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生命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漱溟生命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生命思想是梁漱溟生命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

在梁漱溟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动荡不安，西方文化大量的涌入，传统文化处于没落的阶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他的思想一定会受到时代的影响。

所以梁漱溟借鉴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思想，向其中融入唯识学思想和儒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生命”，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于“生命冲动”形成的。

但是不同于柏格森对于宇宙本原的重视，梁漱溟更看重个体宇宙。

他认为在宇宙的事物中，人类是最宝贵的东西，由此他把“生命”下落于人类本体上，提出“生命为体，生活为用”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人类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人类有“人心”，所以进一步提出了“理性为体，理智为用”。

（一）宇宙大生命在本体论上，柏格森提出的“生命冲动”思想被梁漱溟所吸收，同时他还将柏格森所提到的“绵延”和唯识学的概念相对应，形成了自己的本体论思想。

在柏格森看来，一切生命都是由“生命冲动”形成的，在过程中分裂出不同的进化路线，由此形成万事万物。

这里柏格森将“生命冲动”创造万物的过程比作烟花，当升到天空时烟花会炸开并裂成不同的小碎片，随后小碎片又在空中继续分裂炸开。

当“生命冲动”向上运动时，它将产生出有生命的一切事物；当“生命冲动”向下运动时，它将生成出没有生命的一切物质。

梁漱溟十分赞同柏格森的这种比喻并提出自己的“宇宙大生命”概念。

他认为宇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并且是没有边界的。

同时宇宙之中不仅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还包括在这一时空之中存在的一切基本内容。

而宇宙的本体是“生命”，又叫“生活”。

他认为“宇宙”就是“生活”，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

宇宙大生命是一种“大意欲”，这种大意欲是人心的自由活动，是一种生命本能的冲动。

他在《人心与人生》中提出：“生命本原非他，即宇宙内有矛盾耳；生命现象非他，即宇宙内在矛盾之争持也。

生物为生命之所寄，乃从而生生不已，新新不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在构建“宇宙本体”时很显然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不息”的观点。

梁漱溟认为，宇宙的内在矛盾形成了生命，而生命的运动是造成宇宙变化的原因。

对于生命生成创造的过程，梁漱溟运用了唯识学的说法，认为生命是一种动态的“相续”，而“生活”就是宇宙。

他认为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生命为体，生活为用”。

由此生活缩小到某个范围就成了“事的延续”，那么“事”则是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说的一“见分”一“相分”。

生命通过以阿赖耶识为根本，再到末那识，最后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为工具向外追寻，凡是一瞬间产生的感觉都可以看做是一“事”。

在这里，生命的创造性的本质就是永不停息的“奋斗”过程，这个“奋斗”过程即是小范围的生活。

在具体地解释时，梁漱溟用“现在的我”代替了现在的意欲，用“已成的我”代替了“物质”的概念，而之前的小范围生活则被解释为“现在的我”对“已成的我”的一种奋斗努力过程。

梁漱溟认为宇宙大生命与其他个体生命不同，它其实是指宇宙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过程起源来自于宇宙本身所存在的矛盾。

梁漱溟提出：“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直其所以然的无止境地向上奋进，不断翻新。

”他认为这个内在矛盾正是宇宙生物可以生生不息，并且可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原因。

虽然梁漱溟在论述宇宙本体的时候吸收了柏格森的观点，但他们二人的侧重点不同，柏格森关注的问题是整体的宇宙本原，而梁漱溟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个体的宇宙，他认为宇宙的生命和个体的生命没有区别，他在《人心与人生》中曾说道：“吾书言人心，将从知识引入超知识、反知识，亦即从科学归到形而上学，从现实生活上起作用的人心归到宇宙本体”。

（二）生命主体论梁漱溟认为，宇宙大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生命，人类生命是个体生命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群体。

人类是有动物进化来的，不仅拥有生命的活力，还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人类的出现，标志着整个宇宙之中出现了智慧生命，由此宇宙大生命完成了质的飞跃。

“人类生命处于宇宙大生命发展的顶峰，最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向上奋进不已的特点”。

人类作为宇宙大生命典型的代表，其生命本质有两种生命构成：一种是“心”生命；另一种是“身”生命。

这两种生命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

个体生命在与宇宙生命沟通时，以“身”生命为基础，借助“心”生命的理性思维，相互融合没有障碍，彰显出生命的本性。

首先是“心”生命。

对于人心，梁漱溟认为其包括两方面的活动能力：首先就是对外的一面，这些就是关于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的感受，这类活动一般依靠大脑皮质的神经活动操作人类的感官器官来完成；然后是对内的一面，就是个体生命在保持机体正常生活的活力。

从总体上介绍完之后，又为“心”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何谓心？心非一物也；其义则主宰之义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个体生命的宇宙里，“人心”就是本原。

梁漱溟认为，人类可以和宇宙中的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就是因为人类存在“人心”这种心理活动。

在对人心的特点进行解释时，梁漱溟使用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出的“自觉能动性”，指出人心就像是行军打仗，具有三个特点：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第一个是主动性。

梁漱溟认为，想要理解人心的主动性首先要从生物生命说起，人类之所以可以和宇宙中的其他物种存在区别，是因为思想是是人类独有的活动，他们身体的行为是受到思想的控制来完成的。

比如水和空气也是可以移动，但是它们的移动状态无法自己选择和控制，是被动形成的。

而人类是具有生命特质的，所以可以具有主动选择的能力，就像《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盖作战是人类—最富有生命力者—的事”、“事在人为者，人的主动性为之也”。

“这里所说人心的主动性，则又是其发展扩大炽然可见的。

曰努力，曰争取，曰运用，总都是后力加于前力，新新不以”。

人类可以不断向上奋进，永无止境地进步都是因为人类拥有主动性，不依靠外物来驱动。

第二个是灵活性。

梁漱溟解释，灵活性是“巧妙地解决了当前问题”并且不墨守成规，也是可以随时随地应付常常变化的时局并且可以保证不处于被动状态，同时还应该是“出奇制胜”并且“闪避开突如其来的袭击”。

由上述可知，“生命不受制于物而恒制胜乎物的表现”就是灵活性最基本的特点，这是个体智慧才有的表现。

个体生命想要在环境中生存，必要要有主动性和灵活性。

第三个是计划性。

灵活性需要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根据分析具体情况来随时调整，不需要提前规划行动。

而计划性与之不同，计划性必须要有前定。

在梁漱溟看来，计划的定义就是指要人们在真正做事情之前，先不立刻采取真实的行动，但他们必须在脑海中用概念进行一次或多次演练，以确定他们想出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的完美计划或蓝图。

人类的计划性，主要依靠人对事物的正确知识，梁漱溟称之为“理智”。

他认为“这种认识越正确，知识就越丰富，人的计划性就越有根据，越符合实际情况，就越可能使自己达到预期的目标。

”其次是“身”生命。

虽然梁漱溟认为“人心”是生命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但他却同样重视人类的“身”生命。

在定义“身”时，他指出“身”是“心”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关于“身”生命，主要有工具性、局限性两方面的性质。

第一是工具性，梁漱溟指出：“人身——人脑只是给人心（生命）开豁出路道来，容得它更方便地发挥透露其生命本性耳。

”在这里，梁漱溟认为“心”的载体是“身”，“心”之所以可以产生生命活动都是由于“身”的存在。

虽然个体生命在生活中实现生命活动时受到“心”的控制，但是呈现出来的外在行为都是由“身”完成，如果“身”不存在，那么“心”也将不具有现实的意义。

由此来说，“身”是“心”的外在工具。

第二是局限性，虽然“身”和“心”都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其有限性并不相同。

如何人想要飞翔，但身体仍然在地上；想要在原野上奔驰，但身体仍然感到劳累，这种情况就是梁漱溟所认为的“人身有限而人心旷乎无限”，即“身”对于“心”所言所拥有的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

最后关于“心”与“身”的关系问题，梁漱溟一共有三种结论：第一，身先心后。

从生物进化的历史发展看，我们总是“身”先发展然后“心”才会随着发展。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我们经历的过程是先出生后成年，随着身体发育和社会交往逐渐变强，我们体内的意识才会随着身体生长的速度提升，所以是身先心后，生命个体需要先发育身体才可以得到内心的发展。

在人们看来，心和脑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人类来说是同一种东西，“脑”的概念很少出现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的解剖学不是很发达，所以人们常常用“心”来作为思考的器官，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

到了近代时期，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人们才知道思考的器官不是内心，而是大脑。

在梁漱溟看来，脑和身本来是一体的，大脑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同样是生命活动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第二，心先身后。

在《大学》《中庸》中，说到“独知”时，“内心默然炯然，不与物对，他人不及知而自家瞒昧不得也”，孟子所提出的“良知”是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作为指示的。

后来明代大儒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大力宣扬“致良知”的说法。

王阳明还有一句咏良知的诗句：“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在这里，宇宙的本体对应的是乾坤万有基。

人心有对而人心无对，即说明人身是有边界的，但是人心是可以无限延伸的。

第三，身心无所谓先后。

在这里梁漱溟认为，生命的奋进是由于宇宙的内在矛盾造成的，可以说当生命越来越追求自由和灵活的状态时，“心”生命的影响就会提高，“身”生命的影响就会降低。

我们可以把身心当做两个砝码，天平两端的升降则代表身心的升降，当一端向上运动时，必然另一端会向下运动。

这两段的运动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一定是同时进行的。

（三）直觉和理性首先，关于本能。

梁漱溟在人类的认识最初阶段是肯定欲望的重要性，提出人生应该顺着欲望前进，而欲望则是依靠人类的本能产生。

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中将欲望和冲动区别对待，但是欲望其本质同样还是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

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绪论》中突出强调本能的重要。

早期梁漱溟在讨论人心的问题时最初是围绕着本能和相应不可分割的感情冲动展开的。

将本能看作是人的本性，也叫“直觉”。

在梁漱溟看来，直觉广泛存在于人类个体的生命中，人的内在生命是与外界世界相连接的，而两者的连接物就是直觉。

“我们内里的世界与外界通气的，只有这直觉的窗户”。

在他看来，只有依靠直觉才能达到“天人一体”的生命境界。

他把人性的善归于本能，人性的恶归于理智的方面，即私心人欲。

由此梁漱溟将这些与孔子的“仁”结合起来，认为本能为体，理智为用。

一方面梁漱溟接受儒学思想，认为“直觉”是“仁”。

他提出：“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

”对于敏锐的定义，梁漱溟举了一个例子，在《论语》上宰我问“三年丧似太久”，孔子回答他讲：“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说“安”。

听到宰我的回答后，孔子没有明说对于宰我的失望，只是从字里行间中都能感受到孔子对于宰我回答的不满，等到宰我出去以后，孔子叹气道：“予之不仁也！”这个“仁”就完全要在那“安”字上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