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苏轼及其文学家族

第四章苏轼苏轼受到欧阳修的提携，又与曾巩、王安石等皆有交往，并对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人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

他统合儒释道思想，形成既热爱生活又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对当时及后世文人具有极大影响。

他的诗歌笔力纵横，穷极变幻，间之议论，富有理趣，使宋诗的风貌更加突出。

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拓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力，确立了词体的若干新的审美类型。

在词的发展史上，苏轼对词体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苏轼的文学成就，尤其得益于其父苏洵、弟苏辙的教育与扶助，父子三人都以其杰出的文学才能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光彩，而其子迈、迨、过俱善为文，尤其是苏过的识见与文学才能非常突出。

眉山苏氏文学家族的杰出创作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盛事之一。

第四节苏轼词风作为中国文化进程中不多见的杰出人物，苏轼在哲学、绘画、文学等诸方面取得了众多成就。

从文学的文化生态而言，苏轼的突出文学贡献，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苏词作为苏轼最有创造性、突破性的文学体裁，形成其独成风貌。

一、诗词一体的词学思想在苏轼之前，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等人已经在词的创作中开始突破词的体式传统，而在词的题材、内容、思想感情、词调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与当时很多词作者如晏几道、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等人一样，苏轼对此有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形成了对于词体的新的认识。

他认为词是诗之一种，“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

得之惊喜，试继勉之。

”（《与蔡景繁书》）因此，赞许词体向诗体靠拢的创作风格：“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耳。

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也。

”（《与陈季常书》）又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与鲜于子骏书》）。

虽然他对柳永词“句法”颇为不屑，但又对柳永词中“不减唐人高处”的句意予以肯定，又曾经对秦观词因为向传统词靠拢而表现为内容含量少、景致简单的做法表示批评。

凡此种种，都表现出苏轼有明确的以诗为词的创作认知和创作态度。

与苏轼同时代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秦观、李清照、胡仔、王灼等人都有相关评论。

苏轼把对词体的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了他的创作上，为其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

可以说，词至苏轼，方“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解放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地位而蔚为大观，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开创了宋词的新纪元。

二，对词作传统题材的突破苏词的词体创作成就，突出表现在对传统词体题材与内容的突破上。

苏轼的词，包蕴广泛，几乎到了无事、无情不可以记载和表现的程度。

1．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疆，使词之描写对象由“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

他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而且还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论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从而使词摆脱了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为宋词创作开拓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

如其哲理词《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词从沙湖道中遇雨这一生活琐事出发，所抒发的却是表现出面对世事坎坷处之泰然的人生态度，作者不为多舛命运所困，追求乐观洒脱，而尾句“也无风雨也无晴”分明又有对乐观洒脱之上人生精神最终如何安顿的思考。

其性理词经常以道家、佛家的某些思想为基础，融入东坡个人对人生境遇的体悟，如其“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分明有释道天命观的因素。

又如其词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中有佛教思想。

不过，苏词并不是儒释道思想的简单表达。

苏词往往只取儒释道中的一些思想来释放、消解人生的挫折与苦痛，其最终的意图是通过这些哲理来实现对具体政治事件、人世间不如意境况的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东坡的一些哲理性理词，每每于日常生活琐事中生发出高妙的哲理，经常形成“理趣”的特征。

苏词“理趣”之所以为人瞩目，其原因一方面是将“理趣”由诗歌领域引入宋词创作，拓展了宋词的表现深度；另一方面，苏词往往将其特有的道德品格、人生态度与生活体验，以其“理趣”化的手法予以表达，或自嘲或高傲，或寄托或写意，笔之所触，意即随之，其“理趣”因其蕴含饱满的人文意象与知识素养而得到后人的推崇。

另外，苏词之“理趣”，亦包含“趣味”之“有趣”、“情趣”。

如《渔家傲》：些小白须何用染。

几人得见星星点。

作郡浮光虽似箭。

君莫厌。

也应胜我三年贬。

我欲自嗟还不敢。

向来三郡宁非忝。

婚嫁事稀年冉冉。

知有渐。

千钧重担从头减。

苏词写及“染胡子”这样的生活琐事，而作者却摆脱世俗习见，由之联想到外贬之困境，然后转又从中悟出生命“有渐”的变化过程，因此要追求一种自此对生活减压的态度。

文笔虽诙谐有趣却又其中满含无可奈何的生命深痛，语意复杂，涵蕴丰富，却又以淡笔写出，令人感喟不已。

东坡咏物词也值得注意。

尤其是东坡经常在词中抒写其满含儒释道三家沃灌而生发出的独有人生意态和性格的内容，与其诗歌一样，为文学史塑造了“坡仙”这一文学形象。

如其《西江月》：（公旧序云：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

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

及觉，乱山葱茏，不谓尘世也。

书此词桥柱。

）照野瀰瀰浅浪，横空暧暧微霄。

障泥未解玉骢骄。

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

解鞍欹枕绿杨桥。

杜宇一声春晓。

词为苏轼流放黄州期间所作。

词中抒写其闲适独放的思想意态，其“超然世外”的思想追求并非弃世，而是抒写其尽管遭遇人生重大挫折仍然安于份清淡生活的心态。

词中所见，作者随遇而安、心境恬淡的精神人格。

如其《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所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为苏轼贬谪黄州时所作。

苏轼在黄期间，“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李方叔书》）。

词作以孤鸿自喻，风格格调凄清、幽冷，但在幽独、旷廖之中，却透露出作者孤傲不群的特有文化品格，颇有独善其身、蓬累退藏的隐士情结。

2．对传统词体形式与音律的突破。

（1）苏轼把他创作诗歌的经验也移植在词体创作中，第一次在词体创作中引入了“序”。

在苏轼之前及同时代人中，差不多只有词人张先的某些词，在词牌后有简略的说明，而其中的一些又与苏轼相互唱酬有关。

而苏词在词牌下，经常有“序”，引人注意的是，他在词牌下所写的“序”，往往与词的内容相互生发，这些“序”或记载写作缘由，或点明写作主旨，或述及写作地点，或说明词作用途，有的“序”实质上已经形成简短的叙事文。

如《水调歌头》之“序”：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颖师琴》诗最善。

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

”余深然之。

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

“序”文介绍了作词的由来，表达出对文坛名宿欧阳修的推崇与怀念之情，这就可以在词中集中笔墨专力摹写琵琶声音及听弹琵琶而引起的感受。

“序”与文意相互生发而各得益彰。

又如苏词《江神子》、《哨遍》两首词之“序”均介绍作词的缘由，或为因陶渊明旧事（游斜川），或因陶渊明辞（归去来）而触发兴意，两首词的“序”几乎已成抒情散文，成为了与词意不可或缺的部分。

（2）苏词往往有意思地突破音律对词的内容的束缚，意之所至，不惜冲破音韵与声韵的词牌要求。

李清照、胡仔等人对此都有所批评。

而实际上苏轼是通晓音律的：“读此词（指《醉翁操》），髯翁之深于律可知。

”（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可知苏轼对词之音律的突破是自觉的。

对此，陆游记晁以道语有所认识：“绍兴初，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

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陆游《老学庵笔记》）凡此种种，拓展了词体的用途、功能，提升了词体的文化品味和内容含量。

3．多样化的创作风格。

（1）其词往往思想旷达苏轼深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积极用世和道家逍遥出世的价值观在苏轼身上都有体现，最为难得的是，无论身处怎样艰难的逆境，苏轼都能通过自我心性的调节，最后获得一种超逸旷达的超脱，这样的胸襟气魄体现在词作中时，就给作品赋予了一份高蹈的人格魅力。

如其词《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

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东坡先生最显著的一个性格特点是旷达，即使陷落在迷茫苦闷的痛苦环境之中，他也始终没有终止过思考，他在明月、青天、宫阙、琼楼的神仙世界里苦苦地探问和追寻，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之间挣扎轮回。

当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映照着孤独难眠的人儿的时候，作者终于在广袤的自然面前顿悟到人生的哲理，人生间的悲欢离合就如同阴晴圆缺的月亮，团聚和分别都是自然的安排，无法强求，所幸的是，自然是永恒的，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们还能够在千里之遥，共赏一轮明月，共祷彼此平安。

（2）风格豪放。

宋人俞文豹《吹剑录》中记载，苏轼友人在评价柳苏词作时言道，柳永词如“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词则“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一比喻形象地概括出了苏祠于柳词之间的差异。

苏轼宋词中注入了一股矫健清壮之风，扩大了词的内涵与气度，苏轼词中的风景，经常出现气势雄奇，境界阔大的景象。

如词：“我梦扁舟浮震泽。

雪浪摇空千顷白。

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

”（《归朝欢》）；“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

（《满庭芳》）等。

苏轼笔下的“大风景”往往气势高昂澎湃，地势雄健险峻，有的还带有飘逸清旷的浪漫色彩（《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在苏轼这里，宋词不再单纯地具有“要眇宜修”的特质，还容纳了以往词作中比较少的壮阔气势，这也是苏轼对于宋词境界的拓展之处。

东坡先生除了善于描绘气象宏大的自然风景，善于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世态炎凉的认识融合到这些风景描绘中外，还不时借着一个鼓舞激情的生活场景，直抒胸臆，寄托上自己的一腔豪情。

最著名的莫过于《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

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