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刑案审理法源探究

清代刑案审理法源探究在清代法制研究中，“情理法”三者关系备受瞩目。

为剖析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具体案例的解读分析。

大量审判文本的整理利用，也使研究者能够更加清晰全面地审视清代司法审判的实际过程。

然而，就“情”、“理”而言，其包含虽广却均非实体，在探讨二者与律法的关系时往往需要依靠研究者的主观感知与理解，故而难免出现分歧。

围绕着清代司法审判中的“法源”形式问题，学界出现了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认为“情理”是解决纠纷的基本标准，另一方则认为法律才是判决的主要依据。

这种争论的核心在于，“情理法”三者终究应由谁扮演司法审判中的法源角色，谁才是最终影响裁决的关键因素。

本文无意辨析上述两种观点的对错，仅希望客观“复原”清代刑案审理中“情理法”的不同作用，借此发见隐藏在审判文本背后的三者关系。

选择以刑案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也有较特殊的意义。

以往研究中，研究者们往往更关注民事性的司法案件，并将其作为立论基础。

这是因为此类案件纷繁琐碎，清代律法难以对其分别作出明确规定，审判官员因而每每依照“情理”进行审断。

与之相反，刑案则因情节严重、相关律例规定周详、审查机制完善等原因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依法判决”的典范，正如徐忠明指出的：“对那些主张民事审判‘依法判决’的学者来说，刑事审判已经不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就否认民事审判‘依法判决’的学者而言，他们也都承认明清时期的刑事审判基本上是遵循‘依法判决’原则的，甚至划分出了‘民事裁判情理’与‘刑事裁判法律’两种对立模式。

”因而，对清代刑案审判中“情理法”关系的梳理或可起到突破固有认知的作用。

另外，刑案审理虽更多受到成文法的限制，但我们也应看到，此类案件也更容易受到广泛关注，审判官员所承受的道德舆论压力也绝非审理一般的“雀角细故”所能比拟。

刑案裁决往往动关生死，主审官员不得不对其间情法关系反复推敲，以期达到“情法允协”。

故而，“情理法”三者矛盾关系往往在刑案审断过程中得到凸显。

一、情理价值与律例创设笔者认为，在以往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误区，多数研究一方面将清代律法视作“情理”的一类载体，即“国家的法律是情理的部分实定化”，然而又极少有人将“情理法”三者作为一个相互融会的整体加以考察。

例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将“情”的法源性作用进行了细致划分，指出清代司法审判中的“情”可以表现为多种类型。

然而，在强调“情”与“法”具有对等法源效力的同时，这类观点也在无形中使“情”、“法”对立了起来。

“律本人情而定”，也许“情”在司法审判中可以表现为千万张不同面孔，但它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仍应是以律例为代表的成文法典。

在此意义上，“情”“法”可谓异质同源。

当然，“情”与“法”的区别仍是显著而具体的，简单地在二者之间划上等号的做法也绝不可取。

笔者认为，除去诸多形式上的差异，“情”、“理”、“法”三者在司法审判中所代表的“情理价值”才是衡量其各自作用的实际标准。

在由立法到司法的诸环节中，“情”、“理”、“法”之间的矛盾纠葛也正是各自“情理价值”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这类情况的发生，则与案件的具体情况密不可分。

在一些情节相对简单的刑案中，“情理价值”往往具有唯一性。

例如，道光四年贵州巡抚上咨刑部：徐阿二与刘玉茂之妻杨氏通奸，被本夫撞见，非登时殴死奸妇，而律例中对本夫奸所获奸非登时杀死奸妇作何问拟未作规定。

刑部官员认为“例义宽本夫忿激之情，严奸夫淫邪之罪，所以维风化也”，故最终决定将杀人者刘玉茂减轻处罚，比照“亲属登时杀死奸妇例”拟杖一百，而对奸夫徐阿二加重处罚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在本案裁决中，情理与法理相重合，惩治通奸成为二者一致追求的目标。

“宽本夫忿激之情，严奸夫淫邪之罪”不仅成为“情”与“法”共同代表的“情理价值”，更体现了司法审判与社会关系调整间的一致性。

因此，对于审判者来说，本案的审断结果于情于法均无亏欠，真正实现了“情法平允”。

然而，多数刑案情节并不如此简单明了，多重“情理价值”共存的情况大量存在。

例如，道光二年直隶总督上咨刑部：郭立桢与其小功服兄郭立陇因收买棉花致生吵闹，后郭立陇酒醉路过郭立桢家门首，向立桢母薛氏辱骂，并挥砖追打，致伤薛氏额头。

恰郭立桢巡更回村，见状赶忙救护，情急中燃放铁手铳致伤郭立陇肚腹身死。

按照律例，郭立桢杀死小功兄应拟斩立决，但直隶总督及刑部官员一致认为，郭立桢救亲情切，对其处罚不应“拘泥服制”。

如将该犯拟以立决，“是竟置救亲情切于不议，似未允协”，应照“情可矜悯之例”夹签，请皇帝对其从轻发落。

这一要求得到道光帝的批准，郭立桢被从宽处以斩候，并因其母年迈被最终批准存留养亲。

本案中，以弟杀兄罪当斩决，这是律法所体现的“情理价值”。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价值必会得到普遍认同并在案件裁决中得到伸张。

但就具体情节而论，郭立桢犯罪系因救母，而子女救护父母本是天经地义，实属情理之中，这一层游离于法外的“情理价值”就成了所谓的“情”。

审判者在两种不同“情理价值”中进行比较权衡，“以孝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无疑处于价值关系的“上位”，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更显著的意义。

在这一思路影响下，审断过程必然体现出前一种价值向后一种价值妥协，审判结果也因此发生了有利于后一种价值的改变。

由上述案件我们也可发现一个问题，即在部分刑案中，通常会包含两种以上的“情理价值”，涉案双方各据一定的情理，案件也就有了参商的余地。

对此，清代立法者有着清醒的认识。

为尽量防止两种不同“情理价值”在案件审理中纠缠不清，立法者在一些条例的创制伊始便预先埋下伏笔，为“情理价值”留下了弹性空间。

例如，对于卑幼盗窃尊长财物的律例规定，就存在如下解释：“夫律设大法，理顺人情。

亲属相盗，较之寻常窃盗得邀末减者，原因孝友睦姻，任恤之道，本应周急。

如果嫡近卑幼贫乏不能自存，而尊长置之膜外，其卑幼因而窃取财物者，律以亲属相盗免议之例，情属可原，自应末减其罪”。

又如对于“为父报仇”类案件，条例规定，如父为人所杀，而杀人者未受应得惩罚，子杀其人为父报仇，可从轻以擅杀罪人例拟处；但如该人已受到应有制裁，则“国法既彰，私恨已洩”，子如再行将其人杀死，当以故杀本律问拟。

在这些条例的创制过程中，立法者充分考虑了不同“情理价值”对罪刑判定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并分别情况加以规定，使得众多原本暧昧不清的“情理价值”转化为直观具体的法律文本。

此举目的是使审判者尽量不为复杂的情法关系所纠缠，无论案情如何变化，都能够在成文法中找出判断依据。

在清代立法者不断试图将“情理”转化为“法”的过程中，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

一般，一则条例本身仅代表着一种“情理价值”，而设若一类案件中可能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的“情理价值”，那么立法者应选取哪种作为条例创制的基础呢？对其余“情理价值”又该如何兼顾呢？解决方法之一，即如前引事例，针对体现不同“情理价值”的犯罪行为分别进行规定。

然而，这类做法势必导致案情被无限分割，条例数量孳生膨胀，破坏律法结构的整体协调，一如道光帝所论：“人情万态事变千端，狱讼之成原有律例所不能该者……又岂更立科条所能执一而论者乎？”解决方法之二，即对不同“情理价值”保大舍小，实施“一刀切”。

在不同“情理价值”对比中，某一类往往因相对过于渺小或不易被察觉而在立法、司法中遭到舍弃。

例如嘉庆六年，浙江拿获洋盗施大，据供被胁上船，接赃二次，按律当斩决。

但因该犯供系被胁劫赃二次，不甘从盗，乘间逃回，欲行投首不及到官被获，浙江巡抚特上咨刑部，请求对其予以减刑。

刑部官员在批文中称：“惟查被胁上盗之犯，其是否甘心从盗，隐而难窥。

如接赃仅止一次，谓为上盗时逼于威力，尚属可信。

若已至二次，则其甘心从盗已无可贷原，自难与接赃一次之犯一例拟遣。

应请嗣后洋盗案内除被胁接赃瞭望仅止一次者，仍照例发黑龙江为奴外，其有接赃瞭望已至二次者，即照二人以上例斩决枭示，不应声明被胁字样”。

又如乾隆五十六年，河南巡抚上报刑部，陈张氏与王杰通奸被拐，致伊父张起羞忿自尽。

因陈张氏系已嫁之女，依服制与未嫁之女不同，故该抚请将陈张氏从轻依“妇女与人通奸，父母并未纵容，一经见闻，杀奸不遂，因而羞忿自尽例”拟绞监候。

此议得到刑部认可，但乾隆帝在批审此案时却认为，张起之死全由其女与人通奸所致，故罪刑当与因奸因盗致祖父母、父母忧忿自尽者相同。

他还提出“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轻重尚可，若一关父母之生死，则不可如寻常罪犯照出嫁降服之例稍从轻减也。

且明刑所以弼教，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区别，设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岂可免其凌迟，概从宽典耶”。

最终，在乾隆帝授意下，刑部将陈张氏改拟绞决，并将相关规定纂入例册，永久奉行。

在前案中，两次以上被胁从盗劫赃的可能性并非绝不存在，犯罪者亦并非均属“情无可原”，但与律法本身体现的“情理价值”相比，这些可能性则过于模糊，在案件中“隐而难窥”，难以被确证，故在司法中遭到摒弃。

后案中，犯罪人陈张氏依照服制本可从轻问拟，但立法者出于维护“父母天伦”的考虑，使得在此类案件中，服制的情理价值被剥夺，立法转而服从于更大的“情理价值”的需要。

现代学者王伯琦在论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曾指出：“因为法要稳定，而世事不断在变。

法要一致，而世事千姿百态。

法要明确抽象，而世事具体、琐碎。

因此，要依逻辑运用法律，就势必牺牲掉一部分情况下的道德。

”道德亦来自情理，故而我们在“情理”与“法”的关系中同样会发现此类情况。

受到普遍道德规范、公序良俗等的影响，清代立法者在创制律例过程中，势必将最基本的“情理价值”首先列为法律保护对象，并使这些规定基本能够对“天下所共恶者”予以严惩，对“天下所共恕者”减轻处罚。

在此立法主题指导下，一些枝节性的“情理价值”往往被忽略以致被牺牲，但这种做法有效防止了因过度讲求“情理”而可能引发的法律虚无主义，并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立法风险。

解决方法之三，即通过灵活的制度规定对不同“情理价值”造成的“情”、“法”矛盾予以弥缝。

刑案审理中的“夹签”制度，便是其中最显著的例证。

所谓“夹签”，即指负责审理的高级官员在面对一些情节重大案件时，因案情中具有较为显著的“情有可原”情节而无法擅自作出决断，只得在审定书中“夹签”，请求皇帝给与最终裁决。

例如，根据大情律例规定，殴死期功尊长罪当斩决，但如凶犯系因被殴情急，抵格无心致伤尊长则可由法司审核其情节，夹签声请，听候皇帝裁决。

在一些重大刑案中，时常有不止一种“情理价值”对案件裁决产生影响。

如果仅从律法本身“情理价值”出发予以裁判，则难免使处理结果流于严苛，冤滥的情况亦在所难免。

但如将多种“情理价值”归并融合后写入法规，则难免为人利用为“移情就法”的工具，从而为犯罪人逃脱罪责创造了机会。

“夹签”这类制度正好解决了这一矛盾，这是一种“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体，将那些本身极富弹性的情节由法律规范中剥离出来，交由最高审判者随案分析灵活制定对策，这既无损于律法的尊严与权威，又使对具体犯罪情节的审理不致出现错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