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名转形”现象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名转形”现象研究综述作者：马英新来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8年第12期摘要：现代汉语中的兼类现象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学界对形名兼类词探讨得不多，并且主要集中在形容词向名词的转变上，而对名词向形容词转变的研究则偏少。

本文从原因、方式、途径、类型、释义、历史地位及交际效用等七个方面回顾并梳理名转形现象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现代汉语兼类“名转形”现代汉语中的兼类现象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郭锐（2002）探讨了七种兼类情况：动词和名词的兼类、形容词和名词的兼类、形容词和动词的兼类、动词和副词的兼类、形容词和副词的兼类、形容词和区别词的兼类和名词和量词的兼类。

学界对动名兼类研究得比较充分，但对形名兼类探讨得不多，并且主要集中在形容词向名词的转变上，而对名词向形容词转变的研究偏少。

本文将从原因、方式、途径、类型、释义、历史地位、交际效用等七个方面回顾并梳理名转形现象的研究现状。

一、名转形现象的多角度探因（一）语义角度名转形的语义基础基本上得到了学者们的共识，即名词所包含的性质义。

谭景春（1998）就曾指出：一个词的意义（广义的词义）包括两个部分：概念意义（狭义的词义，又叫理性意义）和附加意义。

概念意义具体表现为词典中的释义，有些名词的概念意义等于性质义素（内在性质义）与类属义素之和；附加意义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上的意义，包括内涵意义（附加性质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搭配意义等。

为便于说明由名词转变来的形容词与相对应的名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把名词的词义只分为概念意义和性质意义两类，性质意义又包括内在性质义和附加性质义两种。

通过观察大量的名词，谭景春（2001）得出了名词性质义由强到弱的序列，即：抽象名词＞指人名词＞指物名词＞专有名词；并且发现是否能够向形容词转变跟名词所包含的性质义有关，而且成正比，性质义越强转变的可能性越大，性质义越弱转变的可能性越小。

贾君芳（2008）则从词义的动态角度揭示了性质义的游移，他认为词义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体，类属义是其静态性的体现，附属义则是运动的，概念性质义是相对静态的，附加性质义则是主观的，不断运动的。

名词的类属义主要实现其指称功能，性质义则为实现陈述功能提供平台，也是名词向形容词游移的内在的语义基础。

（二）认知角度张国宪（2006）指出：引发名词形容词化的实质是语法转喻，用具体的事物来转喻抽象的东西是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

在概念层面，名词所表述的物体相对比较具体，而形容词所表述的性状则相对比较抽象，这为名词的形容词化提供了可能。

不过，由于意象层面上的事物总是被包含于相关的性状，所以这种用部分来转喻整体的实现需有事物显著度的支撑，表现为“某性质为某事物所拥有”是默认的，其默认程度越高，“事物”附带激活“性质”的可能性就越大。

文章根据“某性质为某事物所拥有”的默认值来考察名转形的可能性，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价值。

（三）功能语法角度张伯江（1994）指出：名词活用、自由度各异是名词这个类别内部典型性差异的表现。

Taylor把名词的典型特征依次归纳为：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非空间领域的实体＞集体实体＞抽象实体。

可见，抽象名词不是名词里的典型成员，其空间特征相对较弱，因此抽象名词比具体名词更容易发生游移。

又因抽象名词并非人们对有形实体认识的结果，而往往是反映了人们关于抽象事物的概括，其内涵的实体意义和性质意义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有些抽象名词带有明显的性质意义，这就为其向形容词的游移增大了可能性。

此外，文章把名词分为有指名词和无指名词，无指名词一般表示一种性质或一种身份，完全不带有空间特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名词的某些典型成员也有活用现象，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一定场合中获得了无指意义。

文章继而又指出了名词可能活用以及活用自由度各异的根本原因，即名词空间意义的丧失。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名转形现象的原因，研究深入，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此外，姚汉铭（1985）也指出了名词向形容词转化的四个原因：抽象思维的发展、词义发展的偏义倾向、比喻用法的凝固、AABB重叠式的运用。

这种多角度的探因有助于全面解释名转形这一复杂的兼类现象，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名转形的方式与途径（一）方式谭景春（1998）把名转形的语义变化方式概括为形象比喻和语义偏移两种。

1.形象比喻：具体名词，尤其是指物名词，有的含有较强的附加性质义，用含有这种附加性质义的甲物来形容乙物，说明乙物像甲物那样具有附加性质义；2.语义偏移：具有某种性质义的名词，由于语法位置的改变，语义重心会随之发生偏移。

表示的不再是名词的概念意义，而是名词的性质意义，包括附加性质义和内在性质义。

通过语义偏移而发生语义变化的主要是抽象名词。

（二）途径谭景春（1998）认为名转形的功能转变主要通过三种途径：间接转变、省略转变和直接转变。

1.间接转变是指名词通过中间过渡阶段逐渐转变成形容词，这是名转形的最主要的途径。

名词中先有一部分转变成了非谓形容词，非谓形容词中又有一部分转变成了形容词。

张国宪（2006）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名词形容词化经历非谓形容词中介的历程不是偶然的，因为定语是表现性质义的最佳语言环境，所以定语这一句法位置奠定了激活名词性质义突显和固化的句法基础。

不过，名词形容词化的实现要经由程度空间认知理念的激活，否则将停留在非谓形容词阶段，遏制其进一步的游移。

2.省略转变是指由于动词省略造成的名词向形容词的转变。

3.直接转变是指没有经过“过渡阶段”或“动词省略”而直接由名词向形容词的转变。

由于名形功能上差异明显，直接转变比较困难，数量比较少。

张国宪（2006）也曾指出：由名词直接转变过来的形容词还没有充分形容词化，其功能的实现是程度词辅佐的结果；有部分名词在不充分形容词化后又反过来回填非谓形容词的空间，以夯实稚嫩的形容词地位。

名转形的途径涉及到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谭、张二位学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名转形的类型程娟（2004）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1996年修订版）与第二版（1983年版）词语义项的对比分析，发现在名词所增加的功能义项中，有14条是形容词性义项，占名词总数的20.3%。

从义项之间的意义关系上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1.从具体事物引申指事物所具有的某种状态，该类词语数量较少；2.从抽象事物引申指事物所具有的某种性质，该类词语数量较多。

姚汉铭（1985）归纳出名词向形容词转化的三种类型：1.转化为表示该物体固有的特征性状；2.转化为表示该物固有的特征性状的比喻义；3.转化为表示该物固有的某一种性状。

高守纲（1981）归纳为四种类型：1.M→X1型：M指可以造成一定性状的某种事物；X指这种事物造成的性状。

2.M→X2型：M指某种事物；X用来形容来自或经由这种事物的另一事物。

3.M→X3型：M指具有某种性状特点的事物；X形容具有该事物这种性状特点的其他事物。

4.M→X4型：M指达到一定境界或具有一定规格、标准、要求的事物；X形容达到这种境界或符合这种规格、标准、要求的事物。

贾君芳（2008）把名词形用总体上分为三种情况：语素包含类、语义蕴含类和语境赋予类。

1.语素包含类主要指构成名词的语素中有一个语素含有一定的性状义，可以看作是该名词表示陈述义的标示，可分为标记形式和无标记形式。

标记形式指带表性状的构词词缀的附加式名词，无标记的指带有表性状的形容性的构词语素的偏正式名词。

2.语义蕴含类指名词的词义中蕴含着一定性质义，相对前一类，这是一种隐性的形式，这里主要可分为四种情况：A.可以作“形容性成分+指称性成分”的词义分析的名词；B.具有某些典型特征的的角色名词，多是指人名词；C.联想特征名词；D.形象比喻名词。

3.语境赋予类指名词本身不含性状义，只是在一定语境中的组合搭配，发生语义浸染。

与前三种分类比较而言，贾君芳的划分角度多样，类型也较为全面细致。

四、由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的释义苏宝荣（2004）指出，释义的关键是揭示和描绘该名词所具有的性质义。

这种性质义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原名词意义中直接显现的，如“肉”“沙”；一种是原名词意义中隐含的，如“鼻”“面”。

两种情形在词义的发展中可以发生转化。

谭景春（2001）归纳了四种释义方法：1.内在性质义提取法：直接用名词中的内在性质义解释由这个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的词义。

这种方法一般多用于由抽象名词、指人名词转变来的形容词。

2.附加性质义提取法：用名词所含有的附加性质义，解释由这个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的词义。

这种方法多用于由指物名词转变来的形容词。

3.动词添补法：有的形容词是通过省略或隐含动词而由名词转变来的。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由抽象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

4.概括法：由名词转成的形容词的词义，基本上都可以概括地解释为具有名词的那种性质（或“特点、特色、色彩、特征、品质”等）。

以上四种释义方法虽然释义的角度不同，但意义上是相通的，所以一个词往往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释。

苏宝荣（2004）认为谭先生四种释义方法的划分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其中第四种“概括法”实际涵盖其他三种类型。

此外，我们认为谭先生的划分还不够细致，可操作性不够强。

五、名转形现象的历史地位与交际效用（一）历史地位谭景春（1998）指出：“名转形”这种语言现象古汉语中早已有之，现代汉语中“名转形”这一语言现象也早已出现。

所以我们认为，“名转形”近年来虽然有扩大的趋势，但不是一种新的语言现象，而是对古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是符合汉语演变规律的。

（二）交际效用苏宝荣（2004）把由词性（或语法功能）不同导致词义变化而形成的新的词义叫做“词的功能义”，分为常规功能义和非常规功能义。

词语非常规的功能与意义实质上对缺乏显性形态的汉语起到了一种补偿作用。

同时，词语的非常规功能义，还往往具有超常的表达效果，是汉语的生机所在。

谭景春（1998）也指出了名转形的两点效用：1.客观的需要：有时客观世界的某种性质语言中没有恰当的形容词与之相对应；2.为了达到某种修辞的效果：用名词（名转形）表示性质往往具有新颖俏皮、生动形象、经济简练等效果。

参考文献：[1]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张国宪.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程娟.《现代汉语词典》词语功能义项计量考察[J].语文研究，2004，（1）.[5]高守纲.汉语中的词义转化兼类词[A].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第七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贾君芳.名词功能游移的语义阐释[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7]苏宝荣.词的功能对词义的影响与语文辞书编纂[J].语言文字应用，2004，（2）.[8]苏宝荣.词语兼类的功能显示与深层语义分析[J].语文研究，2005，（1）.[9]谭景春.关于由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的释义问题[J].辞书研究，2001，（1）.[10]谭景春.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J].中国语文，1998，（5）.[11]姚汉铭.形容词、名词转类及其标志词性问题[J].求是学刊，1985，（3）.[12]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J].中国语文，1994，（5）.（马英新，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