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综述

证人作证制度，以解决立法滞后问题，并呼吁强化对证据规则的基础性研究。六、关于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诉讼法学界，历来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此学说仍占主流地位。但是，以何家弘、陈瑞华为代表的一些青年诉讼法学家，近来对这一主流学派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诉讼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活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属于认识活动，因而把认识论作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就显得不科学了。”他们认为，坚持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是陷入了理论上的误区。（一）“误区论”的理由和主张。1.诉讼是以解决利益争端为目的的活动，诉讼证明的客体是“法律事实”而非“社会和经济上的事实”。裁判者就争端和纠纷所作的裁判结论，并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例如，控告方举不出有力的证据，他便会遭到败诉的结果）。诉讼包含着一系列法律价值的选择和实现的过程，而对于价值选择和实现问题，无论什么样的认识论学说，都不再具有有效的指导意义。因此，诉讼中的证明活动，尽管包含着一定的认识过程，但这种认识活动既不具有终局的意义，也不对争端的解决具有决定性影响。2.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诉讼中应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最高目标。这就为程序工具主义甚至程序虚无主义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它对证人资格、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沉默权制度和证明标准等制度的设计，都产生排斥的效果。“完全站在认识论的立场上看待证据规则，极容易在价值观上掉入程序工具主义的陷阱，使得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受到过多的强调和重视，而诉讼活动的过程则受到不应有的忽视。”据此，他们认为对证据法的基础应该重构，主张将“形式理性观念”和“程序正义理论”确立为证据法学的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以上主张见何家弘主编的《新编证据法学》和陈瑞华、蒋炳仁所著的《走出认识论的误区》。）（二）对“误区论”的批驳。陈光中教授对于这种“误区论”进行了批驳。它认为，所谓“误区论”本身陷入了误区：第一，把认识论的一般规律与诉讼证明的特殊规律对立起来，以个性否定共性，以特殊规律否定一般规律，犯了“白马非马”的错误。第二，过分夸大了程序公正的价值作用，并把程序正义与认识规律对立起来，从而有意无意地否定或贬低了认识规律对诉讼证明的指导作用。陈光中教授认为，仍然应当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这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证据法学的特色和优势。理由如下：1.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司法人员能够正确认定案情事实，亦即如何保证主观符合客观。因此，它首先是一种认识活动，要受认识规律的制约。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主要包括三点内容：一是可知论，二是反映论，三是实践论。它与证据法学是普遍理论与部门理论的关系，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2.诉讼证明的目的，总体来说是要达到客观真实，也就是要求办案人员对案情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的真实。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客观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刑事诉讼中的绝对真实，是指办案人员运用证据正确无误地认定案件事实，查明某人确实实施了犯罪或者完全排除其实施犯罪。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人的认识又具有相对性，就诉讼证明来说，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有某些案件的事实难以查明；二是查明了的案件，其中有些细微末节无法查清。正因为如此，刑事诉讼中确立了罪疑从无等原则。3.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主张在刑事诉讼中不可能求得客观真实，而只能求得“法律真实”或“相对真实”。“法律真实”的主观随意性很大，而“相对真实”论者则认为刑事证明只能达到近似真实，获得“最大限度的盖然性”而不可能得到绝对真实。“相对真实”论者否认了真实绝对性和相对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两者水火不相容。其错误在于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真实，没有绝对真实。连犯罪人究竟是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岂不太荒唐可笑了吗？4.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可以说就是“客观真实”的典型表现，总的精神是凡涉及对公民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剥夺，即生杀予夺大权的行使，必须十分谨慎。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应当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首先，“谁是犯罪实施者”需要确证无疑；其次，对于那些与定罪量刑有影响的一些事实和情节，也要尽量查清。至于与定罪量刑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次要的事实或情节，

则没有必要查个水落石出。一个基本的原则是：“犯罪越是严重，必要的证据最低要求就高”。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不是一概否定认识的确定性。如果连“犯罪者究竟是谁”也不能确定的话，就必然会造成冤假错案。因而主张只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适用于我国。（陈光中等著：《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这个问题涉及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证据制度的认识论基础，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争论刚开了个头。七、关于沉默权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时，有保持沉默不予回答的权利。沉默权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美国继承了沉默权制度并将其推向了极端。欧洲大陆法系各国也以不同形式采用了沉默权制度。近两年来，关于在我国是否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一）肯定说。认为沉默权是人类诉讼文明的结晶，目前在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社会条件已趋成熟，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二）否定说。认为在当前严重犯罪剧增的情况下，不宜冒然引进沉默权，否则会对社会治安状况造成冲击，影响社会的稳定。（三）限制说。认为原则上应该实行沉默权制度，但对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洗钱犯罪，以及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官员渎职罪案不宜实行沉默权制度。沉默权问题，笔者已经在《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沉默权”制度纵横谈》和《沉默权问题论纲——关于沉默权与警察讯问权的考察与反思》等文章中，对于沉默权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当前的各种不同观点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崔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