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巴西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启示地区间发展失衡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拉美国家自不例外。

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是制约拉美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中，作为拉美第一大国的巴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具典型性，而其治理地区发展失衡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其它国家提供了启示。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巴西人口和主要经济活动集中于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东南部和南部地区最为发达、中西部地区次之、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最不发达。

由此导致巴西出现了所谓的“发达的巴西”和“落后的巴西”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尽管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缩小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依然困扰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地区之间财富分布不均;各地区在中央财政收支中比重差异显著;人类发展指数(HDI)水平虽普遍有所改善，但其中部分指标差距依然明显;人口的地区分布也相差悬殊，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居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紧密相连，并且相互作用。

巴西不同地区不仅人口分布不平衡，而且种族分布也不平衡。

由于巴西的不发达地区聚集了比重较大的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因此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直接表现为这些群体的贫困问题。

巴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成了人的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问题。

有统计显示，不同的种族贫困状况大相径庭，其中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往往是贫困的代名词，是最易遭受不平等的群体。

如，非洲后裔、混血人种和印第安人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白种人和亚裔巴西人。

此外，巴西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城市化水平超前，大量人口聚集于超大城市。

据统计，1989年巴西东北部和北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的9个城市的人口为4060万，占全国人口的近1/3。

其中，仅东南部地区的三大城市—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市就集中了2740万人，占全国全部城市人口的65.5%、占全国人口的20%。

城市贫困问题是巴西发展模式的产物，也是亟待解决的痼疾之一。

据统计，1989年上述9大城市中大约有1150万穷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8.2%。

其中，位于东南部地区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个城市的穷人绝对数量最多，均超过300万，分别占9个城市全部城市穷人数量的27%左右。

而由于人口过分地聚集于拥挤的城市，引发了城市居民基本的卫生和环境等基础设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中广大城市贫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

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演变导致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主要是地理、资源、历史和政策等四方面因素。

有分析则认为，地理特征如气候因素，以及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差异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还有学者通过对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深入研究后发现“巴西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工业化的同时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或者加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巴西政府又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起因。

巴西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始于殖民时代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分工，而且受制于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从殖民地时代到20世纪早期，巴西各地区的经济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形成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在工业化进程中，本国内需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前，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拉动巴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当时，能够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地方就决定了区域的聚集模式。

交替的增长周期使那些生产相应出口商品的地区受益，其中出现了东北部地区的“蔗糖周期”、中南部的“黄金和咖啡周期”，以及北部地区的“橡胶周期”，等等。

由于本国经济严重依赖几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的行情波动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决定着生产不同初级产品的地区的发展。

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都以出口初级产品作为经济支柱，前者主要出口蔗糖和棉花，后者以出口咖啡为主，到1870年左右，两个地区的收入相当，几乎看不出经济发展的差异。

后来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走势发生了严重分化：南部地区得益于国际市场咖啡需求的持续增长(据统计，在1840～1910年期间，国际咖啡市场的需求年均增长率达到5%)，并受益于英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素质良好的欧洲移民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

随着咖啡出口数量急剧增加，南部地区经济日趋繁荣。

大宗出口收入还为南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19世纪末期国家出台的本币贬值、关税保护等一系列政策让咖啡出口商和圣保罗地区的加工商受益。

与此相反，东北部地区的蔗糖和棉花出口却频频受阻。

蔗糖出口既面临欧洲甜菜糖的替代，更受到加勒比地区蔗糖的竞争。

在国际市场糖价下跌的同时，巴西东北部地区的制糖业没有采用先进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减少，转而靠销往本国的南部地区。

在19世纪后几十年，国际棉花市场需求疲软，而产自美国南方采用更高技术和拥有更低国内运输成本的棉花占领了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

因此，东北部地区的棉花也开始面向南部地区的市场，但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纺织工业保护主义。

20世纪之交，对内贸易成为支撑东北部地区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20世纪头十几年，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的地区差距已经形成。

从上述分析看，总的来讲，地理因素(如气候、地形、土壤等)和历史因素(殖民经济体系、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等)决定了巴西最初的区域聚集模式，也可以认为是导致19世纪末期在巴西形成南北经济“二元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由此拉开了巴西地区发展不平衡局面的序幕。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现。

这是巴西在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之前推进工业化发展战略过程的一个“副产品”。

在这个发展阶段，地区的平衡问题基本不在巴西政府的发展议程关注之内，相反，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导致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加剧。

客观上讲，政策因素成为人为地加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推动力量。

在此阶段，巴西经济经历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而东南部地区则成为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阶段的主要受益地区，因为巴西政府将发展的关注点一直放在本身已经较为发达的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

具体包括：早在20年代左右，巴西就形成了对东南部地区的咖啡产业的支持政策，这是首次从地区的角度出台这样的措施，强调对南部地区发展的关注;到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阶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的地区收入分配变得更多地集中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重点关注的是中南部地区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力图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并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深化。

与此同时，东北部等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专门的产业支持政策(如扶持糖或棉花生产的政策或产业调整政策)，相反，在面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而转向本国东南部等发达地区市场的情况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让东北部地区还不得不消费价格高昂的工业制成品。

因此，东北部等地区与中南部等地区之间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东北部地区靠输出初级产品获得的收入又被人为地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被中南部等地区获得，落后地区客观上为巴西全国的、尤其是东南部等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资本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重视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巴西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如1956～1960年发展计划)来促进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并进一步使经济布局向东南部地区集中，而并没有任何对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担忧。

事实上，随着巴西在这个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它所采取的将投资集中于经济增长领先地区来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使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关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注。

实际上，早在1940年，巴西政府就倡导“西进”运动。

50年代以后，巴西历届政府一直把开发落后地区作为基本口号之一，致力于对东北部、亚马逊流域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1956年库比契克当政时期，决心完成迁都的“百年梦想”，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在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新都，并于1960年正式迁都巴西利亚。

“迁都”是巴西政府开发落后地区的重要举措。

巴西利亚位于中部高原，地理位置比较居中，可以充分发挥全国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作用，其辐射力可以达到边疆地区。

在迁都后的3~5年里，巴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迁都的同时，政府还修建了通往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公路，从而为落后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迁都政策也使区域发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弱。

20世纪60～80年代，巴西政府采取更多切实行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个阶段可谓巴西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的1968～1973年，巴西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被誉为巴西“经济奇迹”。

因此，这个阶段的经济环境为巴西政府解决地区差异创造了实力和条件，也为国家利用优势产业反哺落后产业、鼓励优势地区反哺落后地区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成为可能和必然。

巴西政府开始高度关注地区之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例如，直接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发展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等，有效遏制了区域聚集程度过高的趋势，促进了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以北部地区为例，60年代以前该地区主要依赖橡胶出口，但在60年代期间却失去了在世界市场的几乎全部份额，此后仅靠技术含量较低的微波橡胶出口收入维持。

针对这种状况，联邦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大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开发力度，如对私人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刺激措施，通过公共投资加强该地区与外界连通的道路交通建设，鼓励国有企业增加向该地区的直接投资，等等，为该地区带来发展动力。

尽管北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中也出现了环境退化、收入分配恶化等现象，但在改变地区落后面貌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1988年新宪法颁布后，巴西治理落后地区的努力受到一定的干扰。

地方政府参与财政收入分配的比例锐减，联邦政府对于地区发展的投资一度减少。

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匮乏，使得贸易和运输等缺乏效率，导致了生产成本的攀升，之后通货膨胀问题开始突显。

为此，1994年巴西出台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稳定计划，这些行动加上贸易自由化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有效地规避了资金缺乏等困境。

应当讲，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即巴西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阶段，巴西基本保持了80年代中期治理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巴西政府开始关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阶段，通过其采取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码阻止了地区发展差距的继续拉大，但是巴西不同地区发展的现实情况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现象，巴西也不例外。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将束手无策或无所作为，尤其在当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恶化主要是由人为的政策因素导致的情况下，更应运用政策手段加以弥合，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起码要防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