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

“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
研究
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
隆汉盛唐文学相比，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

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
大放异彩的。

一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
史时期。

按照中国史学界的普遍分法，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

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20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
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
桐城派，作猛烈的攻击。

周作人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之一，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也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

他为新文学追宗晚明，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到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听众之一的邓恭三作了记录，再经周氏校阅，这便成了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他认为，古今文
艺变迁有两个时期，即集团的时期和个人的时期；两种势力，即“文以载道”与“诗言志”。

集团与“载道”相对应，“个人”与“言志”相一致。

“载道”与“言志”的相互消长便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流程。

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
艺运动之复兴”。

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

其实，周氏这番见解酝酿已久，并不是一
时心血来潮的产物。

早在《陶庵梦忆》序(1926)中，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
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

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

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

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

这样的文选，周氏没有编，但是他的弟子沈启无却编了一本《近代散文抄》，在周作人(1930)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

这似乎可以看作《源流》的简明提要了。

两年后，周氏又为《近代散文抄》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
“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

1945年，在《关于近代散文》中，周作人详细地讲述了他形成这一套文学史观的过程。

那是1922年夏，周作人经胡适之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课程：
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

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

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新文学在中国的土
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

这篇文章起码有三点应引起我们注意：一、这是周氏对追宗晚明方法的最明白的表达。

溯而上之，由“五四”到晚明，注重发掘明清以来非正统的文学传统。

二、李卓吾自是知堂佩服的人物，但似乎周氏原先只重视其思想的异端，即反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等，《源流》未提及李氏对晚明文学的影响。

周氏对李卓吾看法的改变可能是受容肇祖《李卓吾评传》的影响，也是一种事后追认罢。

三、知堂明确说出追溯源流的意见是“由假定而渐确实”，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的研究。

其目的无非是寻找新文学的本土根源，从而使新文学顺利进入历史，取得合法地位。

周作人的追宗晚明，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理论背景的，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晚明“近代性”的认识。

三十年代初期，沈启无编选《近代散文抄》，近代即指明清。

以“近代”一词专指明清时期的用法，似受日本学界影响，如青木正儿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