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及资源整合路径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
上海大都市圈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城市群之一，其城市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至关重要。
上海大都市圈包括上海市以及周边的几个地级市，如苏州、无锡、南通等。
这些城市在经济、人口、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相互依存和联系，是一个内外关系紧密的城市群体。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协同发展需要树立正确的定位和制定合理的路径。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协同发展应以上海市为核心。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市具有先进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机制，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本。
上海市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周边城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协同发展应注重不同城市的特色和优势。
上海市作为国际大都市，应发挥其在金融、服务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中心城市。
苏州、无锡等城市则可以发挥其在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创新驱动型的城市。
南通、常州等城市则可以发挥其在港口物流、轻工业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开放型的城市。
不同城市在协同发展中相互补充和支持，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模式。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协同发展应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
在现代化建设中，基础设施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间相互联系的纽带。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协同发展需要加强交通、通信、能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之间形成快捷的交通网络和高效的信息交流，提高城市发展的协同效应。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协同发展应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突出。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协同发展需要在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需要加强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上海大都市圈是一个由上海市和周边城市组成的城市群，是中国重要的城市群之一。
上海大都市圈内集中了许多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汽车等产业和总部经济、创新型企业等高端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是建设在以上海为中心，以周边城市为辐射的城市圈。
强调上海大都市圈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是“一体两翼”的城市空间结构，既要保障上海的中心地位，又要充分发挥周边城市的支撑和辐射作用。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目标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群，整体提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
1. 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统筹规划和协调城市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提升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物流配送效率，加快交通枢纽建设，推进数字化建设等，以提高上海大都市圈整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2. 加强产业协同和创新协同：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产业协同和创新协同，发挥上海的产业引领和周边城市的产业配套作用，推动跨城市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协同发展。
在创新方面，要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搭建合理有效的创新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通道，促进共同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形成。
3. 完善环境保护体系：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体系，提高环境保护水平。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对环境问题的监测和评估，打造一整套全方位、全过程的环境治理体系，强化污染防治措施，促进城市之间的环境协调共治。
4. 推动城市文化交流：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城市文化交流，加强文化建设。
要加强各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建立文化创意产业联盟，推动文化资源的共享和对接，促进新型城市文化发展。
总之，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新发展机遇，以实现城市协同互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生活质量。
都市圈发展逻辑
都市圈发展逻辑
都市圈发展的逻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 地理位置：都市圈通常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组成，这些地区相互靠近，交通便利。
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都市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资金和资源。
2. 人口聚集：都市圈通常拥有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密集的区域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市场需求。
人口聚集也会带来更多的企业和机构的设立，从而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3. 经济基础：都市圈通常拥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包括工业、商业、金融等行业。
这些行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4. 基础设施建设：都市圈通常会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通信、水电等方面的建设。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
5. 产业协同效应：都市圈内的企业和机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形成了产业链和价值链。
这种协同效应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促进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都市圈发展的逻辑是通过地理位置优势、人口聚集、经济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协同效应等方面的综合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的目标。
世界五大都市圈
世界五大都市圈Prepared on 21 November 2021世界五大都市圈世界上最着名的都市圈为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及北美五大湖等五大都市圈。
这些都市圈各种要素集聚度高、国际交往能力强，汇聚了大量财富和先进生产力都市圈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城市集合。
从经济发展层面上讲，都市圈是一个集社会、经济、技术为一体的网络化经济空间。
它建立在区域市场整合的基础上，也是产业集聚与扩散共同作用的产物。
都市圈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纽约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是基于其地缘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基础纽约都市圈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平原，世界五大城市群之首，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
该区域总面积约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陆地面积的1.5%。
圈内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集中了美国70%的工业。
纽约都市圈的演化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之前的孤立分散的城市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城外人口聚集到城市，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但各城市间的联系较少，显现出彼此独立发展的状况，地域空间板块结构极其松散；第二阶段是1870年后到1920年初的单中心城市体系形成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横贯大陆铁路网的形成，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区域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各城市的建设区基本成型，整个区域逐渐形成了以纽约、费城两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第三阶段是1920年到1950年的多中心城市群雏形阶段，城市发展不断向周边郊区扩展，超越了建成区的地域界限，逐渐形成了大都市圈；第四阶段是1950年以后的大都市圈发展成熟阶段，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出现，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在扩大，且沿着以纽约、费城两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扩散，圈内各城市的形态演化以及枢纽功能走向成熟。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150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12期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2018年国家正式公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明确了上海的远景目标、发展模式、空间格局和任务举措。
上海大都市圈的重磅登场，标志着长三角区域协同进入新阶段。
上海大都市圈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力量加强规划引领，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上海2035”为上海未来近20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上海市连同江苏、浙江两省酝酿出台的《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将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握各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机遇，并从区域层面构建开放协调的空间格局。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发挥了空间协同规划的引领作用，对区域内各城市总体规划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作用，从而加强了上海大都市圈内各城市功能、交通、环境、设施方面的衔接，最终促进了区域空间协同和一体化发展。
强化战略协同，构筑上海大都市圈发展新优势。
上海大都市圈的建设适应了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机遇，有利于复制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有利于加快推进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更能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带动作用，从而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
聚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助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
“上海2035”以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为目标，推动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其优化了产业布局，推动了产业链深度融合，并通过共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助力长三角地区打造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高地。
程善兰（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9）基金项目：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研究——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实证分析”（课题编号：18YJC880150）；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专业建设与区域产业需求对接的导向与路径研究”（课题编号：ZYB323）；苏州市社科基金“苏州与上海大都市圈协调发展的竞合关系研究”（课题编号：Y2019LX090）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推进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共同打造长三角更优营商环境。
实用类文本都市圈阅读练习及答案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2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材料一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城市群理论概念是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的“Megalopolis”城市群概念。
他提出“城市沿城市交通网络发展会演化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经济体系，继而通过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把多个社会经济体系连接,产生一个呈多中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时至今日,都市圈及城市群概念日渐成熟，也被广泛应用于大都市规划的蓝图中。
发展都市圈不仅成为解决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更是发挥虹吸效应,吸引资金、人才产业集聚,带动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019 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都市圈的概念一“都市圈是城市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摘编自戴德梁行《2019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材料二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6日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协同带动,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摘编自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材料三想“撬动”城市圈发展,向心力的支点究竟在哪?苏锡常三座经济强市给出的答案是，产业协同。
4月21日,首届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峰会上,三市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制造业。
会议提出,苏州、无锡制造业“底盘”很大，常州“智造”也是全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一道风景线,三市有能力共同打造产业智造服务联盟,共建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同样是发展产业,合肥都市圈则得益于科创与新兴产业的崛起。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上海大都市圈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是中国国家战略规划中重要的经济区域，也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上海大都市圈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江苏省的苏南地区组成，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人文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城市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如何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就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与路径进行探讨。
上海大都市圈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其城市协同发展的定位应当是立足国际化，走向世界。
具体而言，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定位。
首先是以全球视野来布局。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不仅仅是在中国范围内进行城市联动，更应当充分考虑全球因素，以全球市场为依托，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
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协同发展，推动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
其次是以产业链协同为主线。
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分工协同关系，因此在城市协同发展中，应当以产业链协同为主线，通过不同城市间产业优势的互补和协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上海作为金融贸易中心，可以与南京、苏州等城市形成金融业、贸易业的产业链协同，从而实现产业链的互补和联动发展。
再次是以人才流动为纽带。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需要以人才流动为纽带，吸引、培养和留住各类高层次人才，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各城市之间要加强人才交流与合作，形成人才共享、人才互补的良好局面，为城市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最后是以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为基础。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需要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为基础，通过城市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共同推动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打造城市的宜居环境和宜业环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协同发展的路径是多元、多层次、多领域的，需要全面推进。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路径探讨。
首先是加强规划协同。
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及资源整合路径
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及资源整合路径一、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分析二、资源整合路径探讨三、人口流动的影响四、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五、政府策略对大都市圈的影响大都市圈是指以大城市为中心，周边地区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个区域，其中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联系。
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大都市圈的范围往往是以人口、经济、交通等因素为主要考量。
一、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分析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包括中心城市、核心区、辐射区、周边区四个层次。
中心城市是大都市圈的最核心部分，是各种资源的集聚点。
核心区是指聚集了大量基础设施、产业配置和人才储备的城市群。
辐射区是指随着城市扩张和蔓延逐渐成长起来的城市集群，它们与中心城市的联系直接关系到大都市圈的整体发展。
周边区是指与城市圈相邻的农业园区、自然保护区、经济开发区等区域，它们与城市圈的联系主要表现在资源的供给与环境的保护上。
二、资源整合路径探讨大都市圈的资源整合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空间布局的合理配置，二是经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
具体来说，在空间布局方面，应根据不同区域的特性，进行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建立合理的土地资源管理和利用机制，加强对周边区的扶持，避免资源浪费。
在经济产业结构方面，应根据各自的特点，发挥优势，协同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人口流动的影响大都市圈的人口流动是大都市圈组成部分中最活跃、最复杂的部分之一，其发展所需要的大量人口流动必须符合政策、市场、文化等多个方面的要求，规范合理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大都市圈经济、社会及区域层面的发展。
因此，应通过建立相关政策和制度等方式引导人口流入和流出，创造良好的人口流动环境，提高城市圈的发展水平。
四、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随着城市圈的发展，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了促进城市圈以及区域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具体来说，应加强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通过建立联盟、合作等方式促进区域一体化和经济互补，形成共同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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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被称之为新增长中心的新城市区或新产业空间。
这种新增长中心充满活力，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增长中心倾向于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扩散，它引导大都市圈向多中心城市演进，逐步形成了一个与大都市核心区互补与竞争的现代多中心城市结构模式。
一、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与多中心结构新增长中心的崛起。
使得大都市圈内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景观变得非常复杂。
根据新增长中心与大都市区的关系及新增长中心的功能不同，可以将新增长中心分为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副中心区。
副中心通常与城市中心区保持快捷便利的交通联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一般与城市中心区在空间上保持一定距离。
当城市中心区出现集聚不经济时，城市通过建立副中心把部分功能分散出去，以避免中心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对城市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是边缘新区。
边缘新区一般位于大城市核心区边缘，有些以“飞地”的形式存在，它是伴随着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加速，中心城区功能逐步外迁，而在大都市边缘逐步形成的功能比较完善，且相对独立于大都市的新城区。
三是新产业空间。
它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为基本特征的区域。
新产业空间往往是在以一种或多种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园或产业园的形式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
新产业空间之“新”，最根本的在于它是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与新的城市空间的有机结合。
四是发展走廊。
由两个大城市或多个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形成新的发展区域，这些新区域大多沿着交通通道发展，比较容易被纳入到大都市圈的空间经济系统之中，故称发展走廊。
发展走廊是一种“准城市化地区”，它是城市与农村各种要素在一定地理区位上高度混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形态。
五是专业化城镇。
它们是指在大都市外围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专业特色城镇。
这些专业化城镇或者依靠兴办专业市场而发展壮大起来，带动了城镇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或者依靠自身的区位交通、商贸物流、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农优产品等优势条件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小城镇。
上述五种新的增长中心之间有时存在着重叠关系。
比如，边缘新区可能同时又是副中心区和产业园区的载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沿海发达的大都市中的企业纷纷向城市边缘区迁移，新兴产业在边缘区兴起，大规模的工业园和商业服务网点也有的落户于此.具有完善城市功能的新城区逐渐形成。
这些新城区有的是在新产业区基础上形成的，有的则依托边缘城镇发展起来.不论哪种情况，它们往往都是异军突起，扮演了区域新增长中心的角色。
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不仅使大都市由单中心城市结构向多中心城市结构演进，而且新增长中心自身的结构也呈现明显的变化。
一方面，大都市的部分职能逐步分散到了这些新的增长中心之中，从而减轻了大都市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组团式的卫星城市结构，从而提高了新增长中心的空间容量。
从全球角度看.新城模式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城市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产生的特定问题孕育而生的一种解决方案。
但是，在我国，新增长中心的出现除了冀望它们能缓解不堪重负的中心城区所承担的发展压力之外，其得以崛起并快速发展也是一系列因素变革的结果。
这些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外开放和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功能转型，等等。
可以说.改革开放提供了新增长中心出现的体制条件，城市化的发展为新增长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推动力，而这一切又使新增长中心产生了独特的后发优势。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后发优势就是新增长中心有较低的体制成本和新的运转机制。
众所周知，在我国各城市中，新增长中心的发展始终是在国家财政、信贷、土地等特殊优惠政策强力牵引下，在地方政策大力扶植下进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新增长中心就摆脱了传统体制的约束，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先导区。
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引领护航、体制创新和政府角色转型都大大地降低了进入区内企业的商务成本，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从而强化了本区的竞争优势，使新增长中心成为新的区位利益核心。
由于新的增长中心自身的活力和优势，原来的区域空间格局和空间均衡被打破。
由此可见.在我国，大都市圈内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着它自身的背景条件。
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大都市圈的多中心结构比起国外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圈结构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在关系。
而这种内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和大都市圈内部城市之间的竞合关系。
二、圈层结构：大都市区与新增长中心的内在关系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使得大都市圈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在不平衡中向前发展。
约翰·弗里德曼用“核心一边缘”的关系来描述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过程。
一般来说，在大都市圈层面上形成的“核心一边缘”关系中，中心城市充当着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职能。
然而，实践表明，“核心一边缘”关系的形成并不是单向的，大都市圈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尤其是在大都市区边缘地区，新增长中心的出现，使得作为整体的“边缘”被打破，使“边缘”的整体发展惰性受到制约，从而大都市圈域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加快，这是一种多中心整合过程，它运用合力推动了边缘深化。
边缘深化是指在大都市圈的多中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边缘区经济增长加快，边界出现弱化和消散现象。
边缘深化的途径分为两种，一种是边缘消散型深化，一种是边缘增长型深化。
边缘消散型深化是大都市核心区辐射能力增强使中心与边缘界线趋于消失的现象，表现在增长极的辐射力量越来越强，其半径越来越大，越来越广范围的“边缘”进入到多中心城市结构中，使得大都市较高级的功能得到提升，然后再辐射到距离更远的周边，形成一个更大的圈层结构，边缘增长型深化是边缘地区自身经济迅速增长而使中心与边缘界线消失或弱化，表现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推动下，制度变迁为一些边缘区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增长中心，与其相应的大都市圈层结构得以形成。
这两种深化途径都是对边缘起到弱化、稀释和消散的作用，使边缘整体的发展水平上升。
其实，边缘深化所面对的是大都市区与新增长中心的内在关系问题。
传统理论强调的是边缘消散型深化，它坚持认为中心与周边差距的缩小是由中心城市主导的。
事实上，在存在制度障碍或交易成本过高的条件下，边缘增长型深化在多中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一个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中，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中心可能不止一个。
可是，一个地区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增长中心.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
第一.新增长中心区必须要比原有的经济中心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和吸引力。
第二，新增长中心区要比其他的候选地点更加具有竞争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都市圈范围内.新增长中心不断涌现，表明这个地区正在繁荣且充满活力。
当然，在此丝毫不想低估大都市区本身的辐射能力在边缘深化中的作用。
相反，把大都市圈的多中心结构的形成看作是都市核心区与新增长中心之间的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
都市核心区与新增长中心这种共生共长的区域，可称之为“城市化空间”。
城市化空间是指大都市核心区，以及那些同时承受城市与农村行为的高密集的城市化地区，它是建立在区域整体性发展基础上的都市圈空间形式。
“城市化空间”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理论.而是试图将都市核心区与新增长中心的资源空间配置整合起来，探求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圈层结构形态。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地域特征不同，都市核心区与新增长中心在“城市化空间”的结构形态上的表现自然也就会有所区别。
归纳起来，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形态及其内在关系存在着如下几种情况：圈层结构形态I：都市核心区+副中心区。
大都市区内副中心的出现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结构。
从核心区与副中心的关系来看，建立新的副中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商务功能在现有城市中心的过度集中，从而创造一个工作、居住和休闲平衡的空间。
城市副中心的发展与城市中心区存在很强的依赖关系，即在区域分工方面，二者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城市功能。
因此，保持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协调好二者的发展关系至关重要。
同时，核心区与副中心区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尤其是在发展初期，副中心区直接面临来自城市核心区的竞争。
并且处于劣势。
政府有必要通过规划和配套政策来适当限制中心区发展，引导城市功能向副中心区转移。
圈层结构形态Ⅱ：都市核心区+边缘新区。
边缘新区是大城市增长本身带来的新的城市形态。
边缘新区一般居于大都市核心区边缘.但其功能却与大都市核心区紧密相联。
边缘新区的增量发展速度大多快于传统的老城区，这已成为一个共同的趋势。
我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如，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等。
它们都成为这些城市快速发展的“火车头”。
因此.边缘新区属于新的“增长中心”或“增长点”，它的经济繁荣和活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由于开放程度较高，住房价格和户籍门槛相对较低，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新的移民除了转移到都市核心区内部的一部分外.大量地转移到了新城市区内。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追逐经济增长中心的流动倾向较为明显，随着农村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这个特征也将愈益突出。
边缘新区在分散中心区人口就业压力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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