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筹海图编》看明朝抗倭斗争困难重重的原因

从《筹海图编》看明朝抗倭斗争困难重重的原因摘要：有明一代，边疆问题一直存在。

明前期是蒙古问题，中期以后，随着海禁政策的推行和对外贸易大门的逐渐关闭，东南沿海的倭患也逐渐猖獗起来。

《筹海图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

旨在通过《筹海图编》来探讨明政府在抗倭斗争中遇到的来自政府层面、民间层面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何以导致抗倭斗争出现困难。

以史为鉴，为现今的海防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筹海图编》；抗倭斗争；海禁政策；民间因素；教育改革明嘉靖以后，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在此之前，中国沿海未受到过大规模的入寇威胁，在此之后，明清两朝总是受到倭寇的骚扰。

倭患不仅使中央决策者将视野从漫长的北部边境转移到了绵延的东部海岸线，而且为中国人打上了深刻的倭患记忆。

明清两朝，中国海防的主要目标便是防止倭患入侵，而忽视了正在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

明朝内部对于倭患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归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政府层面1.政府层面上，关于朝廷下达的海禁命令，各地方、各官员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海禁政策对于抗倭到底有多大的帮助还存在疑问。

从明朝处在抗倭前线的官员言论来看，有些地区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当地的矛盾，加重了倭患带来的威胁。

这其中有要坚持海禁政策的官员，“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内地奸民勾引之也。

”[1]207“今承平日久，军民趋利忘害；而各处轻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贸易。

向尝辑绝，今复启扰，若不预行究治，恐祸患日深，卒难禁制也。

”[1]207这些官员是对于海禁政策的坚决执行者，他们认为，通过严格的海禁是可以消除倭寇之患的。

当然，也有坚决反对海禁政策的声音。

“本职欲行禁治，恐澳甲势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祸。

”[1]275，当时一些沿海的地方官员已经认识到仅仅依靠海禁政策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今既不许通番，复并鱼盐之生理而欲绝之，此辈肯坐而待毙乎？故愈禁愈乱。

不设施而利导之，使海滨贫者得其所，乱缘何能塞也。

”[1]280对于朝廷实行的海禁，造成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①的状况，朝廷的内部一些官员也有着清楚的认识。

身处抗倭前线的明朝官员对于作为国家海防政策基础的海禁政策认识并不统一，或坚持，或反对。

各地海禁政策执行混乱，有些甚至全凭当地官员对政策的个人理解来实施。

对中央政策执行的如此不一，必然会导致沿海抗倭斗争混乱，困难重重。

2.对于各地方官员来说，他们的任务便是确保管辖地区不受到倭寇的骚扰在抗倭的斗争中，有许多官员采取驱赶而非歼灭的策略。

妄图将祸水引向其他地区，来确保自己辖区的安定。

“时海堧多警，军无纪律；浙、福二省互相抵牾，贼得肆志。

”[1]322当时，由于政府在各省之间抗倭斗争中的协调和合作的不利，致使倭寇能在各地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下来去从容，愈发猖狂。

3.抗倭官兵的粮饷并不充足，士兵无法达到保卫领土的要求在没有充足的粮饷做保证的前提下，很多地方只能依靠减少平时部队数量的方法来节省开支，在倭寇进犯时再紧急招募部队，这必然造成军队的质量极差。

在这些紧急招收的部队中，还包括了大量渔夫、矿工等膂力过人，组织性差的普通百姓，极大地影响了军队质量。

当时由于粮饷不足导致的减少常备部队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后议以兵以贵精而不贵多，食宜预而不宜匮，于东路兵夫只选三百名防守，遇有警报则增雇三百，以足六百名原数。

其中西路一千五百名内量减七百名，只募八百名[1]246。

为了减少日常支出，在广东实行了缩减编制的政策，这也从侧面上说明了粮饷并非十分充足。

广东并非唯一一个实行缩编政策的地区，在其他东南沿海省份也有相似的记载：“浙江所募客兵，当量缓急，以为声援策应则可尔，恐不得为常。

”[1]367而对于部队的质量，更是没什么严格的要求“沿海郡县所自部署，勒习以为岁戍之兵，必于土著之兵择其膂力过人猛悍之士。

若杭、嘉、湖贩盐，处州矿徒，并一切亡命者为之”[1]367队伍中掺进了贩盐、矿徒及亡命之徒，致使“栖泊近岸，日遇海风，则头昏目眩；夜闻潮，则耳聋心惕”①。

军队几乎没有战斗力可言。

粮饷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近虽添设兵备参将，然于粮饷无裨，虽增兵，亦何益哉！”[1]368这段话是浙江把总指挥蔡汝蘭对于粮饷不足的抱怨，也是沿海抗倭将领无奈的表现。

“往时浙、直军需，多倚各省协济……盖以军需无处，甚不得已，全仰此一着救急。

”[1]369可以看到，即使是江浙这些产粮地区粮饷也不甚富裕，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军队粮饷不足，士兵战斗力又差，作战能力得不到保证，如何能实现抗倭卫国的目标。

士兵多乌合之众，贪生怕死，“数十出而六七败，甚至一夫跃呼，而众遂辟易溃乱，望风而走，自相蹂躏而死。

”[2]“官兵御之，望风崩溃”②明朝要想依靠这样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东南海防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二、民间层面倭患的严重，不仅仅是官府方面的问题，在民间也有很多因素致使倭患日益猖獗。

地方大族，沿海的走私商人，以及海盗都与倭寇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往来，这些人有的表面抗倭，实则通番；有的甚至明目张胆的与倭寇相勾结。

这些民间因素使得本已困难重重的抗倭斗争形势变得更为严峻。

1.普通民众民间因素在抗倭斗争中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阻力，这些在沿海居住的贫苦百姓，多依靠与倭寇贸易为生。

“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倭至售之。

”[1]278这些走私商人，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很难追捕。

“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

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

所置之货，甚为清雅。

刀枪之类，悉在舟中。

”[1]247这些沿海居民，尤其是在沿海的贫困地区，走私通倭问题是很普遍的。

这些沿海的走私商人，对于倭寇的行踪是十分熟悉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与倭寇贸易，还为倭寇提供种种便利，“倭人至福建，乃福人买舟至海外贴造重底，往而载之，舟师皆犯重罪之人也。

”[1]278甚至为倭寇的掳掠提供米水，为其向导。

“倭人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1]277可以看出，有些沿海居民，在倭寇入侵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这些“奸民”的存在，才使得倭寇能够顺利来华，并且深入内地进行掳掠。

2.地方大族在海禁政策的严令下，与地方大族、政府官员没有关联的小商小贩是很容易处理的，这些人没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是比较容易抓捕的。

但是与地方大族、政府高官有密切联系的走私商人却达到了无人可管，无法无天的地步。

这些地方大族，政府官员为富不仁，有些私自通商，有些甚至公开掳掠，其恶劣程度和影响较之倭寇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地方豪族的劫掠行为在很多地方都有记载。

“漳、泉多倚着姓宦族主之。

方其番船之泊近郊也。

张挂旗号，人亦不可谁何。

其异货之行于他境也，甚至有借其关文明贴封条，役官夫以送出境至京者。

及其海船回番，而劫掠于远近，地方则佯向为之辞曰：‘此非此伙也。

乃彼一宗也。

’讹言以惑人听。

”[1]281可以看出，这些大族相对于小商小贩，明目张胆的庇护海上走私，张挂旗号，粘贴封条，甚至公开掳掠。

对于这些掳掠，地方官还不敢严加管理，“今虽送官报藏，尚有不尽法，合追给。

或者有司惧祸，而误行追惩……其官军之毙于狱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几也”[1]281，官员害怕而不敢管理，而那些“不通情理”的则会家破人亡，身死狱中。

这些地方大族，依靠其自身的政治后台作威作福，鱼肉乡里，而地方官员还不敢加以管束，造成“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③这些豪族较之倭寇造成的影响更加恶劣。

3.沿岸海盗与以上两类民间力量不同，海盗有自身强大的武装力量，不受中央政府的节制。

这些海盗妄图与朝廷通商，求之不得，转而为盗。

他们同倭寇相勾结，造成了明朝最严重的海患。

明朝的海盗，以王直势力最是浩大。

他几乎合并了周边其他的海盗集团，“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自存。

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

”[1]323王直希望能够与明朝互市“直以杀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互市，官司弗许”[1]323之后，王直的势力发展壮大，并且引诱倭寇进行掳掠“（嘉靖）三十一年王直移巢烈港。

直既破陈思盼，求市不得，乃引倭彝突入定海关。

官兵却之，遂移泊金塘之烈港。

亡命之徒，日益附之，由是海边郡邑，无处无贼矣。

”[1]323可见，随着王直势力的壮大，沿海受到的侵扰是十分频繁，已经达到了“无处无贼”的地步。

海盗集团的危害程度巨大，沿海居民甚至分辨不清海盗与倭寇。

“诸奸既恨且惧，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遂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动以倭寇为名，其实真倭无几”②可以看出，以王直为代表的海盗集团对于沿海生活的破坏程度是巨大的。

虽然他们的行为有反抗明朝海禁政策的目的，但是他们勾引倭寇，扰掠沿海地区，给百姓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三、官府与沿海民众的矛盾在沿海地区，民众并不总是支持政府行为。

由于种种原因，官兵的抗倭斗争往往还会受到当地居民的干扰，在一些地区，居民甚至直接从事寇掠行为，严重影响了抗倭斗争的进行。

1.沿海百姓对抗倭斗争的阻挠抗倭官兵的行为有时在沿海居民中不并得人心，得不到百姓的支持。

“朱公纨初欲于双屿立营戍守，为一劳永逸之计。

而平时以海为生之徒，邪议蜂起，摇惑人心，沮丧士气。

福兵亦称不便。

”[1]323，由于受到当地百姓的干扰，抗倭斗争无法按照原来的计划来进行。

沿海居民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为政府的抗倭斗争设置种种障碍。

明朝在处理政府与民间利益纠纷时，没有采取合理的政策，导致自身在对抗倭寇的斗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

2.政府政策对沿海居民的不利影响海禁政策是明朝抗倭的基本政策。

在沿海居民中，有些居民是世代以海为生的，海禁政策的实施使沿海居民生活更为困苦，沿海居民无奈走上了海盗甚至倭寇的道路。

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海禁政策应因地制宜的实施，而不应该不加区别的运用。

“盖寸板不许下海之禁，若行于浙、直，则海滨之民有鱼盐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为之肃清。

若福建漳、泉等处，多山少田……海禁严急，惠、潮商舶不通，米价即贵矣，民何以存活乎？……故（石章）、泉强梁狡猾之徒，货貲通番，愈遏愈炽，不可胜防，不可胜杀。

为倭向导者，官府系其家属，不敢生还，岁岁入寇。

是以外寇之来，皆有内寇纠引之也……”[1]282在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实施中，对于沿海贫苦人民来说，加深了他们的苦难，逼良为寇，壮大了倭寇的势力。

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表明倭寇中，中国人占了多大的比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海禁政策的实行，不仅没有使得倭患有明显的减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倭患。

可以看出，明朝的抗倭斗争中，其自身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海禁政策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朝廷内官员相互协作的缺失，抗倭部队粮饷的欠缺等，这使得朝廷层面抗倭斗争总是“事倍功半”，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