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的艺术表现特色

丁玲小说的艺术表现特色一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

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

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

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

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

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

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

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

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

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

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

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

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

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

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

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

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

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

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

[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

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

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

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

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

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

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

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

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

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

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

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

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

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

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

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

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

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

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

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

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

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

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

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

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

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

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

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

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

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

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

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

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

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

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

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

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

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

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二丁玲作为一位对生活有独到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作家，她塑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的典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系列，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女性解放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些带血的足迹，像她自己所说的一样“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性的痛苦”①丁玲是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战友来写那些平凡又平凡的女性的。

她用女性的眼睛看着她们，含着无限的悲悯;她用女性的笔抒发着她们，带着无限的慰藉;她用女性的心感受着她们，怀着无限的赞叹。

她以这种创作方法，再现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开满大地的新女性。

也使得她的小说有异于他人的独特风味，如橄榄般耐人咀嚼。

一题材：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过滤后的题材题材是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成就的作家总是从现实的土壤中选择、提炼题材，并用自己的思想、意识审视和照亮题材。

丁玲是旧时代的叛逆者，以后又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她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女性小说创作中，一方面从时代的潮流中吸取题材，描绘女性生活，表现女性世界;一方面又以女性意识、革命意识去评价题材、透视生活。

“女性意识”的高扬，使丁玲有别于其它的革命的男性作家;“革命意识”的确立，也使丁玲与其他女性作家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区别。

丁玲的女性小说题材是“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过滤后的女性世界。

丁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从小就死去了父亲，孤儿寡母被人歧视的滋味，她是深有其感。

她从母亲豁达倔强的身上，看到了女性的伟大与可爱;从专横势利的舅舅身上，感到了男人的虚伪与卑劣，这使她从小就有了反抗的叛逆心态，对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深恶痛绝。

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的光辉也一直照亮她以后的人生道路：扬言登报揭露舅舅包办婚姻丑闻而逼迫其解除自己的婚约;因看不惯早期某些男性共产党人生活而离开培养妇女青年干部的摇篮，险些与中国革命失之交臂;为了生存考取上海某家电影公司，终因不愿陷入这纯肉感污浊之境不辞而别;因鄙视男同事的冷嘲热讽，公然与爱人“同居"反抗之……她还把自己强烈而成熟的女性自我体念和自我意识融汇进她的女性创作中，她笔下的莎菲们既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女性尊严的维护者，又是女性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探索者，她们是一些富有自主性、开放性、自强自立的现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