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

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名不正则言不顺。

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

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

“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

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

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

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 。

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

总之，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

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

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

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

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

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 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 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

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

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

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

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

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

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

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

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

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

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

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

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

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