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与隐逸文化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分析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分析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分析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
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都是出自陶渊明之手。
隐逸诗人陶渊明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
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
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
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
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
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
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
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浅读陶渊明诗文意象中的中国古代隐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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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我们的时代之二——隐士与隐士文化

4.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 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王蒙的画……………………………………………………….. 董其昌……...……………………………………………………………..…….
5.隐于朝,如东方朔。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 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国学与我们的时代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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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 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 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 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 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缘择木,恐伤弓远之 曲木。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作 者 : 卢 藏 用
夜 宴 安 乐 公 主 宅
以 用 语隐 送马高的 之承士终 隐求 ,祯被南 逸高 指亦聘山 》官 着被,隐 记, 终征授居 ,如 南召官, 卢唐 山而左等 藏代 云坚拾待 用的 这: 持 遗 朝 考 卢 就“ 不 。 廷 中 藏 是此 仕 后 征 进 用 “中 , 来 召 士 。 终大 欲 , , , 刘 南有 归 另 后 先 肃 捷嘉 山 一 来 去 《 径处 , 隐 果 长 大 ”。 卢 士 然 安 唐 。” 藏 司 以 南 新 ·
8.
9.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 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 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 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
10.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 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
《归去来兮辞》中隐士文化解读

《归去来兮辞》中隐士文化解读《归去来兮辞》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经典作品。
该作品写于作者刚辞官时,表达了其归隐田园之后内心的真实感受。
陶渊明在该作品中,描写了一系列具体的事物,并打造出了一种安宁闲适、自然舒畅的意境。
本文中所呈现出的景色和思想观念等,无一不彰显出隐士文化的特点。
从隐士文化的发展历程看,这篇作品可称为代表之一。
一、排斥官场.淡泊功名该辞赋的作者陶渊明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其主要表现在排斥官场,淡泊功名。
这一价值观有一个具体的形成过程。
在陶渊明年轻时,曾怀抱“兼济天下”的志愿,不愿意缩在茅庐之中,并想方设法寻找实现理想的途径,即出仕为官。
但当时社会等级制度非常森严,而陶渊明又有着鄙视名利,不为金钱和官衔折腰的气节,因此其仕途发展不甚光明,颇受阻碍。
所以,陶渊明曾经五次为官,但也只担任过类似县令、参军之类的小职位,在十三年时间中大多时候都在家赋闲。
这样的仕途并没能实现陶渊明的大志愿,反而让他见识到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
这时,陶渊明热爱自然、喜欢隐逸的天性又被激发了出来,坚定了他隐居山林的意愿。
于是,他毅然辞去县令一职,走上了一条和仕途背道而驰的路。
《归去来兮辞》就是他刚回到家中时所写作品,开篇就表达出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受。
这句话是陶渊明的真情流露,道出了他对于为官的悔恨,同时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谴责。
陶渊明认识到“今是而昨非”,并为自己“迷途未远”而感到欣慰庆幸,“知来者之可追”则表现了他对将来的期望。
这便是“归去来兮辞”中所体现的隐士文化,陶渊明排斥官场、淡泊功名之心天地可鉴。
二、饮酒赋诗,亲近自然在当时社会,饮酒赋诗属于隐士们生活当中主要活动之一,而诗与酒的呈现也是隐士文化的代表性特点。
就以陶渊明来讲,其关于饮酒的诗就达到了二十首。
连苏轼都曾言:“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略显夸张,但也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酒在隐士文化中的地位。
陶渊明归隐之后,首先就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之后便“引壶觞以自酌”。
分析陶渊明的诗歌思想总结

分析陶渊明的诗歌思想总结陶渊明(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是我国东晋时期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政治家。
他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被誉为"博识多才、文思敏捷"的文化名人。
同时,他还以自然主义思想和清新淡泊的生活态度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我将从陶渊明的诗歌思想角度分析他的文学特色和思想主张。
首先,陶渊明的诗歌思想表现为隐逸意识和归隐之志。
他生活在动荡的时代,见证了东晋朝廷的衰败和社会的混乱。
在政治风波中,陶渊明决定隐居山林,远离世俗的纷扰,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自由。
他表现出了对尘世喧嚣的厌倦和对自然幽静的向往。
这种归隐之志在他的诗歌中表达地淋漓尽致,如《归园田居》中写道:“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旗。
”他将自己的理想境界与自然景观相融合,表现出内心深处对宁静、纯净生活的向往。
其次,陶渊明的诗歌思想体现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崇拜。
他将自然景物描绘得生动而美丽,赞美大自然的真实与恢弘。
他的诗作中不仅有对山水的形象描绘,还包含了对自然界的各个方面的观察和感受。
例如,《采菊东篱下》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他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抒发了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
陶渊明的自然主义思想使他的诗歌带有浓厚的田园风格,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另外,陶渊明的诗歌思想还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思考。
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善恶。
在他的眼里,社会现实是污浊不堪的,人性深深受到世俗的腐化和功利的侵蚀。
他通过诗歌将这种现实揭露出来,同时呼吁人们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追求心灵的清洁与高尚。
例如,《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恒情悄然逝,以是不我忧。
”他以清新淡泊的态度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向人们传递了一种超越现实困境的力量。
最后,陶渊明的诗歌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陶渊明被称为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家境衰弱。
后曾任江州祭酒、彭泽县令等职,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他的归隐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名利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
从而陶渊明的归隐形成了一种隐逸文化。
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
同时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追求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喜爱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冲淡平和的艺术风格,给后世需要远离世俗尘埃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栖息地。
陶渊明的归隐有多种原因。
最主要的是陶渊明本性使然,其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的时代,政治上的争权夺位和肆意杀伐使追逐恬静,避免祸乱的他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
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最终脱离官唱回归田园。
在《归去来兮辞》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
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所以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他归隐田园不仅与他率真的个性有关,而且离不开社会现实使然的原因。
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使得战火连绵,以至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和一系列的流血斗争,他是耳闻目睹和身受其害的,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浅论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的隐逸思想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隐士,其诗作中体现了浓郁的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一种追求内心自由与宁静、远离尘世烦扰、追求自我完善与卓越、行持道德的人生哲学。
隐逸思想渗透在陶渊明的诗作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深受读者喜爱。
首先,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出隐逸的山水情怀。
山水自古以来就是士人们隐逸乐土,陶渊明的诗歌也是如此。
他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隐逸的寓言故事,讲述了一个隐居在深山中的理想之乡,并以此批判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腐败。
他的诗歌中也融入了对山水的理解和热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其三》)“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桃花源记》)这些诗句抒发了他内心对山水的向往和追求,反映出了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其次,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出对清静的渴求。
陶渊明对于清静的追求可以从其诗作中得到明显的体现,清静成为他思想和行为处处呈现的特色。
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羁旅深山,愁闻空蝉,徘徊榆关”(《归园田居·其二》)的无尽孤独,甚至可以感受到他的隽永清寂,“野望千里,烟光袅袅。
”(《饮酒·其七》)这些深情的句子表达了他对平静、清闲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此外,陶渊明诗作中还往往流露出对世俗的蔑视和对道德的关注。
他在《桃花源记》中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批判,表现出了对世人的不满和对清高高洁的向往:“闻道无妻先隐泪,有妻空更试比年。
”(《归去来兮辞》)这一句诗表现出了他对于世俗婚姻制度的蔑视与调侃。
而《杂诗·其二》“是以嘉乡者,游避胜于市,退身卫其真,得非相之事。
”则表明了他坚持道德清高的主张。
总之,陶渊明的诗作中体现了浓郁的隐逸思想,他一方面具有对山水的爱好和崇尚清静的追求,另一方面对世俗的蔑视和对道德的关注,体现出一种深沉的隐逸情结。
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即便到现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价值意义。
陶渊明隐逸诗句范文

陶渊明隐逸诗句范文饮酒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当时的文人竞尚浮诞,驰骋玄理,专事清淡。
这种风气在文学上表现为文学内容空泛,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然而,在这样一个文学的贫困时代里,有一位诗人如同奇葩独放,以其鲜明的色彩和新颖的风格,一洗往日积垢,为文坛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位诗人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幼生活在浔阳柴桑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
在大自然的奇山异水之间,陶渊明勤读诗书,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陶渊明30岁开始步入仕途,但他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几次仕而归,归而仕,最后在担任彭泽令的时候,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而解绶去职。
从此,他告别仕途,走入山水田野之间,开始了“不以躬耕为耻”的幽居生活。
隐居生活使陶渊明的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他每日弹琴读书以消忧,著文赋诗以明志,时常与乡里邻居聚集一堂,相互切磋。
这样的生活使陶渊明对山水田园、风土民情有了真切的体会,他吟诵出一首首清新隽秀的山水田园诗,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
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和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田园诗、咏怀诗、哲理诗。
田园诗约30首左右,数量虽少,却是中国田园诗的奠基石。
诗人把景、情、理三者巧妙结合起来,描绘了优美清新的田野风光和朴实单纯的人际关系。
一般人认为枯燥平淡的耕读生活,在他的笔下显得充实美好、摇曳多姿。
《桃花源诗》(并序)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品。
梁启超曾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序》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鼻祖,那首诗自然也是浪漫派的绝好韵文。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桃花源诗》描写的是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是陶渊明探索人类美好未来的结晶。
诗序《桃花源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超过了正文《桃花源诗》,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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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东晋至南朝结束应当看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文化发展的第四阶段,其代表人物非陶渊明莫属。
他生活在一个“乱”与“篡”的时代,抱负和理想尽皆付诸东流。
陶渊明不断出仕,即又旋即辞官,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不适应。
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会郡遣都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
’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陶渊明屡次去职的根本原因,而他的《归去来兮辞》更从生活情调的深处说出了这一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耜。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心为形役”是他最大的精神痛苦,他决心要摆脱自身躯体及物质的役使,获得心灵的自由高蹈。
他在历经了官场的龌龊和束缚之后,终于迷途知返,把“良辰孤往”、“植杖耘耜”、“东皋舒啸”、“清流赋诗”看成自己的“天命”,因而从心灵的深处释放了政治上的失落感,“乘化归尽”,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这位被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大诗人本人就是一大隐士,对于隐逸,他有着最为深刻的生命体验: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神释》)既不是冷漠的避世,也不是愤不释怀的怨怒,而是摆脱樊笼后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并将这种独立和自由积极地指向对无道现实的批判和矫正。
陶渊明的这种独立、自由、深情而又刚劲的生命情调是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由两汉经西晋终于在陶渊明这里找到了较为确切的定位:怀道而隐,以隐彰道。
魏晋名士和隐士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肯定了“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
然而,鲁迅先生也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
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至于他们(孔融、嵇康等)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过执得多了。
”言外之意是批评孔融、嵇康坚持礼教,而实际上,他们所坚持的是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处的具有永恒合理性的文化理想,如果连这一点都否定了,那我们就更失去了维系精神的力量,鲁迅所说的魏晋时期的“乱”与“篡”必将愈演愈烈,整个民族也许会就此毁灭。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这“师心”与“使气”便是直抒胸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激。
应当说,林泉之隐大都是些胸怀大志甚至是“志深轩冕”的人。
他们生逢无道之世,文化的发展把他们推向了怀疑君主专制、实现文化理想的阶段,所以他们处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尴尬境地,他们的心灵忍受着撕裂磨啮的巨大痛苦,即使平和如陶渊明,也还是写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足见其人格的分裂。
所以说,魏晋士人欲做直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他们在这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中,如病蚌生珠一样,创造出了丰富的文化价值,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能量。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世号靖节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田园诗人之祖。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的时期,是汉魏以来中华历朝、政治、民族和文化大动荡、大变局时代的继续,社会政治、民族关系和文化思想的矛盾十分尖锐。
始于正始(240-249)时代,一批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在魏晋政权攘夺的夹缝中,以任诞为策略,“以清淡为经济”,曲折表达自己的人生立场,开创了一代士人风流自赏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绵延至晋宋,陶渊明承传了这批名士的文化遗传密码,集合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志趣于一身,儒道互补,在平淡生活中艺术化人生,在田园诗文中提升“自然”至美学至境,在士人文化人格的自由构建中,超越了“魏晋清谈”的矫情内涵,进入到“隐逸文化”的新境界,凝结出“魏晋风度”的最后果实。
作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自然主义美学人生的开创者,一直到宋朝,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才真正确立了在文化、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文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范型和精神家园。
1.陶渊明——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是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意思。
“风度”本来是用在举荐制度中品评人物的词语。
魏晋以降,士人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扩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人格风貌,“风度”逐渐成为构成或欣赏一个名士的着眼点。
魏晋名士大多出身于世家望族,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
《世说新语》载:“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其言词之高妙,精神之超俗,一派名士风范由此可见。
魏晋士人,追求的不是皓首穷经,衣锦还乡,而是“托杯玄胜,远咏庄老”。
他们放情山水,及时行乐,率真任诞,风流自赏,以游戏人生的态度虚度岁月。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人们逐渐形成了率情任性,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雅、“以清淡为经济”的生活形式,行为举止多横斜逸出传统规范之外。
这种种行为举止又常常衍为风气,汇而聚之,于是凝结为魏晋风度,亦称魏晋风流。
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江左领袖王导、谢安,为不同时期风流名士的代表。
这个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群体,由两汉的千人一面、万众同声而走向张扬自我、个性解放,激起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一百多年的思想文化变革的浪潮。
魏晋风度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
从士人的发展历史看,先秦至汉初的士人都还是独立活动的游士,依靠个人的资质修名立身。
自汉武帝崇重儒学,儒士开始是以个人身份与政权结合,后逐渐培养起有分量然而仍是散在的政治力量。
但到了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汉帝国摇摇欲坠之时,汉末清议名士们,互通声气,在儒家理想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
他们以澄清天下为志,面对“邦无道,危行言孙”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批人。
《后汉书·党锢列传》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行矣。
”东汉清议,士人构成了与政权对立的社会势力,作为一个重大的文化政治现象,直接演化产生了魏晋清谈。
由清议转向清谈,这后面有着残酷的现实政治背景。
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非孝”的罪名杀了孔融。
孔融是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过渡人物,孔融一死,清议绝响。
到了曹魏代汉,三国统一的局面在望,但司马氏羽翼逐渐丰满,也打着周孔名教的旗号,试图以“禅让”做伏笔来攘夺政权。
魏晋士人又被搅动起来,言谈矫世。
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非汤武而薄周礼”,思想极为解放,有的还颇为出格,通过冲击正统的儒家礼教,来曲折地表达政治立场。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提到“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的正始才俊何晏,从精神到物质,是标准的“五毒俱全”的清谈名士,被尊为魏晋清谈之祖。
由于政治上正言谠论,被司马氏耿耿于怀,成为清谈名士中最先羁祸的第一人。
竹林名士嵇康,即或不谈政治,却也“以名重致患”。
《晋书·本传》载:“康将行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
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哀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
海内之事,莫不痛之。
”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
”从此,竹林名士如不党附司马集团,就得以放达、任诞、佯狂来避祸。
竹林名士之首阮籍为逃避司马家的约婚,连醉六十天使对方开不了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一生未尝措意文翰,最终只写了一篇《酒德颂》。
同样是谈老庄,气性大变。
正始重老,“性烈而才隽”;而竹林渐渐向庄倾侧,张扬庄子的虚无之气。
清谈,亦称“玄言”、“玄谈”、“谈玄”。
玄远是清谈名士的共同特点,大多谈士都故意大而化之,汗漫不着边际,示人以高深莫测。
何晏“约美”见长,王弼近于“巧”,嵇康理玄而“俊”,乐广善于“清言”。
于是,知识与权力的公开对立以淡而化之而告终。
魏晋风度无宁有着儒学文化理想与现实实用政治间抗衡斗争的深层背景,促成的却是游戏人间的虚无主义的玄谈风尚。
其原因一方面是魏晋后期司马氏势力已稳,知识与权力胜败之局已定,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名士只得消极对抗。
另一方面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在汉末清议至魏末清谈的较量中,暴露出虚幻的一面,儒学只剩下维护权力才有效的实用功能。
思想文化思潮便向老庄学说寻求出路,期间正值佛学东渐,佛家思想也发挥了吸拒推引的作用。
这一切促成了“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的庄老玄言成为中上层知识分子的风尚。
清谈配合着一套做人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魏晋风度”成为后世的隐者、清客、斗方名士模效的一种人格模式。
清谈不仅说理,也包含着辞例清新等内容,对语言和文学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
随着谈辩的深入,也促进了艺术视野的扩大,大大丰富了诗歌创作手法,使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清谈活跃人们思维、启迪思想,使人们从玄理高度看待社会问题,促进了人性的解放,使人格精神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然而,“清谈”一直被权力和正统鄙疾为贬辞,有名的是“清谈误国”。
王曦之也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
谢安反唇相讥道:“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谈致患耶?”谢安是魏末以来泳涵老庄思想最深湛,且能贯彻于行事的最完善的清谈名士。
他四十岁出山,淝水大捷,指挥若定,“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真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
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为政治所迫放浪形骸,骨子里也“不敢忘忧国”。
何满子在《中古文人风采》中激赞谢安系国安危、举重若轻的学养,称美他是“魏晋清谈的天鹅之歌。
”魏晋风度流布一百年到了晋宋时期,陶渊明以乌托邦理想“桃花源”,在田园自然中担待士人的终极情怀,被认为是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
陶渊明虽没有被南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所收录,但其人其文所达致的境界,是魏晋风度的极至,故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赞美陶渊明“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