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及其政治思想

康德及其政治思想这学期学习过西方思想史这门课后，对于西方的思想家及其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也激起了自己很大的兴趣，想更加了解。

在西方众多的思想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德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康德。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政治上，康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政治思想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特点的直接体现，他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诸侯割据、民族分裂，批评专制政体，向往和要求自由、平等、独立；另一方面，又不敢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用一种含蓄、晦涩、抽象语言和方法论证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认为唯一理想的“共和国”在现实的世界中是无法实现的，它只能存在于“此岸世界”是今世达不到的，来世继续谴求，因而把革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

“现实存在的不是理想的，理想的又是不可实现的”是康德革命与保守两重的政治思想集中概括，同时也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我们可以从康德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国家政权的论述及对政体的看法的字里行间中深深地体会到。

康德曾经是法国革命的热忱关怀者，当德国许多人背离时，康德还信守启蒙观念不渝，因此被称为“最后一个雅各宾派”。

但实际上康德并不是激进的暴力革命的雅各宾派，而不过是在落后德国状况中要求变革的改良派。

这可以从康德对法国革命矛盾的态度中看出。

一方面他对法国革命所要追求的目标非常同情，对法国革命热忱关怀，因为这是与他自己的道德与政治信念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排除了任何反抗的权利。

康德反对任何以暴力的、非宪政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

尽管他同情革命者的目标，但他却不赞成革命者的手段。

不得不在目标和手段之间作出区别，这就陷入矛盾之中。

康德在对法国革命深切同情热忱关怀的同时，又对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认为法国人民推翻君主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康德把法国革命看成发生在当代的这样一桩事件，它戏剧性地证明了人性中的道德秉赋，证明人类确实是在朝着改善前进。

“它仅只是指观察者的思想方式……表明人类全体有着某种共同的特性，它证明人有道德性，或者至少在其形成中。

这使我们不仅可以希望人类的改善，而且就它的影响在目前已经足够强大，它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改善。

”康德所强调的，并不是法国革命本身证明了人类会朝着改善不断前进，而是这一革命在旁观者(康德本人就是这样的旁观者)心中所引起的反思表明这一点。

康德赞同的不是叛乱或革命本身，而是一个民族不受其他外部力量的干涉，给自己创建一部他认为是合适的公民宪法，赞同法国人民正在寻求创立的那种宪法，因为那是一部共和的宪法，唯有在这种宪法体制下，才能防止侵略战争，争取和平，这是革命的先进的政治思想的表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一部君主制宪法的民族，因此，就可以自命有权去改变宪法，哪怕仅只是在自己的心里秘密地怀有这种愿望”。

在康德眼里不应当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创建共和体制，而应当用和平的演进方式逐步建立这一体制，既然暴力革命不可取，那么政治变革的途径就只剩下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种了。

康德认为，政治变革不能急躁莽撞必须在环境力量的作用下逐步进行，他认为在君主国中，通向共和体制的唯一合法的道路是通过君主本人渐进的改革。

因此，可以说，在政治观上，康德先是个保守主义者，其次才是改革者，康德的保守的一面是占主流的。

康德把国家定义为：“许多人在法律统治之下的联合体。

”任何现实的国家，只是就它的法律来源于权利的先天原则而言，才是与国家的理念相符合的。

现实的国家可能完全没有达到国家理念所设定的标准，但无论如何，国家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个人要接受现实。

·康德强调个人要接受现实，只有对法的忠诚才能自由，也表现了他对现存的法律、秩序、制度和君主的服从。

康德指出：“一切反抗最高立法权……一切诉诸暴力的反叛，在共和政体中是最大和最须惩罚的罪行，因为它破坏了它的基础，这种禁止是绝对的。

”“人们在任何情况下抗拒国家最高立法权力都不是合法的。

因为惟有服从普遍的立法意志。

才能有一个法律的和有秩序的状态，因此就不存在暴动的权利，更不存在叛乱权……”康德认为即使君主破坏了法律，滥行了专制，臣民仍无反抗的权利。

“人民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

在康德看来，对封建德国只能服从，不能反抗，那种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在法国是合适的，在德国则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

可见，康德的政治观实际上把革命的愿望仅仅停留在思想上，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个人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我完善，而不是采取革命行动。

康德认为，作为理性观念(法的观念)的“目的国”应建立在三项先验理性的原则的基础之上：“1 宪法规定的自由，这里指每一个公民除了他表示同意或认可的法律外，不必服从任何其他法律；2 公民的平等，这是指一个公民有权不承认，在人民当中还有在他之上的人……3 政治上的独立(自由)，这个权利使一个公民生活在社会中并继续生活下去，并不是由于别人的专横意志，而是由于他本人的权利以及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权力。

”也就是说，国家建立在自由、平等、独立的原则之上，每个社会成员作为国家公民都是自由、平等、独立的，这也是每个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康德的这些思想明显具有进步性，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自由、平等、独立的向往和要求，以及对封建专制、诸侯割据、民族分裂的不满，它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学说，尤其以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为依据的，表现出了康德整个思想中反封建启蒙主义的方面。

康德认为，所谓“自由”只是思想、言论和投票选举的自由，而不是行动、反抗和暴力革命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而不是行动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指公民服从的自由。

所谓“平等”只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不是经济上的平等，他曾表示过：“这个一般的平等，是同人们私有财产数量等级上极大的不平等共存的。

”所谓“独立”，康德认为并非所有公民都是独立的，他把公民区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后者主要包括妇女、雇工、学徒、仆人、家庭教师和农奴等等，由于他们经济上没有独立性，需要依赖他人而生存，因而就不能享有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只属于那些拥有财产、不依赖他人的“积极公民”。

关于国家政体形式，康德认为传统国家具有三种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形式都可能变为专制制度。

在此，康德着重研究了国家的治理方法。

他受到孟德斯鸠分权论的影响，认为国家主权应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人民；行政权应掌握在依法办事，并服从立法权的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手中；司法权由官吏行使。

他认为，三权的关系既是从属的，又是协调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专制。

康德在批评了专制政体、倡导三分主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理想政体模式。

他认为只有“共和国”才符合自由的要求，才是“公共意志”的真正体现，因而是最为理想的国家形式。

康德主张代议制的共和政体，但他认为共和制也可与君主制共存，只要开明君主实现共和体制，体现“公共意志”，将立法与行政分开就很好；一个国家很可以对自己以共和体制进行治理，尽管它在当前仍是君主的统治方式。

他甚至提出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人数越少，他们的代表性就越大，国家体制也就越接近其共和主义的可能性。

”在贵族制及民主制政府中有一些人拥有执行权，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利益会有很多机会是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执行产生偏差，如果只有一人当权，就会阻止私人利益影响执行立法机关的意志。

在这个意义上，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容易接近那个唯一完善的合法体制，即“共和”体制。

而民主在康德看来却一定是专制暴政，并不能保证符合真正的“公共意志”。

他同时又指出，这一唯一理想的“共和国”在现实的世界中是没法实现的，它只能存在于“此岸世界”，这是其政治思想中革命与保守“两面性”的又一生动体现。

正如马克思所说：“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基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

”既然理想“共和国”存在于“彼岸世界”，那么，在康德的心目中，可望而可及的理想政体的只能是“君主立宪制”。

在他看来，这种代议制的君主立宪制实行立法与行政的分权，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君主，国王能够在遵守法治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管理。

按照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既参加了政权，又保存了君主制，达到了阶级调和的结果，但康德反对激进的政治变革，主张温和的、自上而下的变革。

康德当然也希望看到现存的国家尽可能地接近国家的理想，成熟的人民通过代议制参与制定法律，但是经验的世界总不会尽善尽美的，理想是可望不可及的。

他认为大众自下而上地变革政治制度必然导致混乱，如果他们从国家中夺取了政治权力，社会就会解体成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

法国革命的恐怖就是这样的例子。

康德曾说过，尽管人们埋怨现在，但并不真正要求回到过去的原始状态中去。

“在哪种秩序下，才可期望朝着改革前进?答案是：不能靠自下而上的事物进程，而只能靠自上而下的事物进程。

”因此，他宁愿冒专制主义的危险，也不愿意回到野蛮状态。

可见，康德一方面反封建，坚决主张代议制；另一方面，主张“努力用进化来代替革命”，基本要求是三权分立和人民立法，具体路线则是力主改良渐进而反对革命暴力，他不是否定现存法律、秩序和君主制度，而是在肯定它维护它的前提下要求作些改进。

康德的这种政治设计，是与他整个政治思想的保守性、妥协性分不开的，这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精神最为明显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康德的政治思想：“现实存在的不是理想的，理想的又是不可实现的。

”前者是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反映了康德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也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推翻封建专制、消灭诸侯割据、发展资本主义的正义要求；后者又是对现实社会的妥协，这一方面又是德国资产阶级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软弱性、妥协性和折衷心理的最明显的表现。

康德的政治思想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理论上的体现。

虽然它是温和甚至是保守的，但在其保守与妥协的外衣中，却包含了为资产阶级利益摇旗呐喊的本质。

康德未能摆脱德国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没有脱去德国庸人气味，但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他充满革命进取精神，不满于现实而且希望合理地改造现实，这比当时德国自私而近视的资产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