (Y) 从业人员 人 (X) 仓储业 营业收入 万元 (Y) 从业人员 人 (X) 邮政业 营业收入 万元 (Y) 从业人员 人 (X) 餐饮业 营业收入 万元 (Y) 从业人员 人 租赁和商 (X) 务服务业 资产总额 万元 (Z) 大型 Y≥20000 X≥200 Y≥40000 X≥300 Y≥20000 中型 500≤ Y<20000 小型 微型 50≤Y<500 Y<50 X<5 Y<1000 X<10 Y<100
我部小微贷款倡导: 小案例分享: 五专、六易始就在我市经营服装。现有“七匹狼”和“利 郎”两个品牌男装专卖店,两个店的装修一年前投入约80万元(店面一般会三年重 “五”:五专——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团队、专业的产品、 新装修一次),租金每年共65万元,店铺位置都在我市较好地段。 专职的审批、专项的额度; 李女士现有库存服装约95万元,其中去年及以前的库存价值约18万元,当年 “六”:六易——贷款申请很容易、贷款调查很简易、贷 的春、夏、秋装库存价值约77万元。现在是9月底,要进冬季服装,首批进货需要 款审批很快易、贷款使用随心意、贷款之后很惬意、贷款 120万元,李女士现在只有60万元现金,还需60万元。 越贷越便宜; 因此,特向我行申请贷款60万元,期限1年。 “七”:七关注——关注国家政策与行业特性、关注产品 李女士丈夫是警察,在我市交警大队上班;有一女儿,22岁,协助李女士经 市场与行业模式、关注经营者人品与家庭关系、关注企业 营,有一套住房(红本在手),一套小产权房产。李女士8月底在邮储银行获得一 的上下游、关注企业的现金流、关注企业的还款意愿及还 笔15万元贷款,等额本息还款,目前还款正常。 款能力、关注企业的贷款用途及发展前景。 请根据上述材料,简单评价下该客户及是否能够给予贷款支持。
我国小额信贷体系研究

贫困,是当今世界“3P”(人口、贫困、污染)问题之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
各个国家也都采取了很多扶贫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但大多并未取得成功。
广大发展中国家贫困户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缺少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广大贫困户由于缺少可以作为抵押物的资产,他们很难从正规金融途径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资金这一生产要素的短缺而形成的瓶颈严重制约着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
传统的扶贫模式也很难解决资金到达贫困户手中的问题,资金的到户率低,贫困户的资金也多数没有被用于生产领域而是用来消费,造成大量贷款无法归还,而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投入到这一无底洞之中,扶贫效果很差。
由于没有其他资金参与扶贫活动,扶贫活动难以持久,一些暂时脱贫的农户由于种种原因又返贫的现象经常发生。
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探索适宜的扶贫方式,小额信贷应运而生。
小额信贷最初作为一种扶贫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兴起,带有很强的福利性质。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由于成功地推行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措施,小额信贷机构在解决贫困农户资金短缺和金融机构自我持续发展两个方面取得了双赢成就,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帮助了一部分最贫困人口获得了基本谋生手段,显著提高了生活水平,从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方式,小额信贷所取得的成效是举世公认的。
联合国将2005年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
2006年,孟加拉乡村银行(GB) 及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更是因为“当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时,持久的和平才能得以实现”,而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首先将与国际规范接轨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引入中国,成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
1996年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确定扶贫到户的方针后,由我国政府扶贫资金推动的小额信贷运动在国内大规模铺开。
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小额信贷实践得到我国政府、中央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机构的关注和支持。
小额信贷业务

第二节 商业银行小额信贷的基本要素
二、小额信贷的贷款用途
(一)农户小额贷款的用途
农户小额贷款
1. 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费用贷款,为购买肥料、农药、种苗、种子、 饲料等贷款。
2.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个体私营经营贷款。
3. 农机具贷款,为购买耕具、抽水机、脱粒机及其他小型农用机械等贷款。
4. 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
2. 担保方式特殊 3. 额度较小
第一节 小额信贷概述
二、小额信贷的分类 (一)扶贫性的小额信贷——强调扶贫效果 (二)商业性小额信贷——强调机构的可持续性 三、小额信贷模式 (一)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的模式 1. 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格莱珉银行) 2.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 3. 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 (二)发达国家小额信贷的模式——德国的IPC
编制资产负债平衡表。企业A有多少权益?
资产负债表编制/重构案例
资产负债表
日期: 2013.2.1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现金
银行存款
存货 固定资产: 设备
汽车
其它经营性资产: 房租
348,000 28,000 12,000 16,000 3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第十二章 小额信贷业务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小额信贷概述 小额信贷的基本要素 微小企业财务分析与逻辑检验 小额信贷操作管理
第一节 小额信贷概述
一、小额信贷的含义与特点 (一)小额信贷的含义 小额信贷(Microcredit)这一术语,是指向低收入
群体和个体经营者、微小企业提供的一种额度较小的 信贷服务。 (二)小额信贷的特点 1. 服务对象特殊
国际小额信贷发展趋势

国际小额信贷发展趋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焦瑾璞杨骏虽然遍布世界各地的小额信贷各有其发展路径,且已经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组织和业务模式,但总体而言,随着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基于农村经济增长和扶贫目标对各类小额信贷机构(项目)抱持越来越多的期待,小额信贷的发展趋势已经逐渐变得清晰。
一、从小额贷款(Microcredit)到微型金融(Microfinance)基于对低收人人群究竟需要何种金融服务的不同理解,长期以来,不同的机构和项目在小额信贷应该仅仅向其客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还是应该提供包括小额储蓄(包括自愿储蓄和强制储蓄)、小额保险、汇款和租赁等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甚或还应该直接以社会发展为己任从而提供除金融服务之外的其他社会服务(如孟加拉GB、BRAC那样)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但越来越多的机构已经认识到,除小额贷款之外的其他金融服务对于低收人人口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国际范围内小额信贷的发展,开始逐步从传统“小额贷款”(Micro—credit)向为低收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Microfinance)过渡。
第一,大多数情况下,自愿储蓄业务为低收人人口提供了安全、方便、可细分的而且付息的储蓄方式,这种方式显然优于落后地区的人们常常采用的以牲畜、实物、现金或者债权进行储蓄的传统方式[1]。
而在孟加拉乡村银行(GB)的传统模式下,强制储蓄和团体贷款是密切结合的,这种情况下的强制储蓄的目的据称是为了“帮助穷人养成储蓄的习惯,而不是让他们因为无法储蓄而把所有的产品都消费掉”。
第二,因为农业先天的弱质性和较大风险的存在,小额保险业务在落后的农业地区更具意义,这有助于减少低收人人口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
当然,由于农业本质上具有突出的区域性、行业性协变风险,这种为低收入农业人口提供的保险必须进行某种适切的创新。
第三,收费合理的汇款业务越来越重要,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乃至跨境流动导致对“工资汇寄回乡"从而汇款业务的巨大需求,这不仅对于落后地区的发展日显重要,它的巨大潜在商业价值已经引起一些国际著名商业银行如美洲银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关注。
2019-简单阐述一下小额信贷-word范文模板 (9页)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简单阐述一下小额信贷篇一:什么是小额信贷什么是小额信贷?“小额信贷”(Microfinance),从国际流行观点看,是指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
以贫困或中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客户并提供适合特定目标阶层客户的金融产品服务,是小额信贷项目区别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常规金融服务以及传统扶贫项目的本质特征;而这类为特定目标客户提供特殊金融产品服务的项目或机构,追求自身财务自立和持续性目标,构成它与一般政府或捐助机构长期补贴的发展项目和传统扶贫项目的本质差异。
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各种模式的小额信贷均包括两个基本层次的含义:第一,为大量低收入(包括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第二,保证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方面,构成了小额信贷的完整要素,两者缺一都不能称为是完善或规范的小额信贷。
从本质上说,小额信贷是将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信贷活动与扶贫到户(或扶持到户)项目有机地结合成一体。
目前,国际上公认取得成效的小额信贷项目多开始于70~80年代,实施小额信贷的组织机构主要是各类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专门成立的小额信贷扶贫银行和由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演变成的股份制银行以及非正规金融中介服务组织,例如信贷联盟、协会、合作社等。
经过20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近10年的发展,小额信贷已经从世界的某些区域扩展到几乎覆盖整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
目前就其展开的规模而言,已有达到全国规模的样板。
就其组织机构而言,有国家正规银行实施小额信贷成功的例证;有非政府组织服务于最贫困人口和实现机构自我生存双重目标的典型;有不断扩展业务的专门小额信贷机构的先锋;有专门成立特殊银行满足特殊需求的成功典范。
尽管如此,规范和成功的小额信贷的历史还不长,成功的比例也不高,在国际社会尚属一件新生事物,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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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届毕业生毕业论文外文翻译姓名:院(系):专业班级:学号:指导老师:成绩:小额信贷是否帮助穷人?——孟加拉国旗舰计划所带来的新证据摘要:小额信贷运动使金融中介机构得到了创新,同样使贫困家庭减少了贷款的成本和风险。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机制已经在全世界得到推广。
虽然小额贷款机制的目的是为客户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通过其获得一定量的利益的尝试已经开始实施了。
本文借鉴一个新调查来研究小额信贷是是否真正的帮助穷人,该调查覆盖面近1800个家庭,其中部分家庭获得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贷款,而另一部分则没有参与到小额贷款运动中。
有资格获得贷款的家庭,他们的消费水平低于平均消费水平,这种家庭中,绝大部分的孩子不可能上得起学,男子也往往会有更多的工作压力,而女子没有工作。
更明显的,相对于对照组,符合贷款资格的家庭在消费上的变化很小以及可以常年提供劳动力的特点。
最重要的潜在影响不是贫穷本身,而是因而最重要是减少相关的家庭漏洞。
似乎导致消费平滑主要原因是收入平滑,而不是借款和贷款。
评论家有大量的关于低收入国家的其他方案的研究经验。
虽然通常人们都是使用固定效力评估来控制与安置方案有关的不易观察的变量,但是使用固定效力评估会加剧偏见的影响,就如同本方案——在较大的社区里特定人群的方案。
关键词:小额信贷,项目评估,乡村银行,孟加拉1.介绍小额信贷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是用来减少贫困。
前提是操作简单。
小额信贷提供小额贷款,以促进小规模的创业活动,而不是向贫困家庭提供救济。
这种信贷除非放债人收取非常高的利率(往往收费高达每月10%),否则不会发生。
放债运作缺乏竞争,因为潜在的进入者很快发现,借款人通常不能提供任何形式的抵押品,这就使贷款存在高成本和该风险。
(拉希德和汤森,1993)。
然而,体制创新下的小额信贷运动似乎大大降低了风险和提供金融服务和为贫困家庭提供服务的费用。
创新包括借款合同、给予奖励、配出不良信用风险和连带借款人的活动,要求每周或每半周还款(Morduch,1997)。
2005年该运动已经在世界银行,联合国领导人,以及其他已加入的国际组织的推动下成为联系100万家庭的全球性的运动(小额信贷首脑会议,1997)。
该运动在美国还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包括钱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现在该方案在美国有300个经营点(经济学家,1997)。
纽约时报(1997)还发表《庆祝这个“继续的反贫穷方案的革命”》文章呼吁支持。
但是,小额贷款到底给贫困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巨大的影响?虽然小额贷款确实做到了减少贫困,但只有极少数研究使用相当大的样本和适当的治疗/控制框架来研究这个问题。
本研究调查了1800户家庭在1991—1992年间的孟加拉国格拉名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和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DB),本案例还包括了一组没有任何小额贷款项目服务地区的家庭。
这里考虑的这三个贷款方案在孟加拉国一共超过了400万贫困客户,它们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
格拉米银行的国际小额信贷旗舰运动,其模式已经被四大洲所复制,包括在美国的阿肯色州和内城芝加哥都取得明显成就。
从其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得出小额信贷所带来的成就。
例如,如果享受乡村银行服务的家庭按照从小额信贷项目贷款的总数来安排,则前四分之一的家庭享有人均消费相较于在底层四分之一的家庭要高出十五个百分点。
另外,62%的从乡村银行贷款的家庭的男孩可以上学,而34%的上学的男孩的家庭没有贷款。
而女孩的比例分别是55%对40%。
然而,这些简单的比较,大部分是由于选择偏差造成的。
一旦,对照组坐出了适当的比较,不管是受教育的男孩还是受教育的女孩,有权使用小额贷款项目的家庭并没有明显提高人均消费水平。
总之,人均消费水平低于对照组。
这一结论是惊人的,关于小额贷款的反对声音也频繁的在国际响起。
然而,有权获得项目资助确实使常年劳动力变得多元化。
相应的,该方法也降低常年各种各样的消费,所以,尽管该项目并没有提高平均消费水平,但他可以通过稳定收入的方法使这些家庭稳定消费水平。
至于在其弱点上的影响,结果突出了小额贷款的优势,这些优势很少被关于小额信贷的文献所关注(除皮特及科韩德科,1998b)。
该项目得到了一亿美金的援助,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优势。
这一结果同样证明,评估者很容易误导项目的成就,而且,他们拥有许多相似评估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公众医疗及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社会项目。
同这里一样,这些项目经常被限制在特殊的区域和特殊的目标人群,尤其是贫困家庭。
不同于那些富有国家,收入为基础意味着测试似乎从未进行过。
反而,例如,孟加拉国乡村小额贷款项目致力于“无地机能”,这条规定要求贷款的家庭必须有超过半英亩的可耕种土地。
如果这条合理要求被强制实施,并且是建立在家庭外因的特殊之上,这条项目规定将是合理统计的基础。
然后,我们就能从参与该项目的家庭组及未参与该项目的家庭组的比较中得到非常明朗的效果。
这一方法是回归间断设计的一个形式(坎贝尔,1969年),其见解提供了皮特和科韩德科工作(1998a和1998 b;在这里,他们用了相同的数据)的基础。
但是我们不能从这个例子里推出任何有效结论,这个数据说明人们经常违反规则。
例如,30%的乡村贷款人拥有远远多于半英亩的土地,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面的有14英亩之大。
那些记录在案有权借款的家庭或有权参与项目的家庭,其中一部分所拥有的土地大概是2英亩,相对的其他那部分要少一点。
下面的方法反而通过在乡村的比较,运用了测试组及对照组的数据。
乡村中没有参与项目的组中,其采样严格遵循半英亩规定。
然而,参与项目的村里,同组的不对称性在这里同样出现了问题。
采样战略在一开始就是一个解决办法。
采样是设计好的,这样,对照组才可以同测试组作比较。
强制要求测试组需要同对照组一样严格按照规定强制执行要求。
另外需要关注非随机安置方案的是,当考虑到地区固定影响水平或者他们的对等性时(例如皮特和科韩德科,1998a)。
当方案选择已经完成的好的地区的时候,出现向上偏差;当项目倾向于不发达地区时,则出现向下偏差。
然后,柜员频繁声明这并不是解决非随机安置方案的万灵药。
实际上,当项目安置被预测到针对目标人群没有观察到影响时,包括地区固定影响水平能使偏差增大。
这个数据暗示,这是经常出现的状况。
但是,带着减少变化和劳动力供应的期待,主要的定性结果对测试组及对照组的不易观察的乡村水平是健全的。
小额信贷在新兴优势突出的成果使得其很少考虑其脆弱性,这些好处应当判断有数百万美元支持这些方案。
研究结果还表明如何判别简单的误导性的指标,他们持有类似的在低收入国家其他社会项目评估如公共健康和低收入的经验教训。
由于,这些计划往往局限于特定地区和特定目标群体即典型的贫困家庭,所以,以收入为基础的测试方法几乎在较富裕的国家从来没有使用过。
Does Microfinance Really Help the Poor?New Evidence from Flagship Programs in BangladeshAbstractThe microfinance movement has built on innovations i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that reduce the costs and risks of lending to poor households. Replications of the movement’s flagship, the Grameen Bank of Bangladesh, have now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While programs aim to bring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o clients, few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quantify benefits rigorously. This paper draws on a new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nearly 1800 households, some of which are served by the Grameen Bank and two similar programs, and some of which have no access to programs. Households that are eligible to borrow and have access to the programs do not have notably higher consumption levels than control households, and, for the most part, their children are no more likely to be in school. Men also tend to work harder, and women less. More favorably, relative to controls, households eligible for programs have substantially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variation in consumption and labor supply across seasons. The most important potential impacts are thus associat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vulnerability, not of poverty per se. The consumption-smoothing appears to be driven largely by income-smoothing, not by borrowing and lending. The evaluation holds lessons for studies of other program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While it is common to use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 variables correlated with the placement of programs, using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can exacerbate biases when, as here, programs target their programs to specific populations within larger communities.Key words: microfinance, project evaluation, Grameen Bank, Bangladesh1. IntroductionMicrofinance has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s of many people working to reduce poverty. The premise is simple. Rather than giving handouts to poor households, microfinance programs offer small loans to foster small-scal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uch credit would otherwise not be available -- or would be only available at the very high interest rates charged by moneylenders (who often charge as much as 10% per month). Moneylenders operate with little competition since potential entrants quickly find that costs and risks are high -- and borrowers are usually unable to offer standard forms of collateral, if any at all (Rashid and Townsend, 1993).However, the emerging microfinance movement demonstrate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that appear to greatly reduce the risk and cost of providing financial services to poor households. Innovations include contracts that give borrowers incentives to exclude bad credit risks and monitor other borr owers’ activities, schedules of loans that increase over time conditional on successful performance, and weekly or semi-weekly loan repayment requirements (Morduch, 1997). The movement is now global, and leaders at the World Bank,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joined in pushing to reach 100 million households around the world by the year 2005 (Microfinance Summit, 1997). The movement has also generated considerable support in the U.S. (including the high-profile support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 Buntin, 1997), and small-scale programs now operate in 300 U.S. sites (Economist, 1997). The New York Times (1997) has celebrated this “much-needed revolution in anti-poverty programs” and called for enhanced support. But how great is the ultimate impact on poor households? While strong claims are made for the ability of microfinance to reduce poverty, only a handful of studies use sizeable samples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control framework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a 1991-92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nearly 1800 households in Bangladesh served by microfinance programs of the Grameen Bank, the 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 (BRAC), and the Bangladesh Rural Development Board (BRDB). The sample also includes a control group of households in areas not served by any microfinance programs. The three lending programs considered here together serve over four million poor clients in Bangladesh, but their role is much broader. The Grameen Bank is the flag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 microfinance movement, and its model has now been replicated on four continents, including s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varied as rural Arkansas and inner-city Chicago. Simple estimates of impacts show clear achievements. For example, if households served by the Grameen Bank are ordered by the amounts they have borrowed from the program, the top quarter enjoys 15% high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than households in the bottom quarter. In addition, 62% of the school-age sons of Grameen Bank borrowers are enrolled in school versus 34% of the sons of eligible households that do not borrow. For daughters, the Grameen advantage is 55% versus 40%.These simple comparisons appear to be driven entirely by selection biases, however. Once appropriate comparisons with control groups are made, access to the threemicrofinance programs does not yield meaningful increases i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the education of sons, nor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If anything, the levels are slightly lower than for control groups. The results are surprising and contradict frequent claims made about the programs in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s of microfinance.Access to the programs does, however, appear to ai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abor supply across seasons. In turn, access is associated with a reduction in the variability of consumption across seasons. Thus, while the programs may not increase consumption on average, they may offer households ways to smooth consumption through smoothing income. In pointing to impacts on vulnerability, the results highlight an advantage that is seldom considered in the emerging microfinance literature (an exception is Pitt and Khandker, 1998a). These benefits should be judged against the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hat have supported the programs.The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how misleading simpl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can be, and they hold lessons for evaluations of similar public health and other social programs in low-income countries.1 As here, such programs are often limited to particular regions and particular target groups, typically poor households. Unlike in wealthier countries, income-based means tests are almost never used. Instead, for example, the microfinance programs in rural Bangladesh focus on the “functionally landless” -- implemented as a rule barring lending to households owning over a half acre of cultivable land.The program rule can be the basis of a plausible econometric strategy if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 is strictly enforced and built around a feature that is exogenous to the household.Then, clean impacts can be gauged by comparing the status of households clustered just below the arbitrary dividing line to households clustered just above. This approach is a form of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Campbell, 1969), and the insights provide t he basis of Pitt and Khandker’s.1Simple evaluations are subject to multiple selection biases: self-selection into the programs by the most able, non-random program placement, and endogenous determination of the intensity of participation (e.g., the size of loans in microfinance). The typical problem stems from the near impossibility of finding goo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work (1998a and 1998b; they use the same data as used here).But the idea can not be implemented reliably in this sample. The data demonstrate frequent violations of the rules. For example, 30% of Grameen borrowers own more land than the half-acre cut-off, with landholdings as large as fourteen acres. Among households labeled in the survey as “eligible” to borrow and with access to programs, the fraction of borrowers is nearly twice as high for those holding over half an acre versus those below (63% versus 34% for the three programs combined; The first two rows of Table 1 give figures disaggregated by program). Counter to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suggesting an absence of land markets in South Asia, there is also substantial evidence of land sales. The data show that nearly one eighth of borrowerspurchased substantial amounts of land in the six years prior to the survey.The approach below instead exploits the treatment/control aspect of the data through comparisons across villages. The groups in villages not served by programs were sampled with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half acre rule, however, and the asymmetry with groups in program villages creates problems here as well. A solution is to turn the sampling strategy on its head. While the sample was designed so that the control groups are comparable to the “treated” groups, the rule violations require that the treatment groups be redefined in order to bring them into conformity with the controls.An additional concern is given by non-random program placement. Upward biases arise when programs choose regions that are already doing well, and downward biases arise when programs favor disadvantaged areas. The typical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is to estimate impa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