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崩溃

濒临崩溃？实事求是评价文革时期经济建设2010年11月01日09:47 当代中国研究所文章摘要：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

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

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

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

“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

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作者：陈东林，原题：《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

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

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

胡绳同志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

（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

）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

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

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

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

（《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

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

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

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

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

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

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

（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

（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

）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

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

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那么，又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巨大经济损失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

如大串连、“停产闹革命”使铁路运输中断、停工停产；武斗、造反、打砸抢毁坏大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设施等等。

这些有形的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

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

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

如果能够持续“文革”前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10年国民收入应该多增长2793亿元。

（有的著作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百元应增效益还要受到基数、部门构成等影响，不可简单比较。

如90年代上述效益比“文革”时期就有下降，决不能说90年代比“文革”时期损失更大。

）此外，从计划指标本身看，“文革”时期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到完成，但确定的指标并不算高，“三五”计划本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原定指标较高，后来也大大压缩。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

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

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

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为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

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

最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

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

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

“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

我们常说，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将取得更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们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出发点。

以１９６６年开始的第３个５年计划为例，由于全国人民发挥了极高的建设热情，•计划实行不久，就显现了巨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