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看中国时事

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看中国时事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着，身边的事物转瞬即变。

有很多出人意料或者让人那一接受的现象不断涌现，例如人们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热议、“小悦悦事件”、“老人摔倒没敢人扶现象”等等。

国民的价值观念以及道德取向不禁受到质疑和挑战，我们以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思想观又到哪里去了？当我们为小悦悦的死感到惋惜和痛心的时候，当我们憎恨那些见死不救、铁石心肠的过路人的时候，当我们对于那些讹诈路人的老人或者家属表示愤怒的时候，当我们对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部分的修改表示不解和抱怨时，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种想法或者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唯物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审视国内出现的各种令人不解或者是愤怒的事，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价值观理性的看待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和不可超越的意义。

这个命题在当今世界受到许许多多人的赞同，特别在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更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肯定与支持。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我国的确立乃是亿万人民的历史选择。

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句话可以说振聋发聩，令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从法律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写进了党章，而且也写进了宪法，从而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与价值应无可怀疑。

过去我们只是太注重口头简单重复或再宣布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中国具有指导地位至少没有新意，因为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和活生生的事实，无须我们再为之饶舌。

但另一方面，无可讳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遮蔽、悬置甚至淡化，需要我们为之澄清、正名和落到实处。

我这里说的遮蔽和悬置主要指理论研究和现实实际的脱节，以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包含的巨大意义与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挖掘，许多情况下只是悬在空中或停留在形式上和理论上具有至尊地位，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全落实，有时甚至成为摆设和招牌。

接下来我们从最近网上热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来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指导意义。

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当然也是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但结合刑事诉讼法学的具体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应注意以下几种学习、研究方法的运用：（一）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证分析法刑事诉讼法是从实际生活中产生，随着实际的发展而发展，并为实际服务，受实际检验的。

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理论研究应当在实践中寻找课题，注重对实践中影响刑事诉讼效能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

这种实践性课题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其中对基本理论的研究，虽然不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他为正确回答实际问题奠定基础，提出方法，因而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2）理论研究应当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应用价值，如果涉及制度设计，应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其适用条件和实际效用，不能脱离这些实际因素考虑制度问题。

（3）充分运用实证分析，特别是个案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尤其是个案分析，应该是学习、研究形式诉讼理论的最佳途径。

（二）历史分析的方法研究刑事诉讼的历史，是为了研究诉讼的现在和未来。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各国的刑事诉讼都因其历史发展情况和文化背景不同而各有各自的特色，但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发展也有也有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共同的，特别是制度构造的主要机理具有很多的共同性。

（三）价值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中，运用价值分析方法，是通过分析刑事诉讼的利益、价值和目的，来研究刑事诉讼制度及程序模式。

（四）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诉讼结构决定着诉讼运行的方式，它不仅是诉讼活动的基础，同时是诉讼功能的保障条件。

（五）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是为了交流和借鉴，开阔我们的眼界。

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法律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刑事程序法制的建设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和比较丰富的理论。

当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出台的那天，人们就开始对新的修改法条进行细致详细的研究，不同的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原有法条的规定和修改后的法条进行比对，进而从中发现进步与不足。

对于进步或者符合他们的期望的修改，他们坦然接受，但是对于为符合他们的期望或者和他们的期望有偏差的，他们都会发出或多或少的声音。

因此就出现了网络上或者报纸等其他媒体上漫天遍地的对刑诉修正案的热议。

作为一个对法律存有崇敬之情的法律人，我会用比较理智、理性的思维看待刑诉的变化。

运用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的看待刑诉的修改，从中分析出立法者为什么这样修改或者未作修改。

当我们发现律师的权利在修正案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肯定和保护时，当我们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修正案中没有太多的重视时，当我们分析到有些法条前后矛盾或者冗杂时，当我们认为有些规定含糊不清无法正确实施或者存在歧义时，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

经济在发展，立法在完善，但是任何一件事物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

没有什么事物是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才是事物的生命所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还有指导青少年成长的作用，从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不难看出那些所谓的问题少年“80后”、“90后”们表现出了新一代的价值与力量。

80后”和“90后”，他们在“5·12”地震后显示了极大的热情，很多人成了志愿者，积极奔赴灾区。

据我分析，我认为不是这些“80后”和“90后”改变了，似乎他们原来不好而通过地震以后的表现就变好了，他们实质上没有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对于他们的观念。

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他们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人生活中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展现在日常生活中，另一个方面展现在重大事件中。

平时我们和年轻一代打交道基本上体现在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方面，在这些小事上他们往往具有叛逆倾向，经常和长辈对着干。

在一般的情况下，也很少发生重大的事件来提供我们检验他们的机会。

我们不能凭借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小事，因为两代人互相看着不顺眼就来评价他们这一代人怎么越来越差了，正如鲁迅先生批评的“九斤老太，八斤老太，七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观念。

当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人的生活还有重大的一面，否则就会作出片面的评价。

人平时都在熟悉的事情里处理各种事情，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五毛钱或者一块钱和别人吵架。

在汶川地震以后，我们看到有几百辆出租车的司机免费运送人员，这就表明：一个重大的事件可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日常生活小事只是展示个体精神的为人所熟悉的一面，没有展示人的精神中所隐藏着的宏大的一面，因为没有“宏大事件”来进行检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日常小事来评价一个人。

这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仆人眼中无英雄。

”即使做拿破仑的仆人看到的也只是他的吃、喝、拉、撒、发脾气、不遵守规则。

是不是可以依据这些就此判断拿破仑是个很差劲的人？当然不是。

拿破仑毕竟是个英雄，仆人只是缺少机会看到他展示伟大才华的一面。

我有篇文章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讲的就是同样道理。

对于年轻人，我们不要只看他们卿卿我我、斤斤计较、格格不入的一面，还要看到他们有待开发的一面，特别是在“宏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一面。

建国以来我们谈道德、政治等问题，其核心就是集体主义。

从某种角度而言，集体主义的前提就是取消启蒙对个人本位、个体差异的肯定，要把这些个人的东西消融在集体主义之中。

我们曾经搞过的人民公社、人才单位所有制就是和启蒙思想相对立的。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谈集体主义，一直避谈个人主义，这表明我们一直没有考虑启蒙问题和个性的差异，一直耽搁启蒙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当先来考虑启蒙强调的人格、个性，再来强调集体的美德。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讲一种Virtue，即美德，麦金泰尔也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叫After Virtue，即《追求美德》。

在共同体里我们确实要提倡一个人如何为集体服务，但是集体主义的前提是个人本位。

每个人的个体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应该受到尊重，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来谈集体主义。

马克思谈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但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就变成了“人的全面发展”了呢？这个修改不是故意的，它表明我们的文化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它是反启蒙、反个人的。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人总是处于个人状态的。

比如一个民工到城里打工，这个时候就是个体本位，他所考虑的是他如何来处理个人的事情。

又比如，这个民工一旦失业了，他也就相应地离开了一个集体。

当然，现在我们正处在历史大错位中，要防止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尽管现在西方有很多学者在反省启蒙和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启蒙和现代性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我们现在连现代性的成果都还没享受到就来批判现代性，越批判，个人的人格、人性就会越丧失！西方一些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写文章呼吁要返回西方文化的家园，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搞形式主义，跟着写返回家园。

我认为他们弄错了，中国人现在需要的是走出家园而不是返回家园。

农村有些人到城市来打工，城市有些人到国外去打工，这难道不是走出家园吗？西方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经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比如，英国农民在“羊吃人”运动的背景下不得不走出家园，又如雨果《巴黎圣母院》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流浪汉，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他们走了几个世纪现在要返回，我们还没走出去怎么就要返回呢？我们现在的处境和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差不多，我们需要走出去而不能搞形式主义跟着西方返回家园。

在形态学看来，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今天的中国等同于16－19世纪的欧洲，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需求和我们现在的需求大致一样。

我们要善于引入形态学的时间观念来理解这些现象，否则就会导致形式主义。

西方搞什么我们不能盲目地跟从，说不定我们要做的正是相反的事。

再看看前不久出现的“小悦悦事件”，一个孩子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救他，十几个路人冷漠的走过，那一刻人心的善良荡然无存。

很多人开始批判社会进步的同时是不是民族整体道德的沦丧和丢失，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又被丢到何方？道德信仰的性质取决于特定时期社会道德的性质。

社会主义道德信仰之所以带来了道德信仰的革命性变革,其根由就在于,其一,道德同利益基础第一次由虚幻变为真实;其二,利益基础第一次由虚幻变为真实;其二,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确保了社会主义道德的科学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从而也为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确立科学的道德信仰创设了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在于它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它的当代价值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仍是现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