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抒情的书法和书法的抒情

“书，心画也。

”就是说通过走笔泼墨的书写过程，“把貌似简单的笔墨运动，升腾为抽象的律动”，造成汉字点化线的曲直、畅涩、起落、轻重、刚柔、停顿、连接、粗细、交叉……以及结体上的欹正变化、章法布局等，从而使人产生庄重、轻快、强劲、文雅、妍媚……等联想，同时传达出作者的人格、意趣、情感、审美经验等；并通过作品的抒发，进而去影响和感染别人。

对于书法的这种功能或宗旨，孙过庭在《书谱》中作了极其精辟地概括，即“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是也。

（一）“达其性情”——个性的极端张扬 关于“达其性情”，刘熙载曾有一段著名的比喻：“书，如也。

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

”说明书法作品与写者的性格特征有着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联系，并反映出书家的文化与道德修养等，一部璀璨的书法史，实际上就是各具个性，风貌迥异的名家大师为我们树起的一座座骄人的里程碑！“圣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艺概》）。

综观王羲之、柳公权、颜真卿、米芾、黄庭坚、郑板桥、徐渭、金农、……其书作无一不与他们个人的气质、个性、品格以及深厚学识、修养相关联；也无一不是其个性的张扬！正如《书谱》所总结的：“虽学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

刚狠者倔强无润；衿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勇；狐疑者溺于滞涩；轻琐者染于俗吏。

”这里的刚狠、衿敛……就是指创作者的个性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从古代书家的遗墨看，大都属于自撰自书。

其文自然真情流露，也更变于表达作者的性情。

刘熙载云：“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古语亦云：“文则数言乃成其义，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其义一也！ “唐人尚法”！天下统一，无法度则无以“治天下”。

从本质上说，封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扼杀个性的时代。

由于当时强大的封建礼教观念十分严格，书家个性的“庐山真面目”被无情地扼杀或抑制，要求“以儒家君子为做人的楷模，以仁义道德为人格理想，以文质彬彬为精神风貌”。

这也是历来把法度几乎提到至高无上地位的社会基础。

而不少有新意的书画家，不拘于成法，却又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封建统治者所提倡和赏识的如孔孟之道“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气质浑然”的、抹杀个性的“中和气象”的法度，就只好隐逸山林，简居民间，甚至装疯卖傻，借酒气以行其“道”——毫无遮拦地个性抒发！于是，便有了浪漫不羁的米芾、郑板桥，雄奇放肆、孤傲狂狷的徐渭等画家书法，或荒诞不经，八面出锋；或随意“刷”写（米芾戏语），不受拘束；于是，便有了“癫张狂素”、“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甚至有敢于当着皇帝的面“反系袍袖，狂跳便捷”等等近似或直接“犯上”，然而却又十分合乎情理的现象，倒反而成就了书法史上一些极富个性的大家、大师级人物！ （二）“形其哀乐”——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如果说，“达其性情”尚属一个“书法家”的基准要求的话，那么，“形其哀乐”则明确地对书法创作的意境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追求。

众所周知，书法本身是一种极具抽象性的艺术。

由于单体汉字一般并不具有随意表情的作用（有人统计，在五万多个汉字当中，既使象形文字也只有三百多个，大约是汉字总数的十七分之一）；而书作者，特别是书作所依托的文辞所传递的“哀乐”，却偏偏要通过书法作品的“形”表达出来，这个“形”的含义，就很值得我们书法家品味了。

因为，它并不是某个理论家或书法家随意提出来就能提出来的，而是有无数优秀的经典作品事实上已经体现了的。

而且，她们其所以能够成为优秀，成为经典，也正是由于她们既具备了“达其性情”，又能够“形其哀乐”这样的“功能”和标准，才使他们得以成其为优秀或经典的。

因之，其表述“哀乐”的“形”的关键，就必然落在了汉字结体的欹正变化、用笔的骨力强弱、运毫的疾徐畅涩、使墨的轻重淡浓以及章法布局的开塞稳险……等方面，并使其给人产生以联想才会发挥作用，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 （受文辞意境等诸多因素启迪的）作者的心境——通过（受个性、学养、情绪等字外工夫所滋养的）运笔、使墨、布局等“形”迹 + （与作者心境具有共识的相对数量的社会群体）欣赏者的联想所产生的共鸣——最终实现作者所要表述的情感的恰切外化，即“形其哀乐”（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 这是一种美仑美奂的艺术境界。

而能否达到这一境界，则是一个书法大师和书法艺术大师的最显著的区别标志之一！ “有动于心，一表于书” 关于“作者的心境”和“情感的恰切外化”，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有十分具体的表述：“往时张旭善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如何“发”？一笔者注。

以下括号内文同）观于物，见山水岩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星列，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产生联想！）一表于书：变化如神，不可端倪”。

这里，首先是“有动于心”，然后才（动用“库存学养”所产生的联想所得）“一表于书”。

所谓担夫争道、观舞剑、看蛇斗……都是产生于联想，有所感悟，方于书中“发之”焉。

试看： 那乘醉意朦胧间“一表于书”，信笔写下了为历代书家称道的清逸秀丽，充满生机，能够充分体现晋人精神解放的自由之美并和王羲之那种 “放浪形骸”、神情散浪似清风明月、真气扑人那种人格美境界相“如”的《兰亭集序》；那在极度悲愤之中笔随心哭、至性郁结的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及自谓其书“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其诗写得苍凉多情，书作更是起伏跌宕的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不都是中国书法史上脍炙人口的“顶尖级”行书佳作么！陈绎曾《翰林要决·变化》云：“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

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深浅，变化无穷。

”大家知道，世界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有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人的“喜怒哀乐”情感变化，总是有诱因的：因环境、因事件、因人际之间的交流……等等，当然更多的则是受所书文辞的启迪，因之才有可能依据其所激发的“情”之“重轻”，“决定”字之敛舒险丽；始能“一表于书”，“变化无穷”。

可见书法的抒情性，则是书法之所以能否成其为艺术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这里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行草书中，最为人们推崇的佳作，包括《肚痛帖》、《鸭头丸帖》、《韭花帖》等，几乎都是“无意于佳作而自作”的“信手拈来”之作；而许多“认真创作”的书作，包括多次重抄的《兰亭集序》等，倒反而不如她们，何也？ “书者抒也”。

除了个性的张扬，更高的境界则在于和所书文辞内涵产生“共鸣”后激情的抒发。

元·张宴评《祭侄文稿》时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

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能出于无心，使其手心两忘，其妙见于此也。

”好一个“心手两忘”，以至“无心”顾及任何形式的约束！抱三怀纵，“意兴”出矣，“其妙”见矣！于是，情趋笔使，“醉来信手三两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兴来小豁胸襟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癫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数声起攘臂”。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极其生动地道出了在长期封建礼教压抑下，文人们只有在醉意朦胧的酒意（或假借酒醉）之后，才能真情袒露的那种“姿情任性，了无障碍”状态下淋漓尽致的创作过程。

仔细研读历代书作，无论是“多意气”也好，“三两行”的“兴”也罢，或则“千万字”的“胸襟气”、“数千张”之前的“倚绳床”，等等，等等。

这种情之所至而不能自已的“有感而发”，有时竟然能让“满座失声看不及”！这种情以书抒、抒情并茂的佳作，才是构成中国书法艺术的真正“脊梁”！ 近代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由于看破红尘，虔诚向佛，把“种种恶逆世界看作真实收益处”，因而他的墨迹不激不励，心平气和，潇洒自如，给人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感觉，“平淡、宁静、冲逸”，充满了宗教所赋予的超脱和恬淡，呈现出一派“空”“寂”的禅家气息，不同样是“情移书变”的佐证么？ 然而，这种意境不是任何书法作者都可能达到的。

即使当代一些被奉为“泰斗级”的书家，有谁能拿得出一件称得上既能“达其性情”，又能“形其哀乐”的精品佳作？而更多的人则是苦习终生，充其量作到“达其性情”。

甚或只能在××大师的阴影或××名家的麾下往来游走，千幅万幅不离“家门”，因而被斥为书匠、书奴，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文情书趣双峰并秀 中国书法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特别是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人说，书法是文化人的事。

《艺概》云：“写字者，写志也。

”文学的意境于书法的意境既有各自的独特性，而作为艺术又具有其一致性。

而二者巧妙完美的结合，即对意境的追求，不仅完全相同，而且是中国书法艺术重要特征之一。

综观中国书法史上所有优秀作品，无论是事先经过作者倾注全部学养等，精心酝酿、设计（意在笔先）；或者由于激情所使，信笔拈来，都无一例外地和作品内容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象《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等等优秀作品的产生是这样，其它能被后世所认知和推崇的作品，同样是这样。

著名的六朝摩岩石刻《泰山金刚经》，字里行间，隐隐中透出一种超然心态和庄重肃穆的虔诚信念。

“它表现的不仅是一种具体范畴的书法美，而且是一种慑人心魂的博大精深的境界，十分和谐地将宗教与艺术凝结在一起。

若不是宗教和书法艺术有着深层的理解，是很难写出如此超凡脱俗的妙品来的。

”（参见杜中信等合著《历代名碑技法》） 《松风阁诗帖》同样值得一谈：“我来名之意适然”，“想看不归卧僧毯”，“山川光辉为我妍”，“舟载诸友常周旋”。

其诗闲逸恬淡，潇洒而又放荡不羁。

这闲逸的生活、无尘的竟境，反映到书法上，其笔调舒适自然，有一种山林散仙野之风。

真可谓诗情书趣，浑然一体，魅力无穷！ 又如，苏轼到黄州的第三年。

“流放地的非人生活，报国无门、家有难归的愤懑情绪，使苏轼再也难以沉默。

他完全忘记了写诗招祸的惨痛教训，在一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推动下，挥毫写下了《黄州寒食诗二首》……从笔墨的转合之际、节奏起伏之间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强烈斗争和莫大痛苦。

这种斗争和痛苦是随着笔墨的逐渐延伸而加重加深的。

开始写的时候，还显得从容舒缓，但越写到后来，越发显得哀情难抑，不可扼止。

深情的文学语言和天才的书法语言，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崇高的悲剧美。

可以说，除了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外，几乎难以再找到如此强烈的具有感情冲击力和穿透力的作品。

”（李进孝《感受崇高，再说风流》见《中国书画报》 99/86 期 2 版）。

我们不妨再看看劲逸雄伟的《送裴将军诗》。

这是又一幅文书同构的杰作：“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陵何壮哉！”“入陈破骄虏，威声雄震雷，一射白马倒，再射万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