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会计研究_中国会计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综述

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会计研究———中国会计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综述刘星刘斌张金若（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400044）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会计准则建设、公司治理改革、审计与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公司财务与金融机构改革等重要议题都引起了全球会计学术界、实务界和监管层的关注，并取得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也产生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同时，在财政部主导下，我国近几年来在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政府会计改革、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改制等领域也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为了更好的分享学术界近年来在这些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在激烈的探讨中完善现有研究、寻找新的研究思路，由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主办、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承办的中国会计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于7月2－3日在重庆召开。

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会计理论与方法、资本市场会计、公司治理、审计与内部控制、公司财务与金融机构、管理会计、XBRL、政府会计与会计教育、社会责任会计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普遍认为，本次报告的论文在选题、研究方法、论文的整体水平上相比往年都有一定的进步。

以下根据交流论文的领域，将开闭幕式大会发言及各分会场的主要观点逐一归纳综述。

一、会计理论与方法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运用实证与规范会计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会计研究，在国内高水平期刊以至于国外顶尖期刊上发表的高质量文章逐渐增加。

然而，关于学术界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助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

杨雄胜在会议中提出了三个深刻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与思考。

这三个问题是：当前会计学术界有多少研究是在研究会计？其中又有多少在研究中国会计？学术界进行会计研究时具有严重的八股文倾向，文献是前人的、假设是随意的、模型是老外的、数据是人家的、计量是自动的，作者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呢？同样，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发了会计界的诸多思考。

例如，会计准则以及会计信息在金融危机当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会计在监管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计准则需要做出哪些改进？针对这些问题，与会代表们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探讨。

刘慧凤采用历史分析法，对会计宏观社会后果进行了反思，发现会计信息披露实际是作为一种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运行的信号机制而出现的，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出现矛盾时，会计就会受到指责，为此，会计信息应该在供给和使用范式上都予以创新。

针对会计计量属性选择标准，王志伟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建立一个资产计量模型，并运用模型解释和检验了会计准则的有关计量模式。

在具体会计准则领域，周华对股权投资的“权益法”会计处理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杜静然从演化博弈视角诠释了会计准则变迁。

针对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救市法案的公允价值议题和金融机构对公允价值的责难，于永生认为这些指责存在明显的谬误。

同样，张军也认为公允价值是金融危机的“替罪羊”。

针对碳排放初始会计计量问题，张彩平认为履行义务模式更适合于确认与计量碳配额贷方。

二、资本市场会计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以及中国会计准则改革的经济后果，例如，是否降低了权益和债务资本成本，是否增强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是考察准则趋同与准则改革成效的重要依据，而有关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林庆云围绕“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是否让企业的资本成本降低”展开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并没有因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而获得资本成本的降低，而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期间日本股市表现极度低迷，企业筹资难度增大。

相反，吉利以中国新会计准则实施为契机，发现会计准则的执行降低了股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系统降低股权资本成本，而这又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股权性质相关。

金智发现，在我国，市场环境越好的地方，会计准则执行效果越好，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罗正英以2004－2007年我国中小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差异对企业是否能够取得银行贷款并没有显著影响。

针对公允价值是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的一大亮点，谭洪涛对公允价值与股市过度反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股市过度反应确实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曾雪云则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发现公允价值计量显著增强了以个股收益波动以及以个股相对风险表示的资产价格波动性，且金融资产规模对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联性有显著增强作用，显示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脆弱性存在间接不利影响。

将公司治理嵌入盈余管理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做法。

丘邦翰以2004－2008年间具有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及成立时间长短、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发现这两个因素单独或者共同发挥作用都不能显著降低公司实质盈余管理。

万惠珊从管理层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

林川则从CEO变更视角研究企业盈余管理，发现CEO变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依赖于公司业绩，业绩越差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也越大。

刘永丽博士生从管理者背景特征视角研究企业盈余管理，发现管理者背景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正向盈余管理的影响。

黄琼宇发现，企业上市方式对家族企业的盈余质量具有显著影响，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具有更多的政治关系，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政府资源和政治负担，为了掩盖这种特有资源的成本，企业会提供更差的盈余质量。

除了研究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之外，与会代表还围绕盈余管理的成本和盈余重述等展开研究。

例如，刘行考察了我国1992年以来三次会计准则变迁对盈余管理所得税成本的影响，发现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过程中，会计与税法差异逐渐扩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显著降低。

围绕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特征及其与市场反应的关系，周琦发现了一些有趣现象。

例如，盈余重述呈现越来越复杂，涉及项目越来越多的趋势；我国被动重述的比重较大，上市公司主动进行盈余重述的动力较小；重述公司的短窗口CAR显著负数。

基于盈余管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余怒涛对并购绩效、盈余管理和公司治理的三角关系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

机构投资者与应计异象的关系方面，曾振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减少应计的错误定价程度，提高市场对应计项目的定价效率，减少应计异象。

张健则发现，我国机构投资者季度性交易行为能够根据应计信息做出反应，但老练机构投资者基于应计信息的交易行为并未减缓证券市场应计异象。

王玉涛发现存在业绩变脸的公司或管理层机会主义披露行为的公司，跟踪的分析师数量更少、预测误差和分歧度更大。

会计稳健性一直是资本市场会计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例如，Basu，1997；Watts，2003）。

徐全华将会计稳健性、财务困境与公司财务风险转移结合起来研究，发现公司处于财务困境时，管理者的风险转移行为随着会计稳健性的提高而下降。

于忠泊发现，由于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会计稳健性对投资者保护有积极作用。

三、公司治理近年来，公司治理一直是财务会计、公司财务、企业管理等学科关注的话题，其研究文献特别多、研究视角特别广。

其中，高管激励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除了张玮倩从媒体报道的视角研究媒体报道的效果对高管薪酬的管制作用，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高管薪酬。

蒋涛以ST公司为样本，发现业绩信息异质性和管理层权利是导致管理层免于薪酬惩罚的重要因素。

王清刚也对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关系展开了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发生异常高管薪酬的可能性越大。

李辰颖则从控制权性质、CEO声誉视角分析了未预期薪酬，发现CEO声誉与其正向的未预期薪酬显著正相关，但没有发现CEO声誉与负向的未预期薪酬存在相关性，且这一现象只存在于国有企业。

与会代表还专门研究了政府干预对薪酬的影响。

例如，沈永建发现，作为政府干预代理变量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冗余雇员规模越小；冗余雇员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使得基于会计业绩的度量评价作用减弱。

王烨以2006年股权激励制度改革为契机，发现政府干预不仅削弱了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意愿，而且抑制了国资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

陈运森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董事网络，认为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其所处董事网络的影响，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高管薪酬对业绩的敏感度越大。

卢闯发现公司规模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而才能对薪酬的贡献依赖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拓展才能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提高薪酬水平。

公司治理的其他报告论文同样形成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

刘星等在我国转型时期所有权制度背景下，以掌握实际经营决策权的国有企业高管层为切入点，研究高管控制权特征对公司资本扩张的影响，探讨资本扩张可能引致的财务风险，对于理解微观领域的投资问题与财务困境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肖成民将制度弹性引入会计与财务分析，以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为例，阐释了制度弹性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并指出了建立和维持政治关系是控股股东寻求和利用制度弹性的具体方式之一。

吴先聪发现，各类机构投资者整体上促进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具有私有产权性质的证券投资基金有效地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而具有明显公共产权性质的社保基金没有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做出积极贡献。

张金松则对多职位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展开研究，发现多职位公司的公司具有较低的市值－账面价值比，但资产净利率却较高。

陈琴发现公司治理机构会影响公司所得税避税程度。

四、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领域也是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内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等问题。

李明辉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度量事务所规模，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之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之间都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这表明大事务所可以收取更高的审计费，这也意味着，在我国审计市场，规模效应相对于其他三个因素可能并不占优势。

郑育书分析了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合伙会计师之边际收益生产力越高。

刘启亮则关注会计师事务所是否通过扩张“做强”，发现国际四大兼并国内所和本土大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改善效果是有区别的。

国际四大兼并国内所以后，审计质量明显改善，并且在兼并后的三年间，审计质量明显逐年提高；而本土大所合并后仅在第三年发现审计质量具有显著提高。

王玉涛认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还对可操控性应计额与知情交易概率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由大型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应计额与知情交易概率的正相关关系更弱，大型事务所的审计治理更好地抑制了以私有信息为基础的股票交易，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保护。

郑杲娉从监管角度研究发现，事务所被处罚后审计质量的提升均不显著，但市场占有率显著下降。

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具有影响，而行业专长、审计任期等因素同样影响了审计质量。

叶飞腾发现，会计师审计任期能够提高审计质量，但主要体现在签字会计师缺乏行业专长的时候，而当会计师行业专长增加时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