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主持人：让我们欢迎吴志攀校长，代表北京大学致欢迎辞。

吴志攀：下午好，尊敬的斯蒂格利茨教授，林毅夫教授，陈平教授，我们非常容幸地邀请到斯蒂格利茨大学莅临北京大学，首先，我谨代表许智宏校长以及北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再一次欢迎斯蒂格利茨教授，来到我们的校园。

再次，我还要祝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诺奖得主演讲系列活动圆满成功，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一向注重学术交流，特别是国际性的交流，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我们学校正扮演着社会发展的中心舞台的角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间，特别是刚刚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世界舞台上，经济正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经济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各个方面，斯蒂格利茨教授都会在他的演讲中谈到。

大家都知道，斯蒂格利茨教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有着独特的理论研究和见解，本人也曾拜读过他的几部著作，他对中国的一些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希望通过这次演讲，能够启发我们，借助他的思考，对中国经济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举行的演讲中，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在我们学校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谢谢。

主持人：谢谢吴校长，下面请林毅夫教授为我们介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

有请。

林毅夫：尊敬的斯蒂格利茨教授，吴校长，女士们，先生们，非常容幸由我向大家介绍斯蒂格利茨教授，他是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朋友，也是我们中心的支持者，当然，他也是2001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生于1943年，换句话说，他还不是很老，他的家乡是芝加哥南部一个叫加里的小城，那个地方的人们生活在噪音和烟尘中，每次当你开车前往那个城市的时候，在你见到它之前，你总能闻到它的存在，那是一个污染十分严重的老工业城市，因为生产钢铁而著名，此外，这座小城还培养出了两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个是保罗·萨缪尔森，另外一个就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21岁毕业于新英格兰一所叫做阿默斯特的小学校，获得文科学士学位，这并不是什么十分不寻常的事，但不寻常的是，两年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那时他才23岁，接着他就开始了在耶鲁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年后，在他27岁的时候，他被提为正教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27岁之前取得博士学位，已经是相当难的，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正教授了。

两年后，也就是他29岁的时候，他当选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那是最高荣誉之一。

同时，他成为了美国科学院的成员，就相当于我们的院士。

他36岁时获得了克拉克奖，我想经济学界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克拉克奖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颁发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的奖项，通常来说，获得克拉克奖的人，后来都会获得诺贝尔奖。

因此，在我1982年到芝加哥的时候，他的名气就已经是相当大了，当时，我读了斯蒂格利茨教授很多文章和著作，大家都说，他会得诺贝尔奖的，而他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跟斯蒂格利茨教授有过很多次的接触，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7年，你们也知道，我1986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然后花了一年时间做博士论文，1987年我回到了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应邀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大概是1987年9月，在东京举办的远东经济学会年会，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他，因此我十分兴奋。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1990年在布达佩斯，当时东欧国家正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布达佩斯的那次会议就是为了讨论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农业改革，那是我第二次见到他。

事实上，我脑子里有个疑问，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7年，而第二次见到他已经是1990年了，中间相隔了三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记住我的名字，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出道的，为能见到他兴奋不已的年轻的经济学者。

在我们的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1995年，当时他是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那时，我应邀到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相当熟了，我就问他，乔，你知道我一直都认为你应该得到诺贝尔奖，其他人也都这么认为，但为什么你还没有得奖呢？他回答说，你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得到诺贝尔奖吗？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只有那些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人，才可能得奖的。

去年，我又一次跟他提起这个问题，他说他是一个例外，所以他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实际上我还是有一些失望，我失望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我需要等上20年，你们要知道，我满怀希望竟然等了20年，在198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认为他应该得到诺贝尔奖，因为那时他几乎已经在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中都做出了贡献，这些贡献不仅仅在经济学上，还包括了另外一个领域，经济政策学，我感到失望的不仅仅是因为我需要等上这么长的时间，还因为他的诺贝尔奖是和其他两个学者分享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保罗·萨缪尔森也应该同意我的观点，因为保罗·萨缪尔森在他一篇介绍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文章中写到，斯蒂格利茨是假里市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是这么些的吧。

显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斯蒂格利茨要比他伟大。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分重要的支持者，1994年在我创办我们中心的时候，我的确试图从不同领域的朋友那里得到支持，包括世界银行。

当他成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后，他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实际上，你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他的支持的受益人，因为他给予了我们十分慷慨的支持，使我们邀请了许多短期的访问学者，特别是那些希望回国工作的海外学者，他的公司成了这些学者的一个接收点。

自迈克尔·布鲁纳以来，每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都要到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他也遵从了这个传统，1998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演讲，题目为中国的第二代改革策略，他演讲的全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上。

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而经济日报是国务院主办的报纸，这两份报纸的读者应该在一千万左右，因此他说过他在中国那次演讲的受众要比此前他所油盐酱的听众的总和还要多。

今天他将再次为我们做一个演讲，题目是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我相信他今天的演讲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就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

谢谢大家，欢迎斯蒂格利茨教授。

陈平：谢谢林立教授，在乔开始他的演讲前，我想与大家分享在来经济中心的路上我与他讨论的一些问题，乔不仅仅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我想说的是他是一个革命性的经济学家，在车上，我问他，乔，你认为你做过的跟别人不同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乔告诉我，他的信息经济学，动摇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你们也知道，那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因为所有的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理论，都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因为他的老师保罗·萨缪尔森是我好友的缘故，我有机会向乔介绍我自己，当我在研究经济混沌问题的时候，保罗·萨缪尔森是唯一一个相信我所做的工作的资深经济学家，而同时，我也是一个物理学家，因而我要讲一个故事，乔，你也许可以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今年是爱因斯坦最重要的作品发表一百年的日子，实际上他应该得四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一个是被证明了的布朗运动，第二个是狭义相对论，第三个是量子理论，第四个是广义相对论。

然而，爱因斯坦只得到了一个奖，还是因为他最不重要的工作。

这里，我想说的是有个人的工作，不仅是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低估了，而且被他自己低估了，那个人就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我认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三项根本性的贡献应当获得诺贝尔奖。

首先我们都知道是信息经济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一般均衡结构的致命弱点是它没有考虑到规模经济的因素，而乔和迪克西是最先研究随技术报酬递增的两个学者，因此，假设将来诺贝尔奖要发给克鲁格曼或是阿瑟，我建议他们应该与斯蒂格利茨分享这个奖项。

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我们也知道，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

确实，一个稳定的均衡点，因而，在古典经济学方法中，技术创新，商业周期以及金融危机都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斯蒂格利茨引入了第一个模型，这是一个非线性模型，我们称之为效率工资模型，实际上斯蒂格利茨做的工作与加里·贝克一样，是在研究S型需求曲线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创造了这个曲线，而这又进一步可以推导出w型的供给曲线，所以如果将来诺贝尔奖要颁发给复杂经济学中的混沌理论的话，我觉得斯蒂格利茨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建立了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基础，您意识到了吗？因此我认为斯蒂格利茨的工作走在了时间的前面，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认证他的观点，让我们欢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谢谢大家，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目前的几个政策问题，希望能够与大家一道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观察这些问题。

我将它们归纳为两个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的管理，另一个是在全球化经济下中国面临的一些变革，有关中国和全球经济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机遇和所要承担的责任。

刚才也提到过，多年以前我做过一个有关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演讲，几年以后我又做了一个题为第三代改革战略的演讲，今天我将我演讲的题目定为第四代改革。

但我想这样一个题目，可能会让人觉得厌倦，而且我也觉得它不能完全正确地将中国正面临的问题表达出来。

今天中国已经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但我认为人们没有意识到想要让一个市场经济有效运转起来，是多么困难的，现在在很多地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所要做的无非是让政府撒手，给私营经济充分的发展空间，他们认为以利益为目的，一定能带来经济的有效性。

然而，实际上我想说的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一定是经济的有效，而且往往从社会的角度考虑，是并不可取的，因而在我演讲的开头部分，我想谈谈在人们考虑他们目的的时候，他们应该考虑什么，他们的目的应该是那些可持续的、公平的发展，我说的可持续，意思是这种发展不是在几年内快速的增长，而之后就开始衰退，拉丁美洲从90年代初开始经济快速发展了7年，但之后他们的经济就开始衰退，出现了连续7年经济的负增长，如果你纵观这整个15年的时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要远远低于此前的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因而这种市场的经济政策，或是华盛顿共识下的政策，仅仅带来了短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是可持续的发展。

由此看来，对可持续性的思考，确实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对可持续性而言，还有其他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政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政策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公平，那么这些经济政策也不可能是可持续的，那些利益被忽视的人们一定会要求改革，因此我们不能够忽视政策赖以存在的政治与社会的背景。

还有一个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将在后面的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但基本的观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将给环境带来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没有得到解决，污染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