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人误解的_日元升值_

时经论衡过去一段时间，参加了国内许多宏观经济讨论会，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的灵敏感觉与准确把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去我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可能过于看重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反而偏离了实际。

不过，我也发现，一部分国内专家对一些重要国际经济问题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偏差，有一些已被广泛接受的所谓“事实”，其实并不一定准确。

如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经济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则有可能造成不好的结果。

部分专家对“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国内流行的观点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日元因“广场协议”而在短期内大幅升值，这严重影响了日本出口部门甚至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最终造成了日本经济“遗失的十年”。

根据这一逻辑推理，中国应该坚决抵制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避免重走日本在２０多年前走过的老路。

几乎在国内的每一次汇率政策讨论会上，都能听到这样的观点。

“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我曾经就此请教了许多国际上的日本经济专家，包括一些日本经济学家。

几乎没有人认同“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说法。

他们认为，日元升值至多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东京大学的伊藤教授明确指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才是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

多年来，余永定教授也一直试图纠正国人的这个误解。

但是，要改变一个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简直难于上青天。

上世纪７０年代，日元曾升值约３３％，１９７２年日元兑美元汇率仍在３００左右，到１９７９年底升到２４０左右。

不过，从７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中期，日元汇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其原因就是政府抵制升值。

日本经常项目占ＧＤＰ之比从１９８０年的－１％上升到１９８６年的４％，也促成了全球经济失衡。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２日，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决定采取措施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

具体说来，就是顺差国——日本和德国的货币需要升值，而美元则需相对贬值。

这就是所谓的“广场协议”。

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广场协议”时的２４０快速上升到第二年夏天的１５０，日元升值近３５％。

而“广场协议”的作用也基本到此为止。

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２日，七国集团的经济决策者们再次在巴黎卢浮宫开会。

会议认为经过调整后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已经基本适度，因此各国对外汇市场干预应转向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

此后日本财务省连续干预外汇市场，不让日元升值。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在１２５－１５０的区间内小幅波动。

日元再次稳步升值发生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这些显然已经与“广场协议”没有太大关系。

与１９８５年后日元升值同时发生的，是货币政策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

决策者们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担心升值带来的紧缩效应太大；二是试图通过减息降低升值的压力。

日本央行的贴现率从１９８６年初的５％持续下调到１９８７年初的２．５％。

与此同时，广义货币宽松货币导致资产泡沫３０受理的物价部门自收到举报之日起１５日内书面告知举报人。

属于第三条规定不予受理情形的，由做出不予受理决定的物价部门１５日内书面告知举报人。

”因此，受理举报案件的物价部门自收到举报之日起１５日内必须书面告知举报人。

这起由价格举报引起的诉讼再次启示我们，对价格信访举报的登记、审查、受理、呈批、立案、检查、处理、回复等各个环节，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操做，确保不出疏漏，使我们办理的每一件价格信访举报案件都经得起复查、复议和诉讼的检验。

如果把价管部门各专业科室人员看做是门诊医生，那么价格信访举报工作人员就应当是全科医生。

作为处理价格信访举报的工作人员，不仅需要有扎实全面、与时俱进的业务知识，而且需要办事高效、服务周到的工作素养；不仅需要有价格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４、要加强对价格信访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努力提高整体素质。

有法律、经济等相关的知识储备；不仅需要雷厉风行、敏锐反应的工作作风，而且需要忍辱负重、无私奉献的职业胸怀。

因此，应根据工作需求，不断加强对价格信访举报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以提高整体素质。

否则，就难以处理好越来越多的价格信访举报，协调错综复杂的价费矛盾。

相信只要有了过硬的队伍，就一定会在处理价格纠纷中克难攻坚、胜任愉快，进而在促进社会和谐中树立人民满意的新形象。

■被中国人误解的“日元升值”□黄益平时经论衡３１供应的增长率从１９８５年初的不到８％加速到１９８８年初的１２％，银行信贷增长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货币升值、利率下降，资产价格泡沫便不可遏制地膨胀。

从１９８５年底到１９９０年初，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日本城市地价增长了２００％，日经指数也增长了１８０％。

从国际比较看：如果将各国１９８０年实际综合资产价格指数设定为１００，到１９９０年初，日本的价格指数为２６０，美国为１４０，法国为１６０，英国为１９０，加拿大为１２０，而荷兰则为１０５。

毫无疑问，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要远远大于其他发达国家。

既然货币政策如此宽松，并且资产泡沫日益严重，日本央行为何没有及时紧缩货币政策呢？伯南克（现任美联储主席）在１９９９年的一篇论文中曾经证明，假若１９８８年前的利率比实际水平高出４个百分点，资产泡沫是有可能得到避免的。

事实上，从１９８６年夏天开始，日本央行就已经担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甚至用“干柴”一词来描述经济“一擦即着”的严重程度。

不过，日本央行没有能够成功地说服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都相对稳定。

到１９８９年中，日本央行才开始提高利率。

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央行贴现率从２．５％上升到６％。

货币政策紧缩，终于戳破了资产价格泡沫。

城市地价持续下跌，到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已再次跌回８０年代初的水平。

同期日本的实际综合资产价格指数下滑到约１４０。

日本央行在临时上调贴现率后又迅速下调，从１９９１年底的６％降低到１９９５年末的０．５％。

日元在９０年代前半期略有升值，但在９０年代后半期又略有贬值。

严重的资产泡沫破裂，使得企业、住户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

比如，银行的资产回报率在８０年代一直稍高于０．２％，８０年代后期还略有上升。

但１９８８年后就发生了逆转，到１９９４年资产回报率已经下跌到接近０，９０年代后半期整个银行部门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这样，经济停滞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间，日本的实际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仅为１％。

当然，经济长期停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所涉及的因素也非常多，包括日本独特的银企关系和终生就业体制等。

但最核心的变化，恰恰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从而催生了极严重的资产泡沫。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日本经济萧条怪罪于日元升值。

如果说汇率政策有影响，那也是由于日本长期抵制日元升值，从而使得市场扭曲和资产泡沫变得十分严重。

随后的调整也就变得更加激烈。

客观地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的幅度并非大得不得了。

况且日元升值的过程到１９８６年底已经基本完成，而资产泡沫破裂等到四年以后才发生。

准确地理解日本２０多年前的经历，对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起码在三个方面与当时的日本经济类似：一是庞大的外部经济失衡；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三是相当严重的资产泡沫。

那么，如果现在拒绝让人民币升值，到底是避免重犯日本的错误，还是恰恰就在重走日本的老路？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改变现行政策方针，发生后一种情形的可能性很大。

近十年来，中国央行一直维持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最近这一轮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始于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当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国内经济，当局开始鼓励银行加速发放贷款，支持经济增长。

２００９年全年的新增贷款规模，就达到通常年份的两倍。

目前虽然增长已经反弹、通胀也重新抬头，但直到２０１０年上半年，信贷快速扩张的势头还在继续。

究其原因，可中国货币政策抉择能是决策者对经济增长前景仍然存有忧虑，另外消费者价格指数也还相对温和。

不过，通货膨胀的前景绝对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乐观。

比如，２００９年前十个月ＣＰＩ一直呈负增长，但到２０１０年３月已经上升到２．４％。

现在过剩产能已开始减少，如果央行不及时调节流动性状况，今年的ＣＰＩ很可能最终达到７．５％。

更重要的是去年二季度以来国内房价大幅飙升。

北京和上海的住房租金收益率分别只有２．３％和２．９％，在全世界所有主要城市中是最低的。

作为对比，东京的租金收益率为５．５％，莫斯科为３．４％，新加坡３．５％。

也许目前北京、上海的房价泡沫尚未达到１９８９年东京的水平，但已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了。

如果想明白了日本的事情，思考中国自己的政策就相对简单。

利率政策也好，汇率政策也好，归根到底还是要遵循经济规律来做决策。

人为地抵制加息、抵制升值，实际并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

利率不敢动，怕增加升值的压力。

汇率不敢动，怕影响出口增长。

流动性越来越泛滥，最后把资产泡沫吹得越来越大，直到难以为继。

说穿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点像鸦片，在短期内可以让经济显得生机勃勃，随之而来的却可能是灾难。

日本在“广场协议”前后的经历和美国次债危机，都是实实在在的前车之鉴。

最近的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已开始担忧房价泡沫，不过大多数政策还是治标不治本。

关键在于，当局似平不愿意直接从货币政策入手。

蒙代尔教授已从理论上证明，解决经济问题最好的手段就是最直接的政策工具。

中国却往往喜欢以微观手段调节宏观问题。

流动性不愿收紧、利率不敢上调、货币不想升值，这样一来，房价能否管得住就是个未知数。

即使房价被打下去了，其他资产泡沫还会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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