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李训昌【摘要】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期刊名称】《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35)003【总页数】4页(P101-104)【关键词】朱熹;王阳明;知行观;比较研究【作者】李训昌【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4一、对知、行范畴的界定和使用对知、行范畴的界定和使用，朱熹和王阳明不尽相同。
如对《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解释，朱熹认为: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
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1］48王阳明则认为: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盖学之不能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
辨即明矣，思即慎矣，问即审矣，学即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
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
［2］45－46在朱熹和王阳明的解释中，《中庸》学、问、思、辨、行五目在知、行范畴上的归属并不相同。
以朱熹而言，学问思辨属知，是致知;笃行属行，是力行。
因此，在朱子哲学中，知、行关系一般表现为致知与力行［3］365。
以王阳明而言，学问思辨“敦实笃厚”即是行，而知则主要是指对良知本体的证悟，即学问思辨的“能”“审”“慎”“明”处，如他说“良知之外，别无知矣”［2］71、“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2］46与朱熹相比，王阳明一方面窄化了知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扩大了行的范围。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思想，最早来自于《礼记·大学》。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格物致知”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就是朱熹和王阳明。
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致知”的理解与实践上有着许多的差异，本文将对两人的这些差异进行探讨。
一、《实践方法的不同朱熹认为，“格物”是通过发现事物的规律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这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来实现。
而王阳明则认为，“格物”需要通过实践充实自己的经验以及不断思考来实现。
朱熹认为，“分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他提出了“致知格物”的方法，即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进而“致知”。
他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和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而王阳明与朱熹在实践方法上有所不同。
王阳明认为，“格物”不仅包括思考和理智活动，还包括认识洞察和身体经验。
他提出了“良知即格”的理论，认为良知与创造素材或观察分析并不独立，良知其实是可以通过身体的经验来识别和发掘真理的。
他引用了一只砚台的例子，认为“看那个大小、扁高、上下阴阳，捻塞井盖的是用松精塞的”这一认识过程需要通过“摸拟”来完成。
二、《规律认识的不同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中所关注的是不同领域的规律，他们在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朱熹关注的是自然规律，他认为通过对于自然规律的研究可以了解人生规律，从而实现“知行合一”。
他强调通过自然规律的观察和分析来探讨人生规律。
而王阳明则注重的是人之间的规律，他认为通过交往和沟通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生规律，通过“格物”的实践来发现真理，从而实现“致良知”。
三、《“致良知”的不同理解在“格物致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朱熹和王阳明都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
但是两位学者针对“致良知”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
朱熹认为，“致良知”是通过“格物”来“致知”，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找到真理，从而提升个人修养。
格物致知读后感(精选10篇)
格物致知读后感《格物致知》是一本我很喜欢的书，不论是在阅读过程中还是读后的感想中都让我感受到了很多。
作为一位普通的读者，我觉得自己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收获了很多。
这本书是唐朝大文学家、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
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旨在通过观察身边事物来认识问题、探索事物的本质，从而把这些认识融入到实践中，实现知行合一，最终达到人生的境界。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王阳明的深邃思考和严密逻辑，他的理论思想非常精致，让我受益匪浅。
他通过亲身实践带来的感悟，表达了自己的读书之道和格物致知的方法。
他主张通过观察身边的事情来思考，从而获得更多的认识和体验，这样的具体化的思考方式让我非常有感触。
在具体的阅读体验中，我通过反复品味和琢磨。
这本书的语言即晦涩又深奥，需要我反复的阅读才能深刻理解。
我认为这正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它需要读者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领悟，这一方面对于提升读者的思想素养非常有益。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仿佛有一种新的感悟和理解在我身上深深生根，那种境界和修养让我愈发敬佩王阳明先生的思想。
这本书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它引领我们重新思考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体现出一种超越现实和追寻真理的精神。
其次，它的阅读间接地让我深刻感受到王阳明强大的智慧和人格，从而提高了我对于道德修养和道德格局的认识。
此外，这本书还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展现哲学思想，对于我学习和研究哲学方面也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我认为，在当今社会的背景下，如果能够将格物致知的精神落到实际行动上，就会受到社会更广泛的认同。
另外，我也认为这本书可以用更多的途径去传播和推广，例如通过让公众更多地了解这本书、设置相关的讲座和讨论，来让大众更好地了解和感受这本书的内涵。
总之，此次读王阳明老师的书《格物致知》，让我体会到了深刻的思考和高贵的品德所带来的震撼力，也让我明白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实践和追寻内心的本心。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 anzhou U niv .(Social Sciences )1998,26(1):84～90 V o l.26 N o .1 1998P 84-90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Ξ——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陈声柏(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内容摘要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
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
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关键词 格物致知 心 理 即物 致良知中图法分类号 B 24417,24812“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它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在儒家经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同样,“格物致知”思想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修养功夫,是为学之始,是至圣人之下手处。
孝宗即位,语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丝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①王阳明也说:“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明之际,此正《中庸》‘或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
”②可见,在对格物致知修养方法的重视上,朱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关于格物致知在《大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思想的理解上,朱王又存在重大差异。
朱子认为,《大学》全文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阙文”造成的,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有的位置上,是由“错简”造成的。
于是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一方面作了一个“格物致知传”来弥补所谓阙文造成的不连贯,一方面把传文中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之前。
王阳明则一反朱子的作法,认为既无阙文,也无错简,悉从旧本,以此来摆脱朱子的补传及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便把格物致知纳入心学体系的解释。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
103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周 昊（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199）摘 要：“格物致知”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就不同时代对其不同的诠释而言，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比较性的就是宋明时期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王阳明对其的阐释，二者在存在着一部分内在的继承关系的背景下，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本文将以本体论、功夫论、知行观三个维度为出发点，探究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思想最终发展的成果上产生差异的原因，把视角放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来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格物致知；心；理；致良知从汉代《大学》中总结出三纲八目以来，“格物致知”在后来的学术史中，就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历代相传相解。
客观的来说，自明清时期理学产生，程朱和陆王虽同为在宋明理学内部的唯心主义阵营的代表，但在思想上却充斥着激烈的对抗，而这种“理”与“心”的交锋，在丰富了宋明理学内涵的基础上，促进了其各自的思想在各个范畴和概念类的多元化。
因而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在“理学”和“心学”上的集大成者，他们的部分思想一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则又处处可见其批判和继承，这一点在二者对于“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诠释上体现的尤为显著。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早是出现在《大学》，在汉唐诸儒以及新儒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后，逐步确立了《大学》的核心地位，从《大学》开始，“格物致知”也作为三纲领八条目中的内容，被正式提出，成为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最终确立标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朱熹对其也是十分关注。
他在《大学章句集注》中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又对“格物致知”做了一个基本的解释，即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理”字，日积月累的向外探求实践，以至其极，经年累月后，一旦融会贯通，便能通晓天地之间的全部奥妙。
把“格物致知”从文本上拆分来看，“格物者，格，尽也。
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两三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
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解释上的根本区别
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解释上的根本区别作者：卓涵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16期摘要：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两大对峙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截然不同。
朱熹注重在事物上求理求知，而王阳明注重致本然之良知于事物。
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治学路径上的方向差异。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致良知朱熹和王阳明是双峰并峙式的宋明理学大师，但两人的学问宗旨有根本不同，尤其在“格物致知”的解释和发挥上，两人的区别最为明显，造成了后世不同的治学方向。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格物穷理“格物致知”语出《大学》。
《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1]朱熹惟恐人们理解不透，对于“格物致知”做了详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2]朱熹认为道理散见于事物上，需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天下万物，大道才能贯通。
但，朱熹的观点其实是有违儒家之道、孔孟之训的。
儒家正统观点是良知天赋。
孔夫子虽然很少言天道和性，但他的言行是绝对支持后来的孟子的良知天赋说的。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3]孔子坦陈他并非生而知之者。
可为何一问便知，并非他事先花了很多精力储备了大量知识和技能，而是因为他有“一以贯之”的道，即良知。
孔夫子有一颗尊崇周公的诚心，所以，遇到祭祀周公这类事情，他会主动去学习祭祀周公的礼仪。
农夫问他事情，能就着事物的本末，逐步启发农夫，自己也逐渐明白了事理。
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与朱熹不同，王阳明则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格物”义(一)
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格物”义(一)1.朱子由横摄系统所开出的格物义儒家所言“内圣之学”的本义，是相应于道德的本质，自觉地作道德的实践，以至充其极地建立道德人格，在有限的生命中，发展成为无限而圆满的生命进程，此即由实践踏上成圣成贤的阶梯。
道德的本质根源于“仁义内在”的本心自己，在自觉、自发、自律地自定道德律令，所以，“内圣”是内在于个人自己，能自觉地作圣贤工夫（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润泽生命。
朱子的修养工夫方法为“横摄系统”。
“横摄系统”是道德的根源并非来自本心的“内在道德性”，道德的动力不在本心，而由认知心分析、观察客观事物所得的知识，是直线分解之思考方式。
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在同一界域中，横向地摄取知识。
由认知心去认识客观的理的主客认知关系，以认识论的方法讲道德，认识论的方法是以知识作媒介，即从主客对立的能所关系。
朱子继承程伊川训解仁是性理，在析心与理为二的前提下，理是超越而永恒的形上义；而心与情是气，气是实在而活动的形下义。
即性心情是形上、形下二分；心能统摄性情（如下图），上贯性而具众理。
由于心与理分开为异质，心只在后天的实然气化层面，心既不能存有地内具众理，道德实践必依待后天工夫，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以敬意来涵养此心，（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此是后天综合义，而不是孟子言“仁义内在”，性是先验统合义。
性（形上、普遍）心情（形下、具体）在《朱子文集》答黄道夫书中，朱子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理然后有形，虽不外于一身，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
(注一)朱子以为天地之间理气是二分的，理是形而上的，气是形而下的。
人的性是理，人的心是气。
朱子所说的“心”，可参考《朱子语类》中几节记录，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
性只是理。
”又云∶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
浅议二程朱子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
浅议二程朱子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格物致知”作为“三纲八目”中的重要概念，源出于《大学》。
二程训“格”为“至”，程颐认为心物在格的过程中深融为一，而在程颐看来，格致不外乎“穷理”而已。
朱熹和王阳明也将《大学》纳入自己的理学和心学的体系，并对格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通过比较三者对“格物致知”的阐述来揭示其在思想理论基础、所格之物与知的对象、格致方法、格致目的这四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标签：二程；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不同理解二程对“格物致知”的基本含义、格物穷理的范围、方法和目的做了明确规定，为朱子“格物致知”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朱熹反对把“格物”理解为“来物”（人所面对的事物）[1]，因而朱子的“物”不仅涵盖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又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
他认为格物是即物、穷理、至极。
而阳明先生则对弟子黄以方说：“我解‘格’做‘正’字义，‘物’做‘事’字义”[2]。
阳明先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格其心之物”的“格物致知”说。
一、思想理论建立的基础不同宋代思想界学派众多，正如程颢所说：“人执私见，家为异说”[3]。
因而二程兄弟的“格致”思想直接来源于《大学》和《中庸》，并在二人所构造的“天理”的基础上展开对“致知在格物”的论述。
程颢与程颐认为“致知格物”之所以可能的理论来源之一即“命、理、性、心”的同一性。
二程认为：“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而二人又通过对《中庸》“天命之谓性”思想的吸纳提出良知良能“自家元足”，认为人能够以“思”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朱子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大学·格物外传》为代表，据朱熹说，这篇《补传》是“窃取程子之意”而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写成的。
可见其思想在很大一部分吸收了二程兄弟的思想。
例如朱子讲：“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
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十分，方是格物”。
其实训“格”为穷，本是程颐的创造，但是“即物而穷其理”却是朱熹对“格物”做出的创造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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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
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
这似乎必须提及那个有名的“庭前格竹”的故事。
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
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词语了。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可以解释成分析研究事物的原理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
朱熹“格物”思想中的“物”，是指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
朱熹“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
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
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
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
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在俺看来，“格竹”行动的失败，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
俺显然更倾向于接纳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对于客观规律的获取，需要积极的详尽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仅仅是作理论上的内心的思考。
但俺也承认，俺更喜爱王阳明的学说，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
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王学的有趣之处，在于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朱熹崇尚个体需要遵从社会伦理道德与法规是相悖的。
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消长，关乎明清两朝的兴亡。
顾炎武以为王学是明亡的罪魁祸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而清末的“乱党”孙中山黄兴等人均信服王阳明的学说。
今日而言，考察个性自由与社会本体、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仍然是很微妙的事，我们
或许还能嗅出几分朱学或王学的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