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模式的发展及分析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的发展及分析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摘要]医学模式是人们对待或处理疾病和健康问题的态度或方式，是医学同哲学结合而产生的概念，随着人类观念的变更、时代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医学模式也处于不断的转变之中。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正逐步转变人们对于医学的认知，促使人们从生理、心理、社会多角度系统性地考查疾病与健康。

当今社会下，由于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变化，影响健康的因素多元化,使得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显得更加适合当今的时代发展。

[关键词]医学模式；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分析医学模式又叫医学观，是人们考虑和研究医学问题时所遵循的总的原则和总的出发点[1]。

医学模式的产生，必然是以医学实践为基础的，在医学模式中，包含了人类对医学的总体认知，同时医学模式也是对例如健康观和疾病观等重要医学概念的概括[2]。

随着人类观念的变更、对健康与疾病认知的深化以及时代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医学模式也处于不断的转变之中。

1、医学模式的发展历程医学模式的发展历史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期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与巫术文化相关，多采用诸如祈祷祭祀等神秘主义的方式，可以称这种方式为巫术医疗模式[3]；人类社会逐渐发展，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发现了动植物的药理作用，于是形成了以天然动植物为药物，以朴素的哲学思想为指导的医学理论相结合的哲学医学模式[4]，这是医学模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生物医学模式，公元十四、五世纪以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也大大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

“现代医学之父”英国的哈维（1578—1657）创立了“血液循环说”[5]并建立了实验生理学的基础，德国菲尔绍（1821—1902）创立的细胞病理学等成果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生物医学的模式也随之诞生和建立；第四个阶段既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977年，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家和内科学家恩格尔（G.L.Engel）在Science上发表了《需要新的医学模型:对生物医学的挑战》一文，首次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一概念[6],这种医学模式概念既考虑了病人发病的生物学因素，还充分考虑到了有关的心理因素及环境和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医学模式的发展体现了两次医学发展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以感官和实地观察为手段获得对人体生命现象、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和理解的古代经验医学，变为通过有目的地实验、进行科学论证，立足于科学实验和生物科学成就基础之上的现代实验医学;第二次飞跃是充分认识到人类除了自然的生物属性外，还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在考虑生物致病因素的同时，重视社会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从而产生了现代医学模式[7]。

这四种医学模式历时性的转变深刻反映出了人类对生命认识和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化，通过对医学模式的不断思考、不断完善，到现如今，虽然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对当代医学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且在某些医学领域有进一步深化的倾向，但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除生物因素之外的心理、社会因素对于影响疾病的重要性，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开始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渐应用到医学的各个领域之中。

2、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1977 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Engel）首先提出应该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 [8]，这一医学模式被誉为“现代医学模式”，是对科学医学的补充与完善。

也就是说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还包括人的心理问题、患者所处的环境（自然和社会因素）及医疗保健体系（社会体系）[9]。

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三者共同制约着人的健康和疾病，有时其中某个因素起主导作用，但三者总是相互影响的。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医学模式，也是当今医学界公认的较为全面反映医疗行为自身运行的模式，这一模式它既是医疗规则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医疗行为的运行规范，其综合考虑到了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在系统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生物学、个人、家庭等社会系统多层次关系对疾病产生的影响，并能够采用立体化、网络化和多维度对健康和疾病进行审视[10]。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适合了新的医学发展需求，在既往医学模式发展的基础上充分考量了现代社会的人口谱、疾病谱、死因谱和病因谱的变化，把疾病的致病原因从单一的生物因素的考量提升到从整体观点看待，突出了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WHO关于健康的最新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或赢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11]。

健康不仅仅在于身体机能的完好无损，同时还在于心理正常、社会适应良好，这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传达出的完全贴合。

在对健康状况或疾病的医疗后果进行评价时，需要在生物、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考虑，否则在对保健和医疗方案的优劣进行判断时，就会出现瞎子摸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而机体无论是处于健康状况还是处于疾病状况,都会同时在生物、心理和社会等方面有所反映和显露,有揭示其生理状况的指标,也有揭示其心理状况和社会状况的指标[12]。

这就有利于在患病之前进行健康管理，提前预防疾病的发生，并进行相应的心理诊断治疗，结合社会因素对疾病做出最为为完善的治疗方案，为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性提供了新的工具，为有效治疗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全面提高病人的生命质量提供了可能，且心理治疗在特定条件下能达到生物治疗达不到的效果通过健康管理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节省了医疗资源，避免了疾病后期无效的治疗[13]，这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病人而言都有极大的有利之处。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临床医学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从医疗型向医疗、预防、保健型转变;提供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对病人需要有感情,尊重病人的尊严、权利及自身的个性特征;重视个体、家庭与社区间的联系;服务模式从以医疗为导向向以预防为导向的转变:即病人教育、早期诊断、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人群健康筛查与群防群治。

同时推动了预防医学理论的研究,新的健康观促进了预防医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建立了高危环境、高危因素、高危人群的“高危”概念和病因预防、临床前期预防、临床预防三级预防策略。

健康卫生服务范围扩大为由治疗服务到预防服务,生理服务到心理服务,院内服务到院外服务,技术服务到社会服务。

让医学教育更重视人文社科的教育,扩充知识面,加强在职教育,保障在职医务人员知识的先进性。

也使得卫生决策以病人为中心而非以疾病为中心,可持续发展、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

但是，虽然至今为止，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提出有40余年，其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未得到良好的发展，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仍然在医学领域具有较深的影响。

且在我国，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仍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面，我国医生的治疗观念较为落后，在医生眼里，往往只能看到“病”而忽视了“人”，没有将病人当做一个“完整的人”去看待，在治疗疾病时总是重点关注病人的生化指标和药物方面的治疗，习惯性地使用生物学结论或者证据来判定疾病，缺乏心理及社会因素上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方法。

一个医生可以把病人治好，却往往会忽略病人的感受和心理需求。

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大多数医生所制定的方案也显得极为概念化，并没有针对每个病人的不同状况，因人而异，制定出不同的治疗方案。

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现代化检查设备的广泛使用，技术至上已成为全社会更加坚信的观念，人们更加相信客观的或由仪器表述的结果，而不愿相信主观的感受，尤其是对经验的分享[1]。

3、总结回顾前面医学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其实质反映了医学的发展与人类的认识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从时间的关系上来看，它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与医学发展的阶段性与同步性，人类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多维属性。

医学模式发展至今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且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地扩大，作为科学医学和哲学医学的综合，其坚持以人为本，不仅关注患者身体疾病的生物学治疗，更关注了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充分考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脏器间动态辩证联系的特性，并根据疾病谱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状况合理构建与完善医疗保健体系[1]。

在现实应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而非机械地理解并掌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而使其成为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医学思想，并巧妙利用于在医学领域中，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创新。

[1]李立,刘晓菊.医学模式再思考[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9,11(01):54-56.[2]潘秋予,王敏,崔小希,彭玮.医学模式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模式探索[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9(01):80-83.[3] 程乐森，徐玉梅，刁传秀 . 现代医学模式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 [J].中国医学人文，2015，1（8）：7-10.[4] 胡岚 . 新医学模式下医患关系现状与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关系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2（9）：255-256.[5] 杜治政 .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实践与医学整合 [J]. 医学与哲学，2009，30（17）：1-5.[6]Ｇ.Ｌ.恩格尔．需要新的医学模型：对生物医学的挑战［Ｊ］．黎风，译．医学与哲学，1980,1（3）：88-90.[7] [期刊论文] 王忠, 师乐, 陆林, WANG Zhong, SHI Le, LU Lin -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年7期 .[8] 张娴，杨丹，袁娜，等 . 结合新医学模式，重塑医学生人文精神[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7，9（32）：27-29.[9] Patemotle E，van Dulmen s，van der lee N，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cultural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 realist review[J]. Patient Educ Couns，2015，98（4）：420-445.[10] [期刊论文] 张嘉源 - 《饮食保健》2018年8期 .[11] Nobile M．THE WHO DEFINITION OF HEALTH：A CRITICAL READING[J]．Medicine and law，2014，33(2)：33—40.[12] 梁渊,梅桥生,田怀谷,孙奕,卢祖洵.如何正确认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及其指导作用[J].医学与社会,2004(05):1-3.[13] [期刊论文] 卞岳祺骥 - 《健康大视野》2018年17期.。