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法的修订与中国航天费用

长期增长的关键是制度与法律改革读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的《我为何看好中国经济增长》一文，我有不同的观点。

首先，我们需重新认识民富与国富的关系。

当中国的普通民众普遍安居乐业、生活美满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必然是富裕的，用以衡量经济发展指标之一的人均真实GDP也一定是名列前茅的。

反之，以追求名义GDP为目的的发展有可能导致可怕的结果。

当下的中国百姓可能最有感受。

政府是普通民众选出来的，并为之服务的。

中国百姓的愿景才是政府的目标。

因此以GDP赶超某国的运动会式的指标，充其量只是官员的自我感受，与百姓无关。

经济学家与其帮助官员规划GDP，不如帮助建立良好地制度。

评价一国经济发展的程度，也许用“生产率水平”更合理。

决定生产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人均自然资源和科技水平。

在中国，物质资本投入可能已经存在收益递减效应，在人均自然资源不足的状态下，提高人均人力资本和提高科技水平成为必然选择。

也许姚教授正是根据中国在这两方面大量的资金投入现状，而得出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结论。

也许这是对的。

当前全球各国都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都在竭尽所能地发展本国教育和科研。

但为何中国就能因此而在未来十年保持8%的年均增长速度呢？如果仅仅是资金和受教育人数问题，按人均值来看中国都不具有绝对优势。

看来姚教授的推理可能还欠缺什么。

人力资本是指人们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教育看作生产，产品就是未来有技能人。

考察教育的成果不仅看生产的产量（受教育人数），更应该看产品的质量（掌握技术的能力）。

就我有限的认知，中国教育至少存在学校设置的宝塔化，而非均质化；重视普通高校，歧视职业教育；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办教育等弊端。

在这样的体系下我很怀疑我们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

就姚教授提到的中国正加大研发投入。

我以为，研发投入与科技水平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加大研发投入肯定能在部分项目或领域提高科技水平。

但这只是点的突破，是个别的局部的。

一国的整体科技水平最终是靠全体的努力和创造。

政府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投入研发资金。

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成功案例。

科学技术有多种形式。

一种是公共知识。

在某个人发明一种技术后，每个人都能了解。

比如电子商务，当亚马逊通过网络销售我们以前只在实体书店买书的时候，很多人很快模仿了这种技术。

今天我们得以很方便的在家里购买几乎所有生活用品。

另一种技术是由私人拥有的——如贵州茅台。

只有茅台公司才知道它的秘方。

还有一种技术在一段时间内由私人所有。

专利制度给予发明者有限的排他性生产的权利。

除了第一种，所有的技术发明都需要有效的制度保护。

否则，如果很容易被人模仿并且模仿者得不到惩罚，就会造成反向激励。

人们不再愿意新的研发工作，而政府又不可能包揽所有研究工作。

这时建立制度比政府投入显得更重要。

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要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

要提高生产率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以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制度建设如何保证并促进提高生产率通常政府采取以下方法：国内投资，引进国外投资，促进教育发展，建立完善的健康医疗制度，促进自由贸易，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合理的人口政策以及完善的制度和公平的法律。

在以上的方法中制度和法律是对所有其他方法的保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政府果断的改革开放政策与规模效应和追赶效应的叠加。

所谓政府果断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因为一些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或政策离不开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

从尼克松总统突访中国而中美建交，到叶利钦改变俄国历史；从罗斯福新政，到邓小平改革开发，再到如今欧元危机的无解，无不表明人类因“损失厌恶”与“禀赋效应”而导致事态恶化，并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杰出政治人物的主张才能被公众接受。

用杨小凯教授的原文来阐明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

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

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

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 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

垄断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

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因此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预算法》修订为什么重要？一场大雨，让城市的真相裸露。

在“百年一遇”频频现身的当代，61年不遇的大雨听起来似乎不够规格，却使得帝都近乎沦陷。

根据官方次日公布的数据，北京暴雨已经导致37人遇难，这一数字目前还在攀升。

这场暴雨，似乎也印证了台湾作家龙应台此前的判断：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一场雨足矣——“因为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你要等一场大雨才能看出它的真面目来。

”北京遭遇暴雨并不是第一次，近些年已有不止一次水深火热的记忆；这场暴雨刚刚发生在去年7·23动车事件的纪念日之前，7·23动车事件夺走了40条生命；令人喟叹的是，此刻彼岸的伦敦奥运会冷淡开场，令人回味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手笔。

地上高楼林立的光鲜，到底抵不过地下的不堪。

国家是否文明，城市是否宜居，可能“看不见的”远比“看得见的”更为重要，而目前静默无音的《预算法》修订与暴雨看似不相关，却属于“看不见”中的最为重要一端。

所谓预算，就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也就是政府“钱袋子”怎么花的问题；而《预算法》即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预算管理的法律规范总称，换而言之，就是将政府花钱计划从制定以及实施均纳入“法定程序”。

预算为什么重要？政府国计民生的资金来源均主要来自预算，预算或许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程序；预算的制定、分配以及制定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经济权力分配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预算资金来源自财政收入，这意味着主要来自公众各类税费，这一权力的经济来源实际上来自公共空间，公众与政府之间实际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因此，公众获得权利，以《预算法》来对政府收支进行监督与审核。

由此可见，《预算法》可谓财政法中的基本法，与公众生活与民众权利直接相关，也被称为“经济宪法”，现代预算制度也公认为是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

尽管《预算法》如此重要，却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一度长期缺失。

1949年之初，中国预算制度就曾规定“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预算法》却一直没有出现；直到90年代，国务院方出台《国家预算管理条例》；随后不久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进行，上述条例逐步被取代。

现行《预算法》于1995年正式实施，其间《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痕迹不少，开篇即宣称“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其预算编制、预算体系、预算内容、预算调整等处理往往被学界认为不科学，也不合理，遑论透明。

也正因此，无论理念还是条文，这一法律长期被指斥为更类似政府内部条例，而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现代法律。

现行《预算法》已经实施17年，而中国财政近些年连连增收，已经迈向10万亿大关，法规与现实之间脱节再也难以回避。

也正因此，《预算法》的修订迫在眉睫。

本次《预算法》修订几年前重启起来，学界不乏呼吁，进展至今，《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求，其截至日期为2012年8月5日。

公共预算的立意之一即在于透明，而审视本次《预算法》修正案草稿，不仅低调公布，全文也未能披露。

从目前披露的修改来看，虽然在某些局部有所进展，但是根本性改变并未有所改变，甚至预算的原则也仅仅局限“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

”距离上一次修改，《预算法》已经过去十余年，本次修改之后，再度修改不知何年何日。

仅仅从目前公开的条款来看，如此修改幅度，并未达到大家预期，学界批判不少，譬如央行与财政部关系的修改，甚至有走了回头路之嫌。

学界与官方的“低调”，或许是有意为之，但是民间的冷感却是无心的本色流露。

根据相关数据，目前《预算法》草案获得反馈意见不到4万，不仅与去年个税改革时候的20万多条相去甚远，更距离其上下一心奔走呼吁的势头更是差之千里。

原因何在？或许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在说明：如果你夜行遭遇打劫，你或许恳求劫匪少拿一点，但是也不太会关心劫匪所获钱财如何花销，这或许就是人们对于直接从钱包中拿走多少的个税问题敏感，对于拿走之后税收如何花费却兴趣不大。

问题在于，税收不是保护费，你不可能是永远被打劫的一方，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更不该是累累出没的劫匪；更何况，公民与国家往往不是一揽子买卖，而是重复博弈，如果不能约束政府预算，那么未来的税收还将增加——正如推动预算改革的海外学人所言，“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

”人类社会的进化并非朝夕之间，从无知原初状态到人人彼此仇视的霍布斯丛林，再到现代社会，政府的嬗变不可忽视，公民与政府之间社会契约也日趋理性，正如洛克所言，“在订立契约时，人们交出的是部分自然权利，而保留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天赋人权，也没有放弃保存自己和社会的至上权力。

”亚当.斯密曾经在《国富论》中强调，政府应该是成为“守夜人”角色，其职能包括保护本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侵略的安全，保护本国人民不受社会中其他人欺凌的安全，作为代价，政府需要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为了维持政府的尊严，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花费”。

所谓花费，其实也就是预算，其主要来源就是财政。

预算，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经济桥梁——这是政府唯一有求于民众之处，也是民众唯一可以约束政府的之处。

事实上，历史上的多次革命与改良运动，都与财政有关，其背后推手正是公民权利对于政府权力的诉求。

“在法制修民之国家预算必须由代表人民之机关议决，政府照案执行，毫无自由伸缩之余地，预算不独为人民监督政府之特权，且亦为行政机关统制各级机构之重要方策，所以行政首长亦极盼此种制度之能够见诸实施。

”这是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1943年抗战初显曙光时为预算所作呼吁，他反复强调预算作为监督政府的权利，“今日文明国家得确立预算制度，我们不能不说是经过多少难关和险越多少路径所得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